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一
文强一生尽管浪得虚名,有吹牛大王之讥;而有时也不无远见,能在事情发生前预作安排,临事收事半功倍之效。例如四平的秘密工作就由于他的预见力而超前做出了成效,把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要害部门的一个二号人物拉下了水,为杜聿明提供了重要情报,廓清了杜聿明眼前的战略迷雾。拉人下水是个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的活儿,重要的是得因人而异。文强采取的办法既简单而且十分老套,就因为深谙“因人而异”之道,深入分析了对方的特点,然后对症下药,所以一举成功。这个办法就是美人计。
事情须倒回去从国民政府接管东北受到苏军横生阻碍,东北行辕与外交特派员公署撤到北平那段时日说起。
丘吉尔气急败坏地跑到美国,到处发表演说,发明了一个新词,叫作“铁幕”。其含义是: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借战败德国的余威,在东欧扶植了七个共产党国家,加上北朝鲜和外蒙古,用铁幕笼罩了包括苏联在内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同时西方国家的“左”倾政党纷纷挟这个“阵营”以自重,操纵江湖,哄骗选民,大有“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的势头。丘胖子语重心长地告诫美国以及自由世界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呀;进而呼吁英美两国携起手来,做自由世界的中坚,以对付欧洲“上空那个幽灵”的威胁。他还特别指出,在中国,那个“幽灵”已经掌握了不小的武装力量,正在蚕食自由世界在远东传统的领域。
他惊呼的情况,并非完全耸人听闻,确有一些符合事实。
中国的国共两党对弈,尽管美苏两国以及中国内部的反战力量一直在对蒋介石掷以“乾坤圈”进行约束,而全面战争的危险却始终没有消除过。在这个辽阔的国土上,有两个地区成了火药桶,最能首先引发全面军事对抗:一个是苏皖的长江北岸,一个是山海关外。
苏军为了让东北共军尽快壮大起来,一再拖延撤离时间。然而在蒋介石纠结英美多次干预下,后来也不得不向北撤离了。
他们撤离沈阳时,并没有按照当初与国民政府谈判时所约通知对方,而是突然间就走了。
驻扎在城外的国军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师长彭璧生发现苏军秘密移交工厂、监狱给中共方面的人,敏感到期盼已久的大撤离终于要兑现了。赶紧派遣大批武装人员身着便服,混进城去。待到苏军撤尽,他就在便衣武装人员接应下,拥大军迅速入城。
以离开沈阳为起点,苏军一路继续北撤。
国军始终与之保持五十公里间距,徐徐推进。一路上当然会与阻击的中共武装交火。苏军有意将不少火车头带走或破坏。少数可以开动的火车运兵量有限,国军追击共军的部队无可奈何,就主要只能靠步行了。
这段时期,国共双方的代表正在就东北争端进行谈判。双方观点相去甚远,争吵激烈;不过谈判并未破裂。
中共最初设想由苏军帮忙,把整个东北拿到手。由于国际局势对苏联压力增大而落空了。那么现在对中共最有利的情况就是停战,保住北满以及其他已从苏军手里接管的大片区域,徐图将来发展。所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是:苏军退出沈阳后,从沈阳到哈尔滨的沿线大城市我军不要去占领,让国民党军去接收,这样在政治上我方才会处于有利地位。
必须要说明的是这段时期刘少奇在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多年积劳成疾,从重庆回到延安不久就病倒了。苏共中央派来给他治病的专家组认为必须彻底休息,不准工作,所以很多事大家都没让他知道。
就在中共中央这份电报发出的当天,苏军继放弃了沈阳之后,又放弃了沈阳与长春之间的四平。
离开四平之前,苏军将自己的行动秘密告知了东北民主联军。
林彪命黄克诚火速派兵进入四平城内填驻。
黄克诚及时进了四平城。把城内的国民党地方官员一股脑儿请上一辆卡车,送出城去。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和中央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抚顺开会研究对应办法。
彭真、凯丰、李富春不同意中央意见。他们在会上坚持主张要对苏军“加强”交涉力度,请其履行共产主义者的国际义务,暂缓撤退,以待民主联军接管大城市并在那里站住脚跟;退一步说,即使苏军不帮这个忙,我们也可自行夺取各大城市。
高岗不同意这一意见。他认为苏联迫于条约义务以及国际压力,把沈阳等大城市让给国民党,我们不能强人所难。现在是敌强我弱,东北的群众基础尚未建立,所以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先行退出大城市,占领中小城市,做好农村工作,争取人民的了解,这才是重中之重;应借助苏联尚未退出的有利条件,迅速在北满、东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做长久打算。
张闻天支持高岗意见。
林彪未置可否。当有人请他发表意见时,他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只负责打仗,你们做出什么决议我就执行什么。事实上他是支持暂时退却转向农村徐图再举的主张。他私下对高岗说过,如果投票,我一定投你和洛甫(张闻天)的赞成票。
其实林彪已数次以个人名义向病中的毛泽东径电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明确表示赞同高岗、张闻天意见。例如十一月二十二日他的电文称:“应准备放弃锦州及锦州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再选弱点相时突击……应就地进行准备与充分训练,养精蓄锐,特别是要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林彪这份长电中表达的意见主要是两点:放弃以前辽西与敌决战的计划,撤往辽宁腹地;部队必须进行准备与训练,才能考虑战略进攻。他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保持了惊人的冷静与远见,这与高岗、张闻天是一致的。但可惜他们都不是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
有的史学家说,抚顺会议没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更无决议,是个不了了之的会。笔者认为,接下来东北局及其部队的举措说明不可能没有决议。首先,争论还在继续,双方各自在向中央申诉意见。
此前,中共中央下令党在东北的最大一块根据地组建北满分局,以陈云为书记,高岗、张闻天、凯丰为常委;高岗任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为政委。高岗去哈尔滨向陈云报到、履新是在抚顺会议以后。
高岗是个执拗性子,他到北满分局的当天就促成陈云、张闻天与他联名向东北局和中央上书再次阐述自己的主张。这份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发出的电报,史称《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笔者认为十分重要,不避枯燥之嫌,摘要于次:
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44]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了。因此,当前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不是把功夫用在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一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以便把其他兵力及干部迅速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中小城市、广大乡村,以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区域),在那里清除反动势力,放手发动群众,利用苏军屯集在北满的大量日本军火,扩大武装,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巩固根据地。争取我党在满洲的优势有许多有利条件,苏军的援助即为其中之一。同时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艰苦斗争就可以获得全满洲的念头,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45]
中共中央复电,明确表示“完全同意”。
但东北局主要领导彭真以及凯丰、李富春等并不同意高岗、陈云、张闻天的意见。
彭真十二月五日致电中央并林彪、陈云[46]说:“我们应积极准备夺取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47]
收到这份电报,高岗、陈云不待中央复电,当天就致电彭真说:“来电所称在歼灭及阻断北宁路[48]之敌同时,以三万兵力攻沈阳,一万清剿长春外围之敌。如此分兵,能否全胜?请考虑后果及影响。”“你们转来中央关于改变独占满洲与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指示[49]与你们来电(的主旨)是不同的。我们意见再分别请示中央。”[50]
刘少奇陆续为中央起草的几份致东北局电,耐心说服他们接受林彪、高岗、陈云意见,未取得效果。只好不顾苏联医疗组劝阻,向病中的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也已收到林彪多份长电,意识到再不加大干预力度,东北局的失误必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恶果。
十二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再次致电彭真、陈云、高岗。电文说:“毛主席在看了最近一个多月东北与延安往来电报之后,从休养所写来一个关于东北工作的指示,即发你们。”[51]
这份指示就是毛泽东扶病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题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电文论述了七个方面的问题。关键在于及时确定了中共在东北的正确战略方针,统一了东北局领导层的认识,为夺取东北的胜利廓清迷雾确定了方向。他指出: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建立这样的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做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的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乡村……
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因此,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显然,毛泽东的这份电报是吸取了林彪、高岗、张闻天、陈云等北满分局领导人和民主联军主将关于东北战略方针的意见,进行了更为深入思考以后的正确判断,为解放战争前期这场东北局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然而,由于当时毛泽东毕竟在大病中,由他亲自确认的东北战略的实施为党内外复杂局势所干扰,东北局负责人依旧试图在沿铁路线与国民党争夺大城市的控制权。
随着国民党军队源源不断开到东北,国共两党的谈判越来越艰难。因为接受了大量美援的蒋介石的腰板越来越硬了。
国民党的代表坚持这样的立场:共产党不能在东北驻军,必须退出,否则后果自负。
无路可退的中共中央也只好强硬起来:进入东北的国军,只能接收沈阳至长春沿铁路两侧半径十五公里地带;若想进入其他地区,必须征得共产党方面的同意。
面对这样尖锐的对立,以及在美国帮助下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国军,马歇尔判断共军在东北不会生存多久了。便借口向总统述职,暂时离开了这是非之地。他的如意算盘是再次返华时,东北已不在“调解”的范畴了。
随即,东北民主联军抢在国民党军之前,占领了战略要塞四平。从沈阳北进长春、哈尔滨,这是必经之地。
蒋介石命令杜聿明,尽快集结部队,夺取四平。
数日前还强调勿与国军在接收问题上较劲的中共中央,见战争难以避免,电令东北局:坚决粉碎国民党进攻,守住四平。
文强在四平的秘密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军事对峙下开始的。
戴笠在北平肃奸、肃贪的时候,文强飞去见他。在什锦花园原吴佩孚公馆——戴笠下榻处晤见。
戴笠没对他多说什么,教他速回东北,加强情报工作,配合杜聿明大军行动。叮嘱文强先去拜会杜聿明,介绍军统的工作安排,征求杜聿明的意见。
文强飞到锦州,找到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赵家骧。这才知道杜聿明肾病恶化了,躺在床上不能下来。
赵家骧说,文先生如果没有十分要紧的事就不要去打扰司令长官吧。
文强苦笑着两手一摊,说没有办法,确有要务必须向杜长官禀报呢。赵参谋长可不可以帮忙引见一下?
赵家骧也怕误了什么大事,只好引他去后院杜聿明休息的屋子。
文强首先向杜聿明转达了戴笠的建议:前一段时期在东北行辕设置了一个督察处监管情报,工作力度太弱;现在有意在司令长官部再设置一个,以方便直接地配合军事行动。
杜聿明对此颇感兴趣,说当然欢迎。是由文先生来主持吗?
文强说,部下我已经在行辕“尸位素餐”了一个位子,戴局长的意思是叫程克祥来做处长。杜长官以为如何?
杜聿明沉吟了一下,说雨农派谁来都可以;不过,派来的人还是要请他考察一下人品。以前派来做情报处长的荆有章,能力倒是有一点,只是路数太乱,除了乱搞钱,居然还四处招兵买马,封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什么司令、总指挥,闹得地方上鸡飞狗跳,民怨沸腾。我已经取缔了这个情报处,把荆有章也抓起来了。待军法处坐实之后,恐怕只好枪毙这个人了。请文先生向雨农解释一下吧。
文强明白,像杜聿明这样在蒋介石面前得宠的方面大将,戴笠是不敢得罪的。杀一个两个军统的中层干部,戴笠只会附和或默不作声,决不会反对。便马上说,杜长官处置得英明极了,像荆有章那样的坏人,不杀何以肃军纪而正国法呢?我想戴局长一定会举双手赞成的。
接下来文强又用请示的口吻问,军统的情报工作,杜长官有什么具体吩咐吗?
