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念与师承的关系
众所周知，季刚先生早年受业于章太炎门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时，季刚先生考入湖北普文中学堂学习。其时朝政腐败，国势危殆，季刚先生乃与同学及朋辈密谋覆清。两湖总督张之洞觉察，而张氏与季刚先生之父云鹄先生乃旧交，至是遂资送季刚先生赴日留学。其时章太炎因从事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而在日本避难，主持《民报》笔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季刚先生向《民报》投稿，开始追随章氏。宣统二年(1910)，章太炎在东京聚徒讲学，季刚先生才正式投入其门下。
季刚先生的另一位老师是刘师培。二人结识甚早，而确立师生关系则甚迟。光绪三十三年时，章太炎和刘师培流亡日本，生活窘困之极，同居东京小石川一室，季刚先生此时即已与之订交。民国建立之后，季刚先生至北京大学任教，其后刘师培以拥护袁世凯称帝失败，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刘氏也开设魏晋南北朝文学方面的课程，同样讲授《文心雕龙》这部专著。他在这方面的见解，罗常培曾加笔录而有文字传世[1]，与《札记》并读，犹如桴鼓之相应。可以想见，当时在学术界发生的影响是不小的。于是桐城派的势力日益衰退，不能不让《文选》派出一头地了。
季刚先生与刘师培年岁相若，二人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其后季刚先生以为自己的经学水平不如刘氏，乃于民国八年执贽行弟子礼。据殷石臞先生介绍，季刚先生自谓文学不让乃师。从二人的创作方面来看，此说可以信从，但从季刚先生信从阮氏之说来看，应当认为他在文学理论方面曾受到刘氏的影响。
刘氏的学说，是《文选》派的后劲。这与他个人的家世有关。刘师培出身于仪征一个三代传经的家庭，而仪征这地方文风的崛起，曾受前辈阮元的影响。阮元官位显赫，而又热心文教事业，对汉学的发达起到了倡导扶植作用。他还在文学思想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清代中世之后文风的改变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作为仪征这一地区的后学，刘师培继起发挥阮氏学说，于是又有人称这一流派为“仪征学派”。仪征属扬州辖下，清代苏北地区文风很盛，出现过汪中等不少学者，这是一批在朴学上有高深造诣而又有其共同或近似观点的学者，有人总称之谓“扬州学派”。
桐城派的建立，自康熙年间的方苞开始，经过刘大魁、姚鼐等人的继续努力，乾、嘉之后声势日盛，甚至产生了“天下文章独出桐城”的赞誉。桐城派有明确的写作宗旨，在文风上也就会形成某些共同的特点。尽管经过许多高手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因理论方面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共同的缺点，那就是文章雅洁有馀，而文采不足。这一点就在姚鼐之时也已看出来了。他在编《古文辞类纂》时，在《序目》中标举宗旨曰：“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了补偏救弊，他又特辟“辞赋类”一目，希望扩大散文写作的源头，吸收骈文的某些艺术特色，使桐城古文在“味”、“色”方面丰富起来。
阮元就是针对桐城派的局限而提出了自己的学说，建立了自己的学派的。他认为应把骈文作为我国文学的正宗，把散文逐出文苑。这种见解当然也是很偏颇的。但他根据我国文学的特点而立论，强调文学创作必须珍视本国语言的特点，则有其合理的地方。这是《文选》派所以能够经受得住历史考验的原因。
阮元援引六朝文笔之说，所谓“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主张文必有韵。他又以为文章必须注意比偶，于是又引《易经》中的《文言》以张大其说。总的来说，阮元推崇魏晋南北朝时骈文的成就，以《文选》为宝典，信从萧统《文选序》中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说。他在《文韵说》中提出：“凡为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显然，这也正是针对桐城派的不足之处而提出的挑战。
刘师培撰《广阮氏〈文言说〉》，又援引载籍，考之文字，以为“文章之必以
彰为主”，他在《文章源始》中推阐阮氏之说，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辨，而文之制作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
但上述见解，却引起了章太炎的反对。章氏在《文学总略》中对阮、刘二氏之说作了有力的批判。阮氏主张文必有韵，而又把“韵”的概念扩大，用文中的“宫商”(平仄)来替代，以为《文选》中的散体之作，也可归入“文”中。但我国古来的所谓“韵”，都指压脚韵而言，《文选》中的散文固然不用压脚韵，就是那些骈体之作，除诗、赋、铭、箴等外，也同样不重压脚韵，因此章氏指出：“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这也就是说，阮、刘二氏之说缺乏理论上的根据，与事实不合。
章太炎的《文学总略》一文，洋洋洒洒，义蕴甚为丰富。他从历史上考察，从理论上辨析，对阮元一派的理论作了彻底的清算。文章开端，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
