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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职业数学家去写一本关于数学的书,他一定会很发愁。数学家的工作应该是去证明新定理、发现新数学,不该谈论自己或其他数学家做了什么。政治家看不起时事评论家,画家轻视艺术评论家,生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们通常也有类似的感觉:这是实干家对评论家的藐视,没有比这种藐视更深刻,或总体来说更无可非议的了。解说、评论、品鉴,都是二等人才从事的工作。
我记得,在和豪斯曼为数不多的几次认真谈话里,就有一次对这个话题展开过辩论。豪斯曼在他的莱斯利•斯蒂芬讲座《诗歌的名与实》上,坚决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批评家”。在我看来,他表达的方式很荒谬,其对文学批评表示的赞赏,也让我非常震惊。
他以22年前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话作为开头:
我不能说,文学批评能力是否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最好礼物。但上天似乎是这样认为的,毫无疑问,它是一份最谨慎的馈赠。演说家和诗人……虽然不像随处可见的黑莓,但他们可比哈雷彗星的回归来得常见,而文学批评家则更稀缺……
他继续说道:
在这22年里,我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不过在另一些方面退步了。但我还没有进步到足以成为一名文学批评家;同样,我也没有退步到幻想自己已经是一名文学批评家。
一位伟大的学者和优秀的诗人竟然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是很可悲的。几个星期后,当我在大厅里发现旁边坐的是豪斯曼时,便单刀直入地和他聊起了以下话题:他的话当真吗?在他看来,最好的评论家真的能与学者和诗人相提并论吗?整个晚餐,我们都在辩论这些问题,我想他最终同意了我的观点。对一个再也无法反驳我的人,我似乎并不能宣布这次辩论取得了胜利。不过,最终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也许不能完全当真”,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或许不能相提并论”。
人们对豪斯曼的感受可能还有些不解,我也不指望他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但科学家的感受是毋庸置疑的,我和他们有完全相同的体会。当我发现自己的创作只不过与数学“有关”,而并不是数学本身时,那就是在承认自己不行了,我很可能会因此而遭受更年轻、更有活力的数学家的轻视或怜悯。就像其他任何一位年逾花甲的数学家一样,我围绕着数学写作,是因为头脑已经老化,不再有足够的精力和耐心去有效地从事数学本职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