杜聿明说,共军初来东北时,只十来万人,还有不少是干部。到了东北,在苏军卵翼下发展很快;现今究竟有多大兵力,有说二十多万,有说三五十万,各种情报不一,至今依然是个谜。不明虚实,怕遭诱兵之计,所以在用兵上不敢大踏步推进。如果军统能够予以廓清,那就功德无量了。
文强边听边点头同时发出赞成的唔唔声。最后说,一定向戴局长转达杜长官的这个指示。
杜聿明勉力把脑袋在枕头上移动了一下,向着赵家骧,说请参谋长给文先生介绍一下我们的计划,他们搞情报也才好对症下药。
赵家骧点了点头说是。
旋即把文强招呼到壁挂式地图下,用指示杆逐一指着一些地方向文强介绍:
第一步,抢占热河、承德、朝阳到锦州一线,策应傅作义打通平绥线的行动;
第二步,肃清沈阳外围,先期扫荡营口、本溪一带;
第三步,抽调精锐部队渡辽河向四平推进,一举拿下这个战略重镇。
文强明白了四平对东北战局至关重要。他暗自沉吟,一定要亲手抓这项工作,建不世之功。
杜聿明深锁眉头,苦着脸叹息,我的贱恙越发严重了,恐怕难以继续采取保守治疗,最近将遵医嘱赴北平做手术。文先生在东北有事,可与赵参谋长联系。
文强当天下午就把自己打扮成粮食商人,携带五百袋面粉,在前线国军协助下,混过重重关卡,进入四平城。
运面粉的三辆马车没抵达预约的金记粮店,就遇上了共军的后勤采购人员,以高于市价买走了;还用的是银圆结算。
文强十分高兴,觉得运气不坏,也许办正事不会有太大难度吧。把银圆分给三个装扮马车夫的小特务,吩咐他们就地潜伏,随时策应“〇三”号的行动。
“〇一”号就是文强马上要去“唤醒”的潜伏特务。
四平与长春之间有一个村庄名叫河阳屯。村里一个大土豪名叫完颜登,日伪统治时期一直是当地的伪县长。日本投降后,他率领县保安队从县城退回河阳屯,守住自家的高墙深院,等待国民政府来接收县城。
不料等来了共军李运昌部。
他获悉共军对附逆的伪满官员一律收监审查,对欠下老百姓血债者更要严办,不免惊恐万分。共军刚到,他也不问虚实就指挥手下一百多名保安队兵丁进行阻击。结果可想而知,保安队大半被歼,其余作鸟兽散,他自己也被共军俘虏了。正要送他到战俘营,不料众多泥腿子告状,指证他为富不仁,强抢民女,欠下人命数条。共军长官说这等坏人,也难以改造,下令枪决了。
完颜登有一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女儿,名叫完颜如璧。这女儿是方圆几十里首屈一指的美女。少年时代在沈阳上小学、中学,后来考进了燕京大学。可惜还没毕业就与一个同学相恋上了,旋又同居,荒废了学业。更没想到的是这同学乃军统方面的人,生拉活扯将她拖入了“团体”。后来这恋人的身份被校内赤色学生察觉,在一次执行盯梢任务时被打死。她伤心极了,不待毕业就返回了家乡。
不久日本投降,家里遭逢变故,父亲死于非命,田产遭共产党没收,瓜分给穷棒子。从此她与共产党和穷棒子结下了血海深仇。
国民政府的行辕刚进入东北,她就千方百计要去拜谒长官,以图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适逢文强组建行辕督察处,重建东北军统。两人见了面,一拍即合。
文强见这完颜小姐姿色颇佳,文化又高,更重要的是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暗自寻思必有大用。他教她先到四平县立中学应聘国文教员——燕大学生自然是很容易的事;要伪装“左”倾,以后有重要任务交她完成。其实那时文强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只把她作为一枚闲棋冷子备用而已。不过也吩咐她,若有机会接触共军的中层以上干部,一定要抓住不放,设法建立友情。
文强在城厢旅社下榻,叫人通知完颜如璧来见。
文强发给她五十块银元和两根金条,作为以后的经费和薪水。问她有没有钓上什么鱼儿。
她说,有一个目标。多日前曾来学校给学生讲红军长征故事,是共军的一名团级干部。目前还只是相识、相熟阶段。不过此人看得出来没见过世面,好色,羡慕舒适生活。只要是她在场,此人就特别兴奋,忍不住对她频频顾盼,连学校一些师生都看出来了。
文强微笑点头。沉吟片刻,问她是否搞清了此人的具体职务。
她得意地点头说,全部都搞清了。此人名叫王继芳,四川巴中县人。红军时代在家乡参加红四方面军,随部队北上陕甘宁。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颇受校长林彪青睐,旋即留校做教员。不久前随林彪来东北,担任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52]
文强大喜,惊叹她真是天才的特工。马上表示要将她的军衔由原定的少尉升为中尉,同时许诺下一步再有成绩将另有升赏。
她不屑地瘪了瘪嘴,微笑一下,表示名利对她乃浮云,只图打击共产党以报杀父之仇,为这个她舍命也会干的。
文强肃然点头,赞扬这个就叫舍生取义精神,令人不胜敬佩呀。
此后完颜如璧施尽水磨工夫,果然将“东总”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拉下了水。
她当然没立刻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仍以进步面目在王继芳面前周旋。
后来王继芳表示要向组织上申请结婚。
她冷笑道,如果那样,你的革命前程完了,我的名节也完了。
王继芳大惊,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故意长叹一口气,说:事到如今,我只好实话实说了——我其实在北平是有丈夫的。
王继芳一听,大惊失色。气急败坏地结结巴巴地指摘她,怎么会是这样,你怎么能这样呀。现在你我做下了这等大事,可如何是好啊。
她平静地说,我与丈夫是包办婚姻,从来就没有感情。既然你我相爱了,我也委身于你了,待我抽个时间去北平把婚离了,回来你就向你的组织申请结婚,不就好了吗。
王继芳听了,一者已然做下了这事,再者也确实离不开这个美女了,便长叹一声说也只好这样了。
二
一九四六年二月中旬,戴笠在青岛逗留了较多时间,又返回北平。
文强获悉,搭机从锦州飞到北平,向他禀报工作进展,也顺便介绍了东北近期战况。
戴笠听了,很高兴,夸他会办事,这么短的时间就把东北九省三市的谍报网建立起来了,而且还在四平埋下了重要的战略棋子。
说到军事进展和杜聿明对东北军统工作的支持,文强不仅感慨系之,称杜长官真是有大局观念;又抱怨行辕一伙人及熊式辉本人对军统的敷衍态度,有时甚至还采取卡、压手段。
戴笠挥了一下手,就像要把熊式辉等人从意念中驱逐开一样。说熊式辉不过就仗着政学系、张岳军(张群)做靠山,没什么了不起。其实政学系那帮人都是一些书呆子,根本不懂得如今为政的要害。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至理名言啊;政学系那帮人不明白这个,一天只琢磨怎样去包围、影响领袖。我们只抓枪杆子;具体而言,在东北就是紧紧抱定杜光亭的大腿,一路追随他打到哈尔滨、佳木斯、满洲里,何愁九省三市没有我们立足之地呢。
文强又提到上次戴笠说的教程克祥去杜聿明那里做督察处长一事,做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其实心里是在考虑怎样阻止程克祥去。他心里的小算盘是由自己独掌军统在东北的权柄,不愿有别人分羹。
戴笠见他那神情,审视地瞧了一会儿,以为是杜聿明对这安排不满意,便问他是不是这样。
他顺势做出为难的样子,说杜长官也没明说,只是一听说程克祥要去,就好半天没开腔,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戴笠沉吟了一阵,自作聪明地断定是荆有章给连累的。
文强故意做出傻乎乎的样子问,荆有章干的事,与程克祥有什么相干呢?
