自序

1999年，一个本应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阳春三月，却突然出乎意料地迎来了春寒料峭的日子，一个刚从美国做学术访问归来的人，蓦然感到了一丝的寒意，除了倒春寒的天气，还仿佛夹着经济学中的若隐若现的迷雾所带来的微寒，这对于一个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已经20多年的人来说，还是有生以来的头一回。

呈现在鄙人面前的诸多经济理论、命题、论断、观点，多有相互矛盾、相互背反、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倾向；论者往往各执一端，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有些理论观点甚至陷入困境抑或悖论，如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公有制与私有制等。对此，这给当时的我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与困惑，既无法解析，又无能解惑，就如同股市中的黑色星期一，黑云压城，行情万变，滚雪球效应，令人难以捉摸，难以逃离，完全被“搏傻”心理所俘虏。此时此刻，我无奈想到的是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创立者琼·罗宾逊所抨击与批判的主流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二次危机”。心有灵犀一点通，原来是经济学的危机又来了！难道是主流经济学的“第三次危机”又不期而至？就个人而言，这似乎令人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别无选择。当时，在学术征程上，我只能绕道而行，背负这些困惑和悖论踉跄向前，在这个蹒跚行进的心路历程中，我只好尝试着另辟蹊径，辛勤劳碌耕耘，所幸没有白费劲，未做无用功，在科学的道路上，也曾收获过《时空经济学论纲》《中观经济本论》等获奖硕果。

当然，在这期间，本人并未决然放弃对诸多经济学之谜及经济学悖论的求索与猜想。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这是十多年之后的一天，在经历了3650天之后的某一天，本人终于在迷迷茫茫之中找到了可喜可泣的希望，这希望就是“辩证经济学”，即建构在辩证思维其上的经济学。在我看来，经济学就其本质而言，它应该也必须是辩证唯物论，它是辩证与唯物的融合。诚然，它首先必须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就是辩证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就不能说是辩证的。当然，少数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如动态经济学（哈罗德，1948）、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琼·罗宾逊，1933）、《资本的积累》（琼·罗宾逊，1956），抨击主流经济学新古典，探索动态经济学新领域，也许可以例外，另当别论。因此，正如我国研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最权威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是不科学的。所以，吾辈完全有理由相信，辩证思维是解构经济学悖论的钥匙，或许还是拯救现代经济学危机或“第三次危机”的灵丹。之所以如此，这应该是：

其一，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运动客观规律的，并且一切经济规律都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这一点与自然规律是相同的。但是，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又有所不同。经济规律的运动与自然规律的运动之不同在于是否有人参与其中。自然规律运动是不需要人参与，可以离开人的活动而独立存在，它自行运动就可以，如水往低处流、地球自转与公转等，然而，经济规律的运动是离不开人的参与，离不开人的经济活动的，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规律的运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如此，经济运动规律就必然是动态的、非静止的。这就是所谓的动态经济学。既然经济学是动态的、非静止的，那我们岂能用静止的、固定的观点和思维来看待这种运动的动态经济学包括那些是是非非的动态经济悖论？这显然是不可以的。如果真要用那种固定思维定式或静止片面的观点去解释动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悖论，非但缘木求鱼，南辕北辙，而且只能是雾里看花，眼花缭乱，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解释不清，就如同患夜盲症的人一样，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或者如同“选择性视盲”者一样，专挑想看的，无视不想看的，或放大或缩小客观经济现象表面，不深究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简言之，不但夜盲症者看不到动态经济学悖论，就是“选择性视盲”者也只能片面静止地看到动态经济学悖论的部分表象，如瞎子摸象，看不到、摸不着经济悖论的本原与真谛，甚至扭曲或歪曲事物的真相。更不必说少数居心叵测之人，其别有用心之举，其颠倒黑白之动，其颠覆制度之嫌，绝非“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视盲”者可以解释的！

