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谷崎润一郎和他的作品(2)
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是作者本人的思想折光。谷崎笔下的众多女性没有思想，无非说明谷崎没有思想。在这一点上，日本有不少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都有所批评。佐藤春夫认为“润一郎是近乎罕见的没有思想的艺术家”。武者小路实笃批评他“思想性的东西简直是零”。就连后来担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长的胞弟谷崎精二也说“像润一郎那样没有思想的艺术家是相当少见的”。然而伊藤整不这样看，他认为以性为中心也是一种思想，即所谓“男性以追求女性美作为人生价值，为此不惜牺牲其他一切”的思想。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因为这种思想——如果勉强称之为思想的话——已经降低到了近乎动物性本能的低级地步，不过从中却可以窥见谷崎的女性观——女性至上主义。“娼妇型”女性的肉体美也罢，“圣母型”女性的白痴美也罢，在他眼里无不闪耀着神圣而耀眼的光环。在这种女性美，尤其在肉体美的诱惑面前，任何男性都将束手就擒，任何既存的道德规范以至一切社会约束都将土崩瓦解。那么他这种极端的女性至上主义、性至上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其走上文学道路前后的有关情况予以简单回顾。
谷崎润一郎于一八八六年（明治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于东京一商人之家，其父本姓江泽，入赘后改姓谷崎。他的外祖父本有四男三女，却将三个女儿留在身边招了上门女婿，而把除长子外的三个儿子送往别处。这三个女儿无不长得如花似玉，而尤以谷崎的母亲阿关出众。因而谷崎从小便对生母怀有一种近乎教徒般虔诚的爱慕与崇拜之情，认为世间再也没有比母亲更美的女子，而且这种美不仅仅限于容貌，还包括肉体。也就是说，他对母亲的爱分为精神上和官能上两个方面。这种自幼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心理不能不对他日后的创作倾向产生绵长的影响。《思母记》《吉野葛》《少年滋干之母》便是这种母恋心理的产物，同时也奠定了女性至上主义的基础。
小学毕业后，因家道中落，谷崎勉强读完初中，到上高中时，不得不在一户姓北村的人家当家庭教师以继续学业。这期间，由于他写给北村家一个使女的情书被发觉而两人同时遭到主人的驱逐。这一出丑事反而促成了他在男女关系上无视既存道德的决心。上大学后，他读了不少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对他影响较深的是德国作家波德莱尔、英国作家王尔德和美国作家爱伦·坡。这三位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创作倾向。他们反对文艺对现实做自然主义的摹写，认为文学艺术不应受生活目的和道德的约束，甚至从病态以至变态的人类性感中寻求创作灵感。这些无疑对谷崎后来那种如醉如痴地发掘以官能美为主的女性美的所谓“恶魔主义”有直接影响。当然，就作品的价值来说，谷崎却是望尘莫及的。因为这三人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流露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以至反抗情绪，而谷崎的作品却几乎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内涵。
此外，我觉得即使在这一点上，也不能截然割断日本固有文学传统对谷崎的影响。日本自七九四年进入平安时期以后，文学就成了宫廷贵族等少数有闲人手中的消遣品，带有浓厚的耽乐、唯美的倾向。也就是说，日本文学基本属于消遣性和娱乐性的。再者，“娼妇”在日本似乎从未被认为是大伤风化，反而在儒教式伦理道德下公开承认她的存在，“放荡”也无须引罪自责，甚至被视为男子的特权。因此，谷崎作品中的所谓“恶魔主义”、近乎色情主义的女性至上主义，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也并非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异端邪说，其产生自有其上面说过的家庭的、社会的、思想的以及历史的根源。
不管怎么说，谷崎毕竟是日本文坛上的赫赫大家，其文学活动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首先，谷崎的“女性至上主义”对日本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冲击。日本进入中世后，妇女在社会上处于被歧视的地位，成了专供男人发泄肉欲的对象和生儿育女、洗衣做饭的工具。即使明治维新以后，基本上也还是盛行大男子主义，别说崇拜女性，连男女平等都无从谈起。这种情况直接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在大多数作家的笔下，女性不过是可爱的玩物罢了，而谷崎却反其道而行之，将男女地位颠倒过来，声称“男人只有受女人支配，进而灭身，方能获得男性的最高幸福”。这当然是矫枉过正，误入极端，甚至可以说是开日本色情主义文学的先河，但在反对日本传统的男性中心观念这一点上，是有其社会意义的。
其次，谷崎润一郎的出现对当时自然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文坛是个冲击。二十年代初期（明治四十年前后），随着《棉被》《缘》（田山花袋），《春》《家》（岛崎藤村），《足迹》（德田秋声），《土》（长冢节）等作品的发表，自然主义文学迎来鼎盛时期。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以所谓幸德秋水“大逆事件”为契机，开始了更加残酷的思想镇压。于是自然主义文学转而迅速向“私小说”方面发展，而同政治、社会完全脱离开来，一味沉湎于个人的狭小天地，满足于咀嚼身旁一点点欢乐和哀愁，满足于自我陶醉，满足于“平面描写”，而谷崎笔下恶魔式的浪漫主义对此无疑是一种挑战。事实也是这样，在谷崎同夏目漱石、森鸥外、武者小路实笃、芥川龙之介等反自然主义文学派别的共同打击下，自然主义的一统天下趋于解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谷崎的“恶魔主义”多么高明，但他毕竟促进了文学阵容向多元化发展，而这对文学的发展总是有利的。况且他毕竟有表现日本传统美的古典主义的另一面并取得了成功。谷崎还写了一部有社会性的短篇小说《小小王国》，他译成现代日语的《源氏物语》也很出色，对日本文学无疑是个贡献。
此外还有一点要提及的，就是谷崎有“神童”之称，汉学造诣甚深，一生自视甚高，我行我素。即使在日本法西斯军人政府对内加深镇压、对外疯狂侵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也依然故我，潜心创作长篇小说《细雪》。《细雪》从一九四三年一月在《中央公论》连载三期之后，即遭当局查禁。于是他自费出版了二百册，但再次遭到警告。这虽然算不得英雄壮举，但在当时美化、鼓吹战争的“国策文学”甚嚣尘上的情况下，谷崎能够不奴颜婢膝、趋炎附势，而写出多少具有“反抗文学”意味的作品，这还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战后，他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顾问。
总之，谷崎润一郎是一位相当复杂、难以简单定论的作家，即使在日本，对他也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称其为“谷崎朝时代”（三岛由纪夫）者有之，斥之为“色情作家”者亦不在少数，但他终究是日本文坛独树一帜的名家，是当时日本作家中作品被西方翻译得最多的人。另一方面也的确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作品虽然达38卷之多，却没有创作出一个有生命力的艺术典型，没有一个有价值的女性形象。道理很简单：“每个时代的诗的不朽都要靠那个时代的理想的重要性以及表现那个时代历史生活的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活得最长久的艺术作品都是能把那个时代最真实、最实在、最足以显出特征的东西，用最丰满最有力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别林斯基语）而这点正是谷崎的致命弱点，同时恐怕也是不少日本作家的通病。
林少华
二〇一八年三月一日灯下于窥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