戴笠摇了摇头说,你不知道,荆有章这个人临事喜欢攀扯别人,吹嘘这个是他的朋友那个是他的拜把兄弟,程克祥多半是遭的这个殃。加上杜光亭生性多疑,可能会以为两人有所勾结。
文强又做出愁苦的样子请示道,那局座觉得怎么办为妥呢?
戴笠又想了想,当即决定文强除了原任行辕督察处长之外,索性把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长也都兼了。然后两个处对内统称军统东北办事处,自然就由文强做主任了。戴笠说这样也好,事权统一,避免了推诿扯皮之弊。
文强假意推辞了一下。最后当然在对方坚持下,做出勉为其难的样子接受了。
文强辞别时,戴笠约他次日晚间来什锦花园共进晚餐,继续商量东北的工作。又教他把陈旭东也叫来。
什锦花园的消夜,是戴笠的厨子卞怀希操办的。这个厨子是抗战前期戴笠入川时在成都祠堂街一家饭馆吃饭发现的,高薪挖出来,一直使用至今。卞厨子本来是川菜高手,因为跟了戴笠,不得不学做杭帮菜。两者融合,不伦不类,倒也别有风味,颇获戴笠欢心。戴笠出差,只要在外逗留十天以上,都要带他随行。
这晚的消夜,说好了是便饭,所以主菜只有六样。西湖醋鱼、黄焖鸡之外,就全是川菜;另有三洋冷碟,无非油炸花生米、鹅油炸虾仁、火腿片之类。酒是道地绍兴花雕,卞厨子什么时候也要随身携带几坛。那厮是个有心人,知道主人好这杯。
戴笠兴致颇高,用大耳杯喝黄酒,卞厨子上完冷碟已经喝了三杯。边喝边一迭连声劝文强、陈旭东不要小口品,喝黄酒一开始要大口干。到了上热菜的时候,戴笠那张马脸开始刷红漆了。这时候的饮酒速度逐渐慢了下来,由一开始的一两分钟一杯放缓到半个小时才亮杯底。大多数黄酒高手是脸越红,亮杯频率越快;越快就越失去子午,越无子午就喝得越快,直至滑溜一下梭到桌底。单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戴笠是个颇有自制力的人。难怪二十年来能够披荆斩棘赢得蒋介石宠信、大多数黄埔师生的好感而获致个人事业的成功。欲望和情感对他的制约极为有限;要让他失去理性,除非那所谓欲望与情感足以让他失去理性。这种情况也并非绝对没有,下个月就发生了一次。而那一次之后就再没有下一次了。
面红筋涨的戴笠终于很少动面前的杯子了。那大半杯黄澄澄的美妙液体他偶尔也端到唇际碰过那么两次、三次,却总不见缩减。动筷子的频率多了。他夹起一小块烧三鲜里的肉送进嘴里,边嚼边赞叹卞厨子幻化川浙两味的手段真是无与伦比,根本无法判断两者的界限,也根本无法分辨孰为川菜孰为杭肴。又说我们的团体在东北也要像这样不显山不露水地囊括可以囊括的地方势力,拓展我们的地盘。
“为了这样一个宏伟目标,大家现在暂不要太多考虑个人名利;日后团体壮大了,还能少了我们什么吗?”戴笠说着,瞅了瞅文强,叫着他的表字问道:“念观兄,你说是不是?”
“那是,那是。”
“那么……”戴笠的目光掉向陈旭东,叫着他的表字问道:“昶新兄呢,同意我的蠢见吗?”
“局座高见!旭东岂止赞同,拥护!拥护!”
“那好!我现在就宣布对两位的任命了……”
席面上的这两位都有点紧张起来。难道原先预定的职位发生变化了吗?都不安地紧盯着戴笠马脸上那一副厚嘴唇。
其实都是杞人忧天,戴笠不过是旧话重提罢了,只有一点小小的改动。
“我们正式设立一个直属局本部的东北办事处,招牌不公开,对外是行辕与长官部两个督察处。这个东北办事处由念观兄屈居处长之职,昶新兄屈居副处长。至于原定的程克祥,先一边待着凉快凉快再说。两个督察处长都由念观兄来兼;昶新兄就不必多兼了,专任东北办事处副处长吧。因为东北情况复杂,借重之处很多,所以昶新兄的主要工作要放在协助局本部创建、开拓在东北的事业方面。我明白对昶新兄来说确实有所委屈,不过这只是一个过渡,将来是不愁在东北的地位的。委员长向我透露过,以后可能会教张汉卿出山管理东北,昶新兄应该算是张汉卿旧部吧,那时候委员长定会大大借重昶新兄的!”