毫无疑问，我们只能也必须用辩证逻辑的视角来审视运动着的经济学，来审视这一经济学中存在着的悖论，即用辩证思维来解构这一运动着的经济学与其经济学悖论。

其二，经济学悖论自身的特性决定了解构经济学悖论必须运用辩证思维方式。依据个人的研究表明，经济学悖论自身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正反双存，二元对立；阴阳互偶，相辅相成；是是非非，难分彼此；对立统一，二律背反；是非“反”动，相反相成。这样的经济学悖论的特征，在经济学说史上有些早已存在过，但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给予合理的解释，直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才非常睿智地运用辩证思维论证了劳动力权利的“二律背反”，高度辩证地论证了“剩余价值”“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舍弃了“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法则，证明了“亦此亦彼”的辩证逻辑法则。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对商品、货币、资本、价值、价格、信用、虚拟资本等悖论命题，天才地运用“转化”“异化”“演化”“抽象”等辩证思维做了经典而科学的论述。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里我们还要至诚地感谢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是他们在2000多年以前就为我们萌发了朴素的辩证思维，诸如“无为而治”“无为与无不为”“为而不争”“正言若反”“物极则反”“阴阳相辅相成”“祸福相依伏”“大智若愚”“大勇若怯”“柔弱胜刚强”等古人智慧的结晶，特别是道家在理论上的深度与辩证性为中国哲学思想独树一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解构本书的经济学悖论也将提供明智的指引，使这一朴素的辩证思想在我们当今的“古为今用”中得到继承、弘扬和发展。一言以蔽之，解构当今的经济学悖论，中国古代人的辩证思维智慧也是不可或缺的。

毋庸置疑，对于经济学中的悖论，除了运用辩证思维来加以论证和解困之外，还可以借用舶来的“解构主义”之“道”来解构经济学中的悖论。关于由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1930—2004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所创立的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主义的“解构主义”，本人不打算参与20世纪后半期这场哲学史上的争议，因为这是哲学家的事。也就是说，我无意于对被指责为“虚无主义”“寄生性太重”“根本就是疯狂”“充满了矛盾”的德里达理论提出指责；也无意于对被赞许为“批判地加以继承”“天生叛道品格”，一支“带着镣铐的舞蹈”的德里达理论提出赞许。我只想以扬弃之扬弃的态度，摒弃其“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掉”“自相矛盾”的理论，抽取其对“现代主义正统原则和标准批判地加以继承”的解构精神，剥离出它“反形而上学”“反二元对抗”“反非黑即白”的合理内核，这对本书来讲，对解构经济学悖论而言，对当今中外主流经济学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泛化与主流，无疑提供了深入解构的可能性。同时，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被边缘化，以及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多种经济学悖论，无疑提供了复原“正中”的或然性与解构矫正的或然性。这也许就是作者撰写此书的初衷，是本书的意识或“道”。这种意识或“道”，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思想，而且也“合乎”来自解构主义的意识或“道”的精神为我所用。

还应该强调的是：这里将解构主义的一种内涵称为“道”，与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有某种相通之处。中庸之道实为“正中”之道，即位于正中间，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偏不倚，不过不及，它的中间“正道”强调忠恕宽容，并行而不相悖。这与解构主义之“反二元对抗、反非黑即白、反形而上学”何其相似乃耳？相隔2000多年的时空隧道，如此久远的异国他乡，竟然有现代西方人与古代东方人的“道”相通，这不能不让人慨叹！不过，这反过来又证明了一些学者观点：解构主义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砸烂一切的学说，恰恰相反，解构主义相信传统是无法砸烂的，后人应不断地用新的视角去解读，去批判地加以继承。本书正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借用现代西方解构主义的合理意识或“道”，继承中国古代道家的“为而不争”“正言若反”“无为而无不为”的辩证法的思想和中庸之道的不左不右、不偏不倚、不过不及的思想，来解读、解析、解构经济学中的卅大悖论，用科学、严谨的解析，辩证系统的“一分为二”的解构，得出正中、公正的结论，以正视听，以 读者。

