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导读
《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的讲稿，也是半个多世纪来具有很大影响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专书。
一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读经、史，十二岁即中秀才。十五岁至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肄业。十七岁中举。次年，入京会试。归途在上海购得《瀛环志略》，知世界大势。他少年中举，自命不凡，“辄沾沾自喜”。当他在1890年随同陈千秋进见康有为时，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自称：“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甚至“竟夕不能寐”[1]。大为“感服”，“乃北面执弟子礼”[2]。
1891年，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梁启超协助康有为编校《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1894年的中日战争，清政府惨败。次年4月17日（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于5月2日（四月初八日）联名上书请愿，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梁启超也签了名。
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皇帝，以争取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又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梁启超参加了强学会，在北京主《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编务，又到上海主编《时务报》。
梁启超开始主持《时务报》笔政时，几乎每册都有一至两篇论文，著名的《变法通议》就是在《时务报》首先刊出的。《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梁启超首载《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列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报务的发达，“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认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不了解世界形势，不闻问国内大事，这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这是“有喉舌而无喉舌”。起“废疾”，助“耳目喉舌”，就要依靠报馆。报馆是“去塞求通”的开端。
《变法通议》在《时务报》陆续发表，它深刻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反复阐述不变法的危害、变法的必要，说是“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骋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他认为变法的本原是“变动科举”和“工艺专利”，前者旨在摧毁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封建科举制度，后者要求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一些条件。当时“新学士子”，怵于民族危机的严重，看到梁启超“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的声名大著，《时务报》也就影响日广。
接着，梁启超又到澳门筹办《知新报》和到湖南时务学堂讲学，在维新运动期间起过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与康有为合称“康、梁”。
政变发生，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横滨发刊《清议报》，说明要以之“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列“宗旨”四条：“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3]。1902年，梁启超创刊《新民丛报》，倡新民说，认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同时广泛介绍西方各家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等学说，并撰写一批学术著作，提出了新的史学理论。辛亥革命胜利后，梁启超回国，浮沉北洋政府六年之久，历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等职。
1918年冬至1920年春，梁启超旅游欧洲，此后，致力于文化教育和写作，直到辞世。
二
梁启超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写了大批论文和专著，也有一些译作。他的撰著之众，结集之多，在近代是少见的。
早在1902年，梁启超二十几岁时，他的文章已辑为《饮冰室文集》，此后，更有多种《汇编》、《文集》、《全集》、《合集》、《文选》、《文存》出版。据统计，有下列各种[4]：
续表
续表
其实，这个目录并不齐全，不但1937年以后各本未曾辑入，即此前也有缺漏。可见梁氏著作之多，影响之大。
梁启超学识渊博，淹贯经史，著作宏富，内容广泛，《饮冰室合集》就录撰著千余万字，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
还在1901年，梁启超就潜心史学研究，刊布了《中国史叙论》，认为新史学和旧史学不同，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看到“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不是“以一朝为一史”，从而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是“上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是为亚洲之中国”，是“中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是“近世史”。这种分法目的是打破朝代界限，“探索运动进化”[5]。
次年，梁启超又发表《新史学》，批判旧史学“陈陈相因”。至于新史学的“界说”，则是：“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之例者也”[6]。可知他的历史观是建筑在进化论上的。
梁启超在编写《新史学》的那年，自己也写了不少和史学有关的论著，如《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论希腊古代学术》、《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近世欧洲四大政治学说》、《斯伯达小志》、《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等。
此后，梁启超又发表很多与史学有关的论著，如《世界近代史按语》（1903年）、《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国历史上人口之统计》、《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1904年）、《世界将来之大势论》、《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国之多数政治》、《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越南亡国史》、《越南小志》（1905年）、《中国古代财币考》（1908年）、《英国政界剧争记》（1910年）、《欧洲战役史论》、《清史商例初稿》（1914年）、《读史举正》八卷（1918年）、《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年）。
梁启超“流质善变”，他的史学思想也屡有变易。到了20年代，他已形成了一套史学体系。1922年到1927年的几年中，梁启超先后以学术讲演的形式，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诸书。这里合印出版的，也是根据他的讲搞重新标点、整理的。
四
《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所作的讲演，同年11月、12月，《改造》第四卷第三—四号曾部分摘载，成书时文字上有修改，辑入《饮冰室合集》第十六册之七十三。
