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外早期管理思想[注]

一、中国早期的管理思想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自古至今，就有着极其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一些管理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古代关于管理的论述，如《论语》《孙子兵法》《三国演义》《资治通鉴》等著作中对管理的精辟论述，至今备受各国管理学界的重视。如，天时、地利、人和；修身、齐家、治国；穷究事理、先谋后事；刚柔并济、德刑并用；义利两全、富国强民；知人善任、赏罚分明；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不陷不渎、上下同欲。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古代系统管理思想

公元前两千多年，禹以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中国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管理的历史活动便从原始社会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发展到了国家管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代政治家已先后提出了治国的总方针：一是人治思想；二是法治思想；三是礼法并举思想。如春秋时的管仲就提出“顺乎民心”的治国思想，他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并已认识到“法”的作用，提出“功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用法来规范民众。

战国中后期，荀子就提出了“礼法并举”的思想，主张“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而韩非子则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并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出“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管理国家的措施，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有深远的影响。第一，他改“王”为“帝”，自称“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二，设立以“三公九卿”为主的行政管理机构，以皇帝为中心，下设各种官职，主要官员都由皇帝任免和调动；第三，建立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全国划分为36郡，后增至40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设县亭，郡县官吏也由皇帝直接任免；第四，制定法令，管理国家，以《法经》为主要内容，形成了一系列法律、条令并形成体系。同时还统一了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以及车轨、道宽并且修筑万里长城。这些措施对建立、巩固中央集权管理体制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系统管理思想十分丰富。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其建造、管理都体现了古代系统管理思想的萌芽。在建造工程上，明代长城一般分为镇城、路城、卫城、关城、堡城、城墙、放台、烟墩等不同等级、不同形式和不同用途的建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在管理上，沿线设9个镇，每镇设总兵，上受兵部指挥，每镇之下又分级设“路”、“关”及城堡、墩台，形成多级管理系统，信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传递迅速、反馈自如。

闻名中外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都江堰工程，也是系统工程的古代杰作。该工程由岷江鱼嘴分水工程、飞沙堰溢洪排沙工程、宝瓶口引水工程及水利信息系统构成，融灌溉、蓄水、防洪、排沙于一体，合理地解决了分水导江、防洪防旱、引水灌溉、排除泥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运用系统思想的典范。

我国宋朝丁渭修复皇宫的方案“一举三得”，也集中反映了公元11世纪初中国管理思想的先进水平，也是运用系统管理思想的典范。当时，因遭雷击使皇城失火被焚，皇帝命宰相丁渭主持修复。丁渭提出：将宫前大街开挖成河，取土烧砖，引汴水入宫，水运建材。宫修复，以废砖烂瓦填平河沟，修复宫前大街。这样，挖河一举解决了就地取土、方便运输、清理废墟三个问题，省时、省工、省钱，符合管理的最优化原则，成为著名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实践范例。

2．古代信息管理思想

万里长城的修筑，其主要目的是防御敌人的进犯。因而及时传递信息、掌握敌情是十分重要的。长城上的烽火台就起着“信息源”的作用，白日以烟、夜晚以火作为传递信息的媒介。明代规定，来敌百人左右，一烟一炮示之；五百人二烟二炮；千人以上，三烟三炮；五千人以上五烟五炮。这种信息传递，既定性（敌人来犯），又定量（来敌人数），烟炮配合，光声并举，相互核对，几小时之内就能把军情准确地传递至千里之外的指挥机关。

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十分重视信息和情报的作用，《孙子兵法》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我国古代不仅在军事上运用信息管理手段，在经济管理上也运用信息手段。唐代刘晏在当时建立了全国信息网，以迅速掌握全国各地的经济信息和物价状态。他以朝廷用驿道快马传递公文的办法，设置知院官，收集各种庄稼好坏、市场价格的变动、四方物资的余缺等情报交给招募来的“驶足”，由他们一站接一站传递。数日内可将全国各地的信息迅速传递到刘晏处，再由刘晏等人综合各地信息，做出决策。由于信息灵活，渠道多，使市场长年保持稳定，国家掌握了足够的资金。虽经数十年战乱，仍保证了唐代国富民安。可见，信息管理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3．古代对策和决策管理思想