应该说，本书的写作有特定的背景，其背景可以被认为是以我国改革开放缺乏理论支撑为前提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四十年的历程，既取得了巨大改革成果和改革红利，也存在诸多失误与负面效应。从经济学层面上看，尤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趁机、乘虚而入，填补改革的理论缺位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为重、为大。在这样的负面气候生态条件下，必然滋生或侵入诸如庸俗经济学的东西，盲目地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东西，加之已被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定然造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经济学大杂烩。于是乎，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被边缘化或淡化，也就必然出现无法解读的诸多经济学悖论。许多经济学悖论“无解”的浮现，又更加使人们被经济学“哥德巴赫”猜想所困惑，不知所云，不知所措，只好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跟着风向走下去，再走下去！然而，能这样继续走下去吗？定然不能！因为前面有太多危险！话已至此，我想本人写这本书的背景和初心及出发点，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古典经济学悖论，重点解构“经济人”悖论、劣币悖论、价值悖论、投票悖论、伯川德悖论、里昂惕夫悖论、马歇尔悖论、节约悖论、二律背反、吉芬悖论、阿莱悖论。主要采用数理分析方式、实证分析方式、辩证思维分析方式来解析，借以揭示这些悖论的谜团、疑义、矛盾等。第二部分阐释的是传统经济学悖论，重点解构商品悖论、货币悖论、资本悖论、价格悖论、使用价值与价值悖论、资本积累悖论、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悖论、私人劳动悖论、信用悖论、虚拟资本悖论。主要采用辩证思维分析方式，运用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法、抽象与具体的分析法，解析这些悖论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第三部分是现代经济学悖论，重点解析市场悖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悖论、“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悖论、公平与效率悖论、赤字经济悖论、“杠杆化”悖论、私有制悖论、经济改革悖论、生产力悖论。主要采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方式，运用思辨法、反证法、类比法、大数据法即信息法、案例法、证伪法，对各种当今现存的经济学悖论进行现象与本质、相对与绝对、时间与空间、静态与动态、历史与现实的深邃解构，以求得到至真至善的答案与结论。

自序写到这里，不觉使我欣然想起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王绍光为京沪五位青年学者在2015年3月出版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所写的书评中说的一番话：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还有一巨大阴影：新自由主义在此期间沉渣泛起，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兴风作浪。撒切尔夫人几百次地不断重复她的口头禅：你别无选择（除了资本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一犬吠形，百犬吠声”，1989年日裔美国人福山又发出“历史的终结”，叫嚣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这是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王绍光教授以为，“也许不借资本的力量，社会主义的2.0版或3.0版本不会成功，但如不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笼头，它就会变成与人民为敌的洪水猛兽，变成威胁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洛伊木马’”。这并非耸人听闻，某些党政干部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某些精英陷在新自由主义泥潭不可自拔，依然迷恋子虚乌有的“普世价值”。是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极端人士，制造意识混乱，搅乱认知视线，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挟洋自重，并企图使其一统天下，独领风骚，或使其钻进社会制度内部鬼混，让“特洛伊木马”来实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当前经济学界出现的经济悖论，究其原因，它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攻击、诋毁、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舆论阵地而已，他们企图占领这块阵地，并利用这些经济学悖论来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打桩，使其主宰经济学界，这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武器去揭示它，解构它，才能破解，才能结束这莫衷一是的“无解”困境。

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块阵地上，已经有一大批像京沪高校的五位青年学者这样的勇者和先行者，他们勇敢地鼓与呼“大道之行”，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社会主义。他们的先知、先行、勇敢、正直，且所言具有真知灼见；他们手握真理，擎天立地，委实令人赞赏！这对于我这个已年逾古稀的老者来说，深感自愧不如。更不用说，王教授给青年人的书评，如此充满正能量的言辞和浩然正义的风范，本人亦更加敬佩之至。

趁自序未央之时，我想用一句当代伟人之言来作为自序的结束语。那就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另者，还想用一句古诗告诫极少心怀“人间正道私有制”之夙愿的人。那就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是的，与违背自然规律的刘郎（刘彻或刘晨）追求长生不老或“不该有的爱”一样，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规律之“正道”的人，迷恋上走私有化的回头路，妄想复辟，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何？因为规律应然不许，“正道”必然不让，民心愤然不容！

噫吁嚱，危乎邪哉！天地“正道”，岂敢背道而驰，正道不走，焉能走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