这些灌米汤的话让陈旭东受宠若惊,笑得脸都烂了。
接下来戴笠叫副官去办公室取来一个小本子。他一页页地翻寻,很快就找到了什么,下意识地对那一页指点着,念念有词。旋即神情颇有点谋而后决,“得之矣”的味道。
“东北办事处的任务,局本部专家委员会商讨以后,议决了几条纲领性的东西。你们两位请记一下……”
他所谓“纲领性的东西”,有这么三条:
一、要在东北地区迅速恢复军统组织,那就须集结优秀人才到东北;
二、东北在苏联垂涎之下,尤其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予他们是利大于弊,致使东北成了巴尔干半岛第二,成了世界火药桶,苏美必争之地。须认真研究中苏条约,小心谨慎对付苏联人,尽量不招惹他们;
三、专靠关内调去的干部是不够用的,且不熟谙地理人情;须就地取材,吸收当地精英参加军统。尤其是伪满政府人员和乡绅,这些人无不恐惧共产主义,要着意物色。
夜阑送客之际,戴笠嘱二人不要在北平多逗留,尽快返回东北视事。
杜聿明在锦州卧床不起,仍在指挥前线作战。对共军的兵力不明虚实,即使胜了,也不敢放胆追击,只能稳扎稳打;命令各部首先扫清部队驻屯地周围的土共。
北路的八十九师倒是进展顺利,很容易就攻占了公主屯。不料该师一个团行至秀水河却遭到共军夜袭,全团覆灭。这让杜聿明更觉得共军兵力不明,下令不可冒进,不可浪战。
他致电蒋介石,谓从秀水河战役失利观之,共军人数众多,多为日械装备,苏制武器也不少,显系在苏联支持下日益壮大了。国军欲快速收复东北,非大规模增兵不可。伸手向蒋介石要兵要钱。也解释了自己肾病趋重,但反复强调了仍可坚持视事。因为知道熊式辉已向蒋介石报告了,瞒不住的。
二月十八日,终于支持不住了,只好飞往北平治疗,秘密住进白塔寺附近的中和医院[53]。夫人曹秀清也专程北上来医院照料。
杜聿明离任飞北平治疗是有所担忧的。因为必须要作左肾摘除手术,他怕一时不能痊愈,蒋介石会派人取代他。那样一来不仅自己会失掉得之不易的方面镇帅大印,那些跟随他到东北的一百多名幕僚也将失去饭碗。琢磨再三,决定向蒋告假的同时,举荐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郑洞国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长官,代行长官职务。杜、郑两人是至交;黄埔一期和陆大将校班两度同窗,后又在一起任正副军长,双方相知颇深。
蒋介石复电照准。
郑洞国三月初到锦州就职。
戴笠三月十五日忽然到中和医院探望杜聿明。
杜聿明听到副官通报,不无诧异。与戴笠相识多年,却罕有来往,更谈不上交情。今天来访,会不会是受蒋介石指派,实际察看病情?如果是这样,戴笠一旦认为病势不宜工作,回去向蒋禀报,就有换马的危险。盘算再三,决定见面后先发制人。
于是强打精神对戴笠说,医生认为不要紧,做完手术后一周即可出院。
戴笠摆了摆手说:“光亭兄千万不可急躁,既然已经入院治疗,就要安安心心让医生全治好了再说!主刀医生是哪一位?业务水平怎么样?”
杜聿明说:“是个留洋的博士,名叫谢元甫。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是教授了,如今是北平泌尿科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
戴笠点头唔了一声,似乎觉得还算满意。旋又问,“这位谢医生多大年龄?”
杜聿明想了想,说:“好像是六十多吧?”
戴笠愕然,摇摇头说:“年龄太大了,做手术的时候会不会精力不济?”
杜聿明说:“不会吧?谢医生医术精良是出了名的,精神也健旺,不会的!”
戴笠摇了摇头,“不可掉以轻心!医生年龄太重要了,这个小弟有痛切体会呀——以前我在上海割盲肠,也是由一位卓有成就的老专家主刀,是个英国老头子。这个老头子年龄太大了,动作迟钝,伤口缝了半个小时也没缝好。后来伤口老是发炎,天气太热或者阴雨天就疼痛,可把我害苦了!我的身体就是这样给搞坏的!”
杜聿明心里暗暗嘲笑,你小子的身体是太多的女人吸空的,怎么能去怪一个小小的伤口呢。
“光亭兄,您现在比谁都重要,要是弄坏了身子,误了老头子的东北大事如何是好?不行,得另外换个医生!”
杜聿明寻思,换医生又得多少天呀。东北局势瞬息万变,若迟迟不能回去视事,难保蒋介石不会索性换将。不行,不能换医生。
“谢医生几次给我治病,已然熟悉我的身体状况;况且北平也找不到超过他的泌尿科权威呀!雨农不要费心了,就由他主刀吧!”
“北平不行,我们可以飞上海呀!如果去上海,小弟一路护驾,负责到底!”
“不不不,千万别这样……”
两人争执半晌。戴笠最后做了一点妥协,说去不去上海暂不做决定,他今天去当面考察一下谢元甫的精力状况再说。
戴笠果然马上就闯到谢元甫的公馆。
那个时代的人谁不知道杀人魔王戴笠呢。谢元甫见戴笠突然来访,吓得目瞪口呆,不知道如何应对。
戴笠赶快解释,此来是为杜长官的病,向老先生请教一些问题,请千万不要误会。
谢元甫这才放下心来。恢复了常态,沏茶敬烟招待客人。
戴笠无巨无细地向他“请教”杜长官的手术程序以及术后治疗方案,注意观察他的思维和动作。最后的结论是语言得体,思维清晰,动作敏捷、准确,而且满头青丝,比实际年龄小七八岁。这才放下心来。随即教随行副官拿出五根金条放到医生面前茶几上。
谢元甫惊讶地瞪大了双眼,下意识地伸手把金条向外推移了一下,说这个可不敢当。
戴笠诚恳地说,这个不是诊金,诊金当有别的人致送医院;这个是蒋委员长赠送给谢医生的,可推辞不得呀。杜长官的手术顺利,康复出院,政府还会有重赏呢。
辞别谢元甫,已是夜晚八时半。戴笠又赶到医院。他显得很高兴,告诉杜聿明他的观感,认为谢元甫主刀谅不会有问题。还不经意地提了一句:校长现在可以放心了。
杜聿明这才释然,明白东北事蒋介石仍会倚重他。
手术确实很顺利。
术后两周仍不能下床,谢元甫制定了长达两个月的术后治疗。
蒋介石来电询问病情。
杜聿明觉得,既然东北的官位是稳定的,索性实话禀告,以便彻底痊愈再出院。便复电称,手术成功,刀口愈合无大碍;只是体质尚未恢复,医嘱尚需一定时日留院调养。
此后,蒋介石未按照习惯来电安慰。