《中国历史研究法》分《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六章。他在《自序》中说：
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有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足。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
可知《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根据多年的治史经历和二十多年“所积丛残之稿”，在南开大学系统讲演后，再就讲稿记录增删而成的。
《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开始就对“史之意义”作了如下的概括：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7]
认为中国史必注意中华民族和“世界他部分之文化民族”，对国内各种团体、法律、农工商业、经济制度、人口增殖移转、与外国交通等等，“校其总成绩以求其因果”，主要是：
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
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
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的影响何如？
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
他以为，“遵斯轨也，庶可语于史矣”。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说是“最初之史”的体裁是诗歌，它“不恃记录而恃记诵”。《诗经》中的《玄鸟》、《长发》、《殷武》、《生民》、《公刘》，“此等诗篇，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在中国各种学科中，“惟史学为最发达”。“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到了周代，“史职已有分科，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这些史官所作之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以《春秋》为例，“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最短者乃仅一字”。
同时，“复有一种近于史类之书，其名曰‘书’，或曰‘志’，或曰‘记’”。如《尚书》。“《春秋》、《尚书》二体，皆可称为古代正史”。春秋、战国时，还有《国语》和《世本》，是“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
他认为，西汉司马迁所撰《史记》，可称为“史界太祖”，其首创纪传体，“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
“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自班固《汉书》以后，“断代为史”，但司马迁、班固以至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皆出私撰”，《晋书》至《明史》则为官修，正如前人所说：“官修之书，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耳。”
“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至《续通鉴》都“以年为主”。另有专讲典章制度的，“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
他评述了“旧目录家所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种体裁，对史书考核、史书批评也予说明。
第三章《史之改造》，认为“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因而“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他提出“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则数年之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现”。
第四章专门论述史料，说是“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得史料之涂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前者“史料之性质可略分为三类”，即：一，“现存之实迹及口碑”；二，“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三，“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四，“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五，“实物之模型及图影”。这些资料，“时间、空间皆受限制”。至于“文字记录的史料”，“记录之种类亦甚繁”，如“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著述”。最后，他对当时“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发生“无限感慨”，认为这是“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
第五章谈“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他先谈“搜集资料之方法”，说是“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博搜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现”。同时，“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所以“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
至于“鉴别史料之法”，则在“正误”、“辨伪”。历史上“往往有明知其事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或者“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他又以为“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两者自以前者为可信，但“有极可贵之史料而晚出或再现者，则其史料遂为后人所及见，而为前人所不及见”，也应注意。接着，举出“伪事之由来”和“辨证伪事应采之态度”。
第六章是《史迹之论次》。梁启超认为，“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接着，他对“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加以剖析，对“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举“最近之史迹”义和团，“示吾侪运用思想，推求因果，所当遵之涂径为何如”。
没有多久，梁启超又“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其一是“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他认为，“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但“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
其二是“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他对《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加以修正。
其三是“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他说自己“一直都认为是进化的，现在也并不曾肯抛弃这种主张，但觉得要把内容重新规定一回。”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修补及修正”的内容大抵如此。
五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系1926年10月至次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所讲，收入《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九十九。