。以作乐有阙，施之笔札，谓之章。……今欲改文章为
彰者，恶乎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这是因为阮、刘之说不能圆满解释古今对“文”的内涵，故章氏提出了“以文字为准，不以
彰为准”的见解。
章氏的这种理论，考证字源而标举宗旨，用的是朴学家的基本手法，可以说是一种朴学家的文论。
由上可知，季刚先生的这两位师长，文学观念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点。他们之间的争论，牵涉到对文学特点的不同认识，从而对文学的范畴持不同的看法。刘师培以“沉思”、“翰藻”为文的特征，注意音韵和比偶这样一些我国语言文字所特有的美感因素，章太炎则认为以此衡文，势必要把一大批作品逐出文学的领域之外，不合国情，因此，他追本溯源，主张凡是见之于竹帛的文字，都应归入“文”的范畴。
季刚先生折衷师说，以为言各有当，从而对此作了新的剖析。他在《文心雕龙·原道》篇的札记中说：
阮氏之言，诚有见于文章之始，而不足以尽文辞之封域。本师章氏驳之，以为《文选》乃裒次总集，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又谓文笔文辞之分，皆足自陷，诚中其失矣。窃谓文辞封略，本可弛张，推而广之，则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此至大之范围也。故《文心·书记》篇，杂文多品，悉可入录。再缩小之，则凡有句读者皆为文，而不论其文饰与否，纯任文饰，固谓之文矣，即朴质简拙，亦不得不谓之文。此类所包，稍小于前，而经传诸子，皆在其笼罩。若夫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修饰润色，实为文事；敷文摛采，实异质言，则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废者。即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
这种见解，显然是基于章、刘二氏之说而重作的结论。他把我国文学创作的扩展和演进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这是“文”的初级阶段，章太炎所郑重申诫的，就是不能忽略作为文学源头的这一阶段。其后经过有句读之文，即经传诸子阶段，而发展为文采斐然的文章，也就进入了阮、刘所强调的六朝文学阶段了。这样看来，章、刘二氏之间看似针锋相对，实则并无原则性的矛盾，所以季刚先生通过细致的辨析而形成了更完整的见解。
这种认识，与刘勰的见解甚为契合。《文心雕龙》前面二十篇文章，分论各种文体，符、契、券、疏等“笔札杂名”也被视作“艺文之末品”，一一加以讨论。可见阮氏之说陈义过高，与六朝之时的文论大师刘勰的学说就不能相合。而刘勰在《总术》篇中描写“文”的特点说“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则显然不是指“著之竹帛”和“有句读者”的初级阶段之文而言。这样看来，章氏所立的界说又失之过泛，与刘勰之说不能完全切合。季刚先生讨论这一问题时，从《文心雕龙》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中得到启示，作出了合适的结论。因此，他对文学特点的看法与刘勰相合，对文学领域的区划也与刘勰切合，所以他的研究《文心雕龙》，也就不致发生畸轻畸重或隔靴搔痒的弊病。
总结上言，可知民国初年的文坛上，有三个文学流派在相互争竞，一是以姚氏弟兄和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二是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三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朴学派。季刚先生因师承的缘故，和后面的二派关系深切。他是《文选》学的大师，恪守《文选序》中揭橥的宗旨而论文，这就使他的学术见解更接近刘氏一边。但他汲取前人的创作经验，参照《文心雕龙》和本师章氏的“迭用奇偶”之说，克服了阮、刘等人学说中的偏颇之处，则又可说是发展了《文选》派的理论。
季刚先生在《总术》篇的札记中说：
案《文心》之书，兼赅众制，明其体裁，上下洽通，古今兼照，既不从范晔之说，以有韵、无韵分难易；亦不如梁元帝之说，以有情采声律与否分工拙。斯所以为“笼圈条贯”之书。近世仪征阮君《文笔对》，综合蔚宗、二萧(昭明、元帝)之论，以立文笔之分，因谓无情辞藻韵者不得称文，此其说实有救弊之功，亦私心夙所喜好，但求之文体之真谛，与舍人之微旨，实不得如阮君所言；且彦和既目为“今之常言”，而《金楼子》亦云“今人之学”，则其判析，不自古初明矣。与其屏笔于文外，而文域狭隘，曷若合笔于文中，而文囿恢弘?……阮君之意甚善，而未为至懿也；救弊诚有心，而于古未尽合也。学者诚服习舍人之说，则宜兼习文笔之体，洞谙文笔之术。古今虽异，可以一理推；流派虽多，可以一术订；不亦足以张皇阮君之志事哉?
阮元建立《文选》派时，曾经援用过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说，作为宣扬骈文的理论根据和批判桐城派的武器。季刚先生提出“合笔于文”之说，也是为了阮元持论过严而把笔中的许多名篇排斥在外，且不足以解释文学发展史上的各种复杂现象。但从他对阮元之说的推崇而言，可知他是以此为本而又吸收本师章氏等人之说来补偏救弊的。从这些地方来看，季刚先生的学说，比之阮元、刘师培等人的见解，更为圆通。作为这一流派的殿军，而又作出重要的发展，可以说他是一位《文选》派中的革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