这引起了杜聿明猜疑,后悔自己此前发出的电报言语不够策略。不久,各种渠道又传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之职可能中央正酝酿换人。杜聿明担心起来,害怕就此莫名其妙地丢了官。决定出院返回东北。
谢元甫百般劝阻,警告他伤口虽愈,尚未巩固,决不能马上工作,否则出了问题可不是玩的。
接着又传来消息,蒋介石派范汉杰到东北出任行辕副主任。杜聿明猜测可能会让范汉杰取代自己,更加紧张起来。
蒋介石忽然从重庆发来一电,教他提前出院,飞贵阳相见。
杜聿明惊疑不定,赶快命副官办理出院手续。寻思蒋教他去贵阳晤见,不外两种可能:一是慰勉一番,然后令他交出兵符;二是令他即返东北视事。第一种可能性最大。考虑再三,既然有丢官危险,索性作憨厚状,复电推托大病初愈,不宜长途飞行,最好就近返回东北任所。
蒋介石只好复电说:“吾弟既能返部,即勿庸来见。望速指挥所部收复东北领土,有厚望焉。”[54]
三
戴笠生命的最后十天是在极度烦恼中度过的。
他在北平、天津、青岛等地飞来飞去,指挥除奸、肃贪以及蒋介石交付的一些临时任务。行将结束之际,接到蒋介石一纸电令,教他近日交代完毕华北的巡视工作,不必去宁沪,可即来重庆,研究军统裁撤及其改换名称以进入不久以后组建的国防部等一系列事宜。
戴笠三月十三日复电禀告,定于“三月十七日回渝面叩一切”。
早在两个月前政治协商会在重庆召开时,打倒特务、取消特务机关的声浪就席卷会议的始终;后来在筹备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之际,取缔特务政策的呼声也十分强烈。国民党高层政要如戴传贤、孙科、陈氏兄弟、于右任,甚至黄埔系部分师生成了否定军统的中坚力量。
迫于压力,也为了向国内外视听显示即将结束“训政阶段”迈上民主宪政道路,蒋介石决定忍痛割爱、裁撤军统了。
他教宣铁吾拟个名单,组成研究裁撤军统具体办法的机构。
这份名单经蒋介石增删并调整排序后为: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史称这个机构为“八人小组”。
八人小组里面的宣铁吾、黄珍吾、李士珍是戴笠的死对头。这三人平时没什么交往,被凑在一个机构里后,气味相投,一拍即合,秘密策划如何把军统彻底埋葬的办法。唐纵在军统干过,遭戴笠排挤后反倒高升了,担任过侍从室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旋升国民政府中将参军、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此人虽然性格骑墙,凡事不为已甚,但难保不怀恨戴笠而偷偷落井下石。仅以这份名单观之,形势已十分不利于戴笠。
那时戴笠正在华北。收到局本部主任秘书[55]毛人凤发来的密电。电文很短,照录于次:
重庆宣、李、黄在捣鬼,唐亦不可靠,谨防端锅。
戴笠苦于在北平没人商量。适逢文强当时未返东北,便叫到什锦花园问计。
文强认为容易对付,献上以退为进之计。
戴笠不解,皱眉瞅着文强,说:“何谓以退为进?”
“自从北伐以降,校长有过三次下野,均为以退为进之计。每次都用得恰到好处!局座何不效法?不妨自请出国考察,将后事交给耀全先生[56]。我看国共战争不久必会放手大打,全国又当进入战争状态。那时谁还会对军统说长道短、数黄论黑呢?即令有一二多事者继续饶舌,校长哪里有闲情去倾听呢?军事一旦全方位展开,情报工作又将吃香,校长借重局座之处自然增多,岂敢放局座继续悠游林下乎?如此,我们团体的黄金时代又回来了!”
戴笠觉得不失为一条好计。不过,尚须斟酌,观察一下火色再说。
三月十二日,戴笠约见在北平公干的郑介民。说是久未相聚,一起喝杯酒吧。
酒肴尚未上桌,戴笠就把军统的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一向郑介民做了交代;甚至叫人把一口大皮箱拎进来,指着它向郑介民说:
“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向来我都是亲手保管——全部在里面了!今天请耀全兄收下,妥为收藏……”
向来把军统的大小权柄攥得很紧,决不让任何人染指的戴笠,今天何以灰心到这种程度?何况军统虽然面临解散,但风闻美国人正支持他出面组建海军,前途并不黯然嘛。郑介民十分困惑。苦笑了一下,说:
“雨农兄何至如此?”
“不不,耀全兄,我这样做是有我的道理的!”
什么“道理”,他也没明说。或者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种情绪所从何来。
三月十三日,戴笠离开北平去天津。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率北平大小干部机场送行。
戴笠在自己的专机前逐一握手道别,对每个人都说了一句感激的话。最后还谦逊地对大家拱手说,太隆重了,不好,不好;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呀。
在场者无不愕然,面面相觑,瞠目结舌。这不像戴笠的做派呀?以往大家给他送行,他只与级别高的一两位握手说一句再见就登机了;对余下的人视而不见,若心情特别好时也只在进飞机门时转身向大家挥个手。
戴笠只在天津待了一天就去青岛了。
当晚,他给胡蝶打了一个长途电话。
胡蝶接到电话,不知怎的,竟抽泣起来。还抱怨了一句道:“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呀!”
戴笠愣了一下,赶快解释在华北公务太多,整天晕头转向,请她原谅。
胡蝶不想听解释,打断了他的话,问道:“你什么时候回家嘛?”
戴笠一听“回家”两字,心里颤动了一下,涌起一阵热潮,说:
“我明天飞重庆,向蒋委员长述职以后立刻就回家!”
胡蝶带着泣声命令式地说:“不,先回家!”
她说这句话时声音里含着娇嗔和怨艾。
这个让戴笠颇有些为难的阃令,使他心里涌起了更大的热潮,眼泪也夺眶而出,声音哽咽地说:
“好,先回家!明天就回家,等着我!”
放下电话,马上向待命在客厅里的青岛站官员丁宿说:“马上电知上海站,明天午后到龙华机场接我!”