对策和决策思想早在战国时期就大放异彩，其丰富的经验对今天的决策科学化很有参考价值。墨子的“三表”决策思想，提出了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前提的思想。墨子提出：“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即在判断一件事是否可行时，先考察历史，看是否符合古代圣王的遗训；然后要听取百姓的意见，看是否符合民心；最后看是否真正有利于国家民众。

战国时孙膑的对策思想在“田忌赛马”的故事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当时，齐将田忌与齐威王赛马，田忌屡赛屡败。后来，田忌听从孙膑的计策，用自己的上、中、下等马，分别与齐王约中、下、上等马比赛，结果以2比1获胜。这是一种“整体优化”的对策。张良是汉高祖刘邦的谋士，他为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谋划了很多英明决策，因而被刘邦誉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最优决策者。

诸葛亮雄才大略，纵观天下，预测未来，做出三分天下的关键决策，并通过联孙抗曹，使一无所有的刘备能坐镇一方，雄观天下。《孙子兵法》十分重视决策，提出：“用兵之道，以计为道”。孙子认为：计划、决策应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入手，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这种决策思想同样适用于经济管理。

4．古代用人思想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墨子提出要“察其所能而慎予官”。荀子告诫执政者“无私人以官职事业”，切不可任人唯亲，而主张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晏子则进一步指出：人的才能也是不同的，应当让人专司一事，不能要求他无所不能。用人的优点，不用他的短处；用人所擅长的，不用他所不擅长的。这就是任用人才的要略。秦始皇能完成统一大业，是因为重用了蹇叔、商鞅、张仪、范雎等人。楚汉之争，项羽因“嫉贤忌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以至败退垓下，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而刘邦则重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高明的张良、肖何和韩信，从而大获全胜，建立了汉王朝。刘邦的用人思想在于量能授贤，不拘一格。关于择人的原则，《六韬》中有六字标准：一曰仁，二曰义，三曰恕，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此外，“为官择人”“任人唯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等论述，均反映了古人的用人思想。北宋王安石的人才管理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他的用人思想可概括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其中，教之之道，即坚持学用一致，造就人才；养之之道，即维持政府官员生活的俸禄报酬应采取的方针——“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取之之道，即选拔官吏的途径；任之之道，任用人才首先要根据其专长，知农的为农官，知工的为工官。王安石把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作为人才管理的起点，从根本上入手，这比他的前人前进了一大步。

5．古代行为管理思想

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开始了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有许多精辟的学说。在探索人类行为动机、需要的奥秘方面，中国古代先祖们起到了创始人和开路先锋的作用。韩非曰：“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即天有天的规律，人有人的规律。孙子也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即关于人的心理活动应该进行研究，不研究是不行的。对于人的本性问题，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而孟子则认为：“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地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认为人性无善恶，“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人性如水，向哪儿引导就向哪儿流淌。对于人的欲望和需要方面，荀子提出：“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不穷乎物，物必不属于欲，两者相持而去。”管仲也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并主张“文武兼施”，“恩威并重”。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对于管理者品行修养的研究，中国古代也十分重视。孟子主张“自反”“内省”来修养自己，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并认为“知耻”是修养的先决条件。荀子提出“治气养心之本”，即“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狭隘偏小，则廓之以广大”。

6．古代管理艺术思想

《论语·为政篇》中指出：“君子不器”，即领导者主要从事管理工作，而不应自己一味“冲锋陷阵”。孙子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之就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并强调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的重要性。《三十六计》，旨在应付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要“审时度势”、“时变境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诸葛亮东和孙权，北拒曹操，西抚蛮夷，所用战略不同；他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六出岐山、五路退敌，其战术也不一样。这种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方法的做法，是中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博大精深，虽然当时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但其思想价值极高，对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二、外国早期的管理思想

外国的管理实践和思想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奴隶社会，管理实践和思想主要体现在指挥军队作战、治国施政和管理教会等活动上。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以及古罗马人在这些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贡献。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也出现过许多管理思想，如16世纪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乌托邦》和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的《君主论》。然而，外国管理实践和思想的革命性发展是在工厂制度产生之后。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不仅在工业技术上而且在社会关系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变化，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受到机器大生产的排挤，社会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迅速从以家庭为单位转向以工厂为单位。在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下，效率和效益问题，协作劳动的组织和配合问题，在机器大生产条件下人和机器、机器和机器之间的协调运转问题，使传统的军队式、教会式的管理方式和手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不少对管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管理实践和思想应运而生。