梁启超自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与几年前所讲的《历史研究法》迥然不同”。过去注重通史，此次讲演则“注重专史”，分总论和分论两部分。
总论第一章是《史的目的》，说是“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在“求得真事实”中，他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搜集排比法、联络法五项，提到“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等要求。至于“读史的方式”，则有“鸟瞰式”、“解剖式”。
总论第二章是《史家的四长》。所谓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其中还对“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等五种专史“提纲挈领的说一个大概”。
分论一是《人的专史》，对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等体裁的位置和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为“应该作专传或补作列传的人物约有七种”：一是“思想及行为的关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时代或学问中心的”；二是“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处，可以影响当时与后来，或影响不大而值得表彰的”；三是“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过简略的”；四是“从前史家有时因为偏见，或者因为挟嫌，对于一个人的记载完全不是事实”的；五是“皇帝的本纪及政治家的列传有许多过于简略”的；六是“有许多外国人，不管他到过中国与否，只要与中国文化上政治上有密切关系”的；七是“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但是，也“有许多人虽然伟大奇特，绝对不应作传”：一，“带有神话性的，纵然伟大，不应作传”；二，“资料太缺乏的人，虽然伟大奇特，亦不应当作传”。
接着，考虑“做传的方法”，包括合传、年谱、专传、人表等。对孔子、玄奘的专传更提出了具体、详细的看法。
分论二原拟作“事的专史”，结果略去。
分论三是“文物的专史”，包括政治专史、经济专史和文物专史三大类。梁启超说，“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思想的发展，最初靠语言，次靠神话，又次才靠文字。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就这些方面，“他一件一件的讲下去”。在“学术思想史”中，他侧重于道术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的说明。
他认为“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几；二，郑樵；三，章学诚。此外，很多史家，在史学方面零零碎碎都讲了些原理原则，把史学的范围意义及文化都各各论定了。但在许多人里边，要找出几个代表时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学变化与发展的人，就只有这三个”。
至于“文物专史的工作”，他认为“在专史中最为重要，亦最为困难”，应该注意的是：“一，文物专史的时代不能随政治史的时代以画分时代”；二，“文物专史的时代不必具备，普通史上下千古，文物专史则专看这种文物某时代最发达，某时代有变迁，其他时代或没有或无足重轻，可以不叙”；三，“凡做一种专史，要看得出那一部分是他的主系而特别注重，详细叙述”；四，“文物专史又须注重人的关系”；五，“文物专史要非常的多用图表”。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内容大抵如此。
六
《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他自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如果从1901年《中国史叙论》刊布算起，到此书的发表，也“逾二十年”了。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专门讲演，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名著。其中很多治学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是，在这二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启超的思想也有递邅变化。他在编完《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已谓：二十年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不以问诸世”。此书出版不久，又作了“修补及修正”，说是“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按指历史的因果关系）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规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规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8]。如果说，梁启超原来承认“因果律”，还是承认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而现在却是抛弃“因果律”，对过去的史学主张发生怀疑了。
梁启超“流质善变”，他的“善变”，正是中国近代社会变动剧烈的反映，在这动荡的年代，他有过迷惘，史学理论也发生过“自我交战”。但《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毕竟是他多年钻研的结晶，中多精辟见解；即使他这时已步入晚年，不如过去那样生气勃勃，仍旧阐幽发微，予后人以很多启示。如果由此追溯梁启超二十年间的史学思想及其变化，那就更有意义了。
《中国历史研究法》单行本出版前，先于1922年由《改造》发表。次年1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9]，至1947年印了七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在清华学校所讲，由周传儒、姚名达笔记[10]，1933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有“国学小丛书”本、“万有文库”本），至1947年印了六版。
1987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重新标点整理，合印出版，以商务初版本为底本，与《饮冰室合集》本参校，并将他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的演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也就是他自己说的“对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附上，以满足当前史学界和大专学校文科学生的需要，当时他们嘱我写一篇《梁启超和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为“前言”。如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准备把此书收入“蓬莱阁丛书”，因将旧稿增补，作为“导读”。
1998年6月30日于上海
[1] 梁启超：《三十自述》。
[2] 梁启超：《万木草堂诗集·按语》。
[3] 梁启超：《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
[4] 见李国俊：《梁启超著作系年·前言》。
[5]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初载1901年9月3日、13日《清议报》第九○、九一册，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6] 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第一号开始刊登，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8]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见本书。
[9] 初版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
[10] 梁启超于1925年秋冬，“即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敷笔著，昼夜弗辍，入春而病，遂未完成”，至1926年10月，“讲座复开”。所以也可将演讲推溯到1925年。见姚名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