丁宿问道:“已经给毛主任发电告知局座明天飞重庆,要去电改期吗?”
戴笠沉吟了一下,吩咐给毛人凤去电,让毛转禀委员长,京沪两地尚有急务须处理,数日后飞渝面禀一切。
戴笠的专机停在青岛的沧口机场。
青岛站站长梁若节派行动大队看守,固定哨和巡逻哨双向护卫,确保已由机场几位技师在机长监督下检查、保养完毕的飞机的绝对安全。
这架飞机是导航设备最先进的美国DC47军用运输机改装成的长官座机,可以全天候飞行,乃四十年代全球第一流的飞行器。航空委员会[57]主任周至柔将它编为二二二号,提供给戴笠专用。
戴笠命梁若节再发一电给上海站参谋长李崇诗,具体于三月十七日午后二时在龙华机场接他。
二二二号专机起飞后,山东上空逐渐起雾。
进入苏北,雾越发浓了,空中一片混沌。
机长进起居室向戴笠报告,是否返航或者直飞重庆。重庆那个方向艳阳高照,天气很好。
戴笠断然挥手说:“不!这样吧,马上跟龙华机场联系,看看那边天气怎样。”
机长联系后返回,向他报告。“上海大雨如注,机场认为不能降落!局座,返航吧?或者直飞重庆?”
戴笠又挥了一下手说:“不!你再与南京联系,看看能否在南京降落。”
他的考虑是下了飞机就改乘火车赶往上海:回家!
机长只得又去联系。
不一会儿,返回来报告道:“南京现在没下雨;只是天色很阴,密云欲雨……”
“飞南京!”戴笠没容他说完就做了决定。末了自言自语咕噜道:“这不是全天候飞机吗,遇上点雨有什么了不起的?胆小鬼!”
这两天他脑子里全是胡蝶的影子,电话里那一声哀怨的“你回来呀”绕梁三日,总是在耳际萦绕,让他百感交集,尝到了从未领略过的人生况味。多么期望早一天,不,早一小时、早一分钟见到她啊。别说前面是阴霾垂天,也不必说前面是大雨倾盆,即便是天降万箭,他也会义无反顾地冲向中国的那片东南方向。此刻对于他来说,什么军统的命运,什么国共战争,什么蒋校长,全都成了身外之物,全都失去了价值。
三月十七日早上,重庆的毛人凤与戴笠有过一次电报联系。戴笠复电做了一些指示。
约莫九时,毛人凤驱车前往军事委员会礼堂。那里要举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保卫工作他昨天就布置妥帖,今天去现场只是坐镇监控,以防发生什么突发事件。
大会议程排得很满。第一项是宣布头天常委会选举、国大代表推选的结果;接下来是通过财政经济案、国民政府组织案。
不知为什么,毛人凤总是没来由地发慌,右眼皮跳个不停,以致主席台上在说什么他完全没听见。他向来相信“左眼跳福,右眼跳祸”之说。此刻不禁害怕起来,左顾右盼,十分担心一九三五年四届六中全会上刺汪案的重演。更怕不久前在七星岗发生的刺蒋案再度发生。尽管那次事件是他毛人凤向戴笠出主意有意纵容,让其在可控条件下发生,以嫁祸共产党,促使蒋介石下决心提前戡乱剿共;尽管那伙倾向美式民主制的黄埔系青年将校也全部落网了,但谁敢保证其后不会再出现类似妄人呢?想到这里,他赶紧起身,到会场的各个敏感点巡视,告诫便衣武装人员不可大意,务必盯紧四面八方,不可漏掉丝毫可疑现象。
在他的提心吊胆下,会议总算闭幕了。
午后二时,他亲自护送蒋介石步入防弹汽车。绷紧的神经这才彻底松弛下来。微笑着在心里嘀咕,看来“右眼跳祸”也未必每次都应验啊。
他回到罗家湾局本部自己的办公室,一头瘫在沙发上,想要放松一下,最好能小睡一会儿。
而一闭上眼睛,已然安静了的右眼皮又跳了起来。而且越跳越剧烈,频率越发密集。不禁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会有什么灾祸呢?啊,会上不断出现的裁撤军统的呼声很高,尤其是戴传贤和孙科闹得最凶,与陈氏兄弟相呼应。看来军统的命运真的不济了啊。
不知什么时候,副官进来禀报,四点十五分,早已过了与戴局长联系的时间了。
他一骨碌翻身起来,命令赶紧主动发电报与二二二号专机联系。
二二二号专机没有复电。
毛人凤命令与青岛站联系。
不到半个小时,青岛站梁若节站长复电称:局座已于中午十二时起飞去上海。
毛人凤恍然醒悟地点点头,微笑自语:啊,什么尚有公务,原来是见胡蝶去了。
上海龙华机场,大雨滂沱。
有几个人率领荷枪实弹的行动队官兵,打着伞在停机坪上守候。
军统上海站参谋长李崇诗,遵照戴笠指示,今天午后二时在这里守候。二二二号专机将在这个时间降落。他们在暴雨中守候了两个多小时,无人敢离开一步。大家不时诅咒这场暴雨下得不合时宜,不时遥望混沌的远空寻找飞机的影子。
雨越来越大了。雷声隆隆,惨白的闪电不时照亮了机场的一切,包括这伙接机人惶惑的面孔。
大家越来越不安了。
李崇诗呆不住了,去机场电台向军统北平站询问。
北平回电倒是迅速,称局座于前天飞青岛。
李崇诗又电询青岛站。
青岛站答称局座乘二二二号专机于今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升空,向上海飞行。
这样算来,专机升空已近五个小时了。正常到达时间为午后二时,现在临近六时了,音讯杳无。怎么回事?不安笼罩了李崇诗。他教大家呆在机场别动,自己驱车回上海站,用内部收发报机急电毛人凤,详禀情况。
毛人凤在办公室展读刚送达的电报,不禁大惊失色,吩咐火速接通南京站的载波长途电话。
南京站站长李人士称,根本没收到老板任何音讯,遑论见到本人了。
毛人凤他立刻向附近所有机场查询,然后火速报告。
一小时后情况反馈来了:午后一时二十分,明故宫机场导航台收到过二二二号专机呼号。当时南京刚刚开始下雨,也有雷鸣闪电,云高三百米,能见度极低,不具备着陆条件。机场建议返航青岛或徐州、济南降落。而二二二号专机坚持要着落。尝试了两次,没有成功;第三次失败后再度拉升。随后便失去了联系。
毛人凤顾不得喘息一下,下令接济南、徐州、天津、北平、青岛电话,所有可能降落的地方都问了个遍。
全部答复都是不知道戴局长下落。
毛人凤觉得大事不好,方寸大乱,在办公室里像困兽般冲过来冲过去。
副官提醒他,恐怕得及时禀报委员长。
他这才醒悟。急急忙忙驱车飞驰黄山官邸。称有紧急情况须面禀委员长。
侍卫室很快就安排了他晋见。
毛人凤一见到蒋介石,顿觉胸口发闷,喉咙哽咽,眼泪夺眶而出。
“报告委员长,戴局长专机今天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在青岛升空后,至今没有音讯!”