1. 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对管理理论发展的一大贡献是他的劳动分工理论。斯密认为，分工的起源是由于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异，那是起因于人类独有的交换与易货倾向，交换及易货属于私利行为，其利益决定于分工，假定个人乐于专业化及提高生产力，经过剩余产品的交换行为，促使个人增加财富，此种过程将扩大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繁荣，并达到私利与公益的调和。

他列举制针业来说明。“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分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提高；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会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2．小瓦特和博尔顿的科学管理制度

小瓦特（James Watt Jr.，1769—1848）和博尔顿（Mattew R．Boulton，1770—1842）分别是蒸汽机发明者瓦特和其合作者马修·博尔顿的儿子。1800年，他们接管了一家铸造厂后，建立起许多管理制度。如在生产管理和销售方面，根据生产流程的要求，配置机器设备，编制生产计划，制定生产作业标准，实行零部件生产标准化，研究市场动态，进行预测；在会计的成本管理方面，建立起详细的记录和先进的监督制度；在人事管理方面，制定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发展规划；实行工作研究，并按工作研究结果确定工资的支付办法；实行由职工选举的委员会来管理医疗福利费等福利制度。

3．马萨诸塞车祸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

1841年10月5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至纽约的西部铁路上发生了两列火车相撞的车祸，在马萨诸塞州议会的推动下，这个铁路公司不得不进行管理改革。老板交出了企业管理权，只拿红利，另外聘请具有管理才能的人员担任企业领导。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企业管理中实行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其意义在于：一是独立的管理职能和专业的管理人员正式得到承认，管理不仅是一种活动，还是一种职业；二是随着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横向的管理分工开始出现，这不仅提高了管理效率，也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是具有管理才能的人员掌握了管理权，直接为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为管理学的创立和发展准备了前提。

4．欧文的人事管理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是19世纪初英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曾在其经营的一家纺织厂中做试验，试验主要是在当时工厂制度下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都相当低下的情况而进行的，主要包括改善工作条件、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发放抚恤金等。试验的目的是探索对工人和工厂所有者双方都有利的方法和制度。欧文开创了在企业中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的先河，有人因此称他为人事管理之父。

5．巴贝奇的作业研究和报酬制度

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1792—1871）是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和机械工程师，出版了《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一书，他对管理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工作方法的研究，认为要提高工作效率，必须仔细研究工作方法；二是对报酬制度的研究，他主张按照对生产率贡献的大小来确定工人的报酬。

6．尤尔的工厂秩序和法典

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1778—1857）是英国的化学家和经济学家，1835年他编写了《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经济》一书。在该书中，他主张建立工场手工业的秩序和工厂的必要的纪律和法典。他认为，工人由熟练而产生的“不驯服的脾气”给整个工场手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所以必须建立“秩序”，必须建立与机器生产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相适应的“纪律法典”。他认为，只有有效地实行这种“纪律法典”，才能使工人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使他们与整个自动体系的始终如一的规律性活动协调一致。安德鲁·尤尔可以说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在工厂中建立必要规章制度的人。

7．汤尼的收益分享制度与哈尔西的奖金方案

亨利·汤尼（Henry R．Towne，1844—1924）是当时美国耶鲁-汤尼制造公司的总经理。他在1889年发表的题为“收益分享”一文中，提出对职工的报酬应采取收益分享制度才能克服由利润分享制度带来的不公平。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每个职工享有一种“保证工资”，然后每个部门按科学方法制定工作标准，并确定生产成本。该部门超过定额时，由该部门职工和管理阶层各得一半。定额应在3～5年内维持不变，以免降低工资。他的主张实质上是按某一部门的业绩来支付该部门职工的收益，这样就可避免某一部门业绩好而另一部门业绩差时，实行利润分享制度使前者受损所产生的不合理现象。

弗雷德里克·哈尔西（Frederick A．Halsey，1856—1935）对管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工资制度方面。1891年，他向美国机械工程学会提交了一篇题为“劳动报酬的奖金方案”的论文。论文指出了当时普遍使用的计时制、计件制和利润分享三种报酬制度的弊端。他认为，汤尼的收益分享虽有改进，但在同一部门中问题依然存在。因而，他提出了自己的奖金方案，该方案是按每个工人来设计的：一是给予每个工人每天的保证工资；二是以该工人过去的业绩为基础，超额者发给约为正常工资率1/3的奖金。可以看出，哈尔西所提出的制度与其他当时所见的工资制度相比有许多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