蒋介石闻言,刹时脸色大变,霍然站起来,指着毛人凤呵斥道:
“你,你胡说些什么?再说一遍!”
他把自己掌握的详情说了一遍。
正在这时,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打来电话,称据相关机场汇报,二二二号专机失踪。
蒋介石惊恐之余,不禁伤感起来,颓然坐下。声音颤抖地喃喃自语道:
“看来,雨农真的出事了!这个雨农呀,叫他来重庆,他偏要冒着雷暴雨往沪宁方向飞,怎么回事呀?”
他坐在办公桌后流了一阵老泪,咕噜了些谁也听不懂的奉化乡谈。然后像忽然想起来似的,吩咐俞济时通知周至柔,马上派飞机多架,沿青岛、南京、上海搜寻。一旦发现二二二号专机,立刻设法施救;同时通知空军所属机场协助民航机场查寻,随时上报情况。
接着命令毛人凤,“现在你马上带人携带电台、医务人员飞往相关地区寻找,一旦发现情况立刻跳伞下去。总之,千方百计找到戴局长!”
毛人凤回到罗家湾局本部,召集军统在重庆的全部中高层干部开会,通报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
全场刹时寂静无声。
片刻后那些椅子在或肥或瘦的屁股下发出因骚动造成的咔吱声。全场惊惶失措,面面相觑。
毛人凤传达蒋介石命令,问谁愿率救护人员乘飞机去寻找戴局长。还特别说明东南方向雷雨未停。
人们纷纷低下头,躲避毛人凤的目光,不吭一声。
毛人凤感到一阵寒心,沉重地摇了摇头,叹道:
“既然诸位都珍惜生命,那还是我去吧!”
“不,毛主任不能去!局本部岂能没有长官坐镇?”局里最年轻的干部沈醉大声说。
“是啊,我军统正值风雨飘摇之时,我还得执行戴先生指示,千方百计保住团体!可是谁愿意去呢?都不吱声,好啊!告诉你们吧,戴先生找不回来,团体就真的要完了!你们的官帽、高薪,种种特权还保得住吗?我看有那么一天恐怕饭碗都保不住啊!真没良心啊!”
一个年轻人霍然站起来,悲壮地喊道:“报告主任,部下愿去!”
毛人凤掉头一看,又是总务处中校处长沈醉。马上疾步过去,向沈醉深深鞠了一躬,说代表戴先生向他致谢。
随即领他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紧紧握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扶在他的肩上,不断地说,啊,好样的,好样的。又掉头问毛人凤,沈醉是什么军衔。得到回答后,马上摇头说:
“啊,中校。这个是,不行,不行,太低了!这个是……我现在正式提升沈醉同志为陆军少将!一会儿就通知诠叙厅备案。”
沈醉大喜过望,惊愕一阵,马上醒悟过来,啪地立正,大声说:
“谢委座栽培!”
蒋介石叫他两人坐下。又吩咐副官上茶。
平时像毛人凤这种品级的军官单独拜见蒋介石是不可能的;即使有要事求见,也只能站着禀报或聆听训示,哪里有坐的份儿,遑论“上茶”的礼遇了。毛、沈两人一时受宠若惊。
蒋介石坐在他们斜对面。倾听毛人凤禀报初步设想的营救方案,不时插嘴做一些纠正。后来,掉头问沈醉会不会跳伞。
沈醉赶紧起立,惶悚地说:“报告委员长,部下无能,部下不会!”
蒋介石唔了一声,招手示意他坐下。沉吟一下,说:
“那你去练一下跳伞吧。不要紧,两三个钟头就可以了,就是个胆大心细而已,不深奥,不深奥!”
沈醉心里有点打鼓,也只好硬着头皮说:“是!”
蒋介石又想了一下,说:“至迟明天早晨必须出发!记住,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戴局长!”
沈醉做出荆轲的神态说:“请委座放心吧!”
蒋介石写了一纸手令交给沈醉。上面是这么一句话:“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必须妥为护送出境。此令。蒋中正。”
又啰啰嗦嗦反复叮咛沈醉一些话,诸如“你如果发现戴局长的飞机不是停在可以降落飞机的地方,你就带着大家跳伞下去。无论遇到什么单位的人——包括共军,先出示我的手令!见到戴局长,立即向我电禀——我在这里等着!”蒋介石说着眼睛又红了。
毛人凤还从未见到他如此失态。心里感慨系之,戴先生真是他的儿子啊。
三月十八日入夜,沈醉等人枕戈待旦,准备天一亮就出发。东南方向的雨已停了一个多小时了。
当夜,毛人凤收到南京站李人士急电,称一小时前在南京西郊江宁县,发现了失事的二二二号专机。
次日上午,李人士率陆军总司令部督查室[58]以及军统南京站的大部分人员赶往江宁县板桥镇以南几公里处的戴山——二二二号专机失事的地方。这个地名首先让李人士心里咯噔了一下。
到了现场。专家勘察的结果是飞机失去平衡,分不清高低,首先撞到戴山上,然后掉到谷底。那山谷的名字叫困雨沟。这更让李人士讶叹不止。
毛人凤得到报告后,大为骇然:戴笠字雨农。飞机撞到戴山上,掉入困雨沟,天下哪有这么奇怪的事啊!然则此灾莫非“数”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