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概观

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

无论若何高邃之宗教，要之皆人类社会之产物也。既为社会产物，故一方面能影响社会，一方面又恒受社会之影响，此事理之无可逃避者。佛教有二千余年之历史，有东西数十国之地盘。其播殖于五印以外者，顺应各时代、各地方之社会情状，为种种醇化蜕迁，固无待言。即以印度本境论，幅员既如彼其辽广，种族既如彼其复杂，文化既如彼其繁荣，则佛教在彼土千余年间之分合盛衰，必与其政治上、学艺上有相应相倚之关系明矣。徒以印人历史观念缺乏，至今竟无一完备之信史足为依据，而佛教徒亦向不以此为意，故无得而征焉。然而佛教自佛灭度后，循机体发育之公例，为不断的进化蜕分，其间或荣或悴，经无数波折，卒乃灭绝而迁化于他方。此既章章不可掩之事实，苟非略察其社会变迁之迹，则此种现象殆无由说明；而其所输入中国之教理，何故有种种异相，亦无由知其渊源所自。吾故先为此章，刺取印度政治上大事与佛教有密切关系者，论其概要，俾学者得一简明概念，为研究佛教宗派史之预备焉。

佛陀在世布教之迹，略同孔子。孔子辙环所及，在黄河下游齐、鲁、宋、卫约千里间，南极蔡、楚而止。佛陀亦然。其足迹所及，在恒河下游摩竭陀、萨罗^[1]、迦尸、赏弥^[2]数国，约千里间，南极胆波而止（约当今之孟加拉省），而因缘最深者，则摩竭陀之王舍城（竹林精舍所在）、萨罗之舍卫城（给孤独园所在）、迦尸之婆罗奈城（鹿苑所在），此诸地方，实当时印度人口最密之处，而文化之中心也（至今犹然）。就中王舍城最为主要，舍卫次之，而此二地则外道之窟穴也^[3]。佛教首立根据于此，可谓力为其难，而后此佛教与外道轧轹不绝，且彼此思想常迭相为影响，则亦以此。

佛灭度时，摩竭陀王为阿阇世。其人本弑父篡国之恶徒，且常党于耆那，与佛为难。然当佛灭前已悔罪皈依（据《阿阇世王经》），故有名之“第一结集”（详次章），即在王舍城举行。其后阿阇世战胜波斯匿，兼并萨罗，拓境西至摩偷罗，西南至阿槃提，东南至鸯伽（即今之印度首都加拿吉打所在地），奄有五河全域^[4]（恒河所受五河）。王既信佛，故佛教亦随其政治势力而扩张，因扩张之结果，而地方的派别渐生。

佛灭后百五十八年（西纪前三二七）^[5]，有一事为印度文化史上所宜特笔大书者，则亚历山大大王之大军侵入是也。大王军力所及，虽仅在印度河流域，其时间虽仅十二年，然印度、希腊两文化系之接触，实自兹始。时大王领土，奄有波斯及中亚细亚，逮大军退出，挟印度文明之一部分以为归赆。佛教之入西域，此其远因。且自兹役后，犍陀罗、迦湿弥罗一带，已渐受希腊思想之濡染，而此两地实为后此佛教之中枢。故佛教在同一根本原理之下为多方面之发展，其受外来文化之戟刺，不可诬也。

西北部之客军方退，而中部之内争旋起，时则有所谓四恶王者，日寻干戈，破坏塔寺，杀戮比丘，一般人民固受涂炭，而佛教受创特甚^[6]。至佛灭后二百十九年（西纪前二六六），阿育王即位，教乃中兴。

阿育王Asopa 为佛教最有力之护法者，稍治佛学之人，类能知之^[7]。其祖父旃陀罗麯多^[8]，当亚历大军退出后，蹶起西北，逐希腊人所置将帅，旋龛定四恶王，统一中印度，建立所谓孔雀王朝者。再传至阿育，国势益张。南灭羯伽，西服犍陀罗，五印役属，余威且及域外，而奠都于摩竭陀之华氏城（亦称波厘吒子城，在王舍城西约二百里，佛在世时所常游处也）。既厌征伐，遂皈正法。时则有目犍连帝须Moggaliputta Tissa 者，实为国师，为王立种种关于宗教上之设施，既在华氏城举行“第三结集”，调和上座、大众两部之争^[9]，更派遣宣教师于国内外，大举弘法，其布教区域及教师名，具见《善见律毗婆沙》中^[10]。其今地名略可考定者如下：

《饮冰室专集》本误作“温”，今改正。

近欧人治梵学者，发现阿育王石刻二十余种^[11]，内中一小摩崖有“派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一语，据此可知《善见律》所记，盖为未尽。又其摩崖最大者七处，皆刻诏书十四通，其第十三通中有云：

“王即位第九年，征服羯伽Kalinga ……皈依正法，流布佛教。……王以为最上之胜利，正法之胜利也。此胜利行于王之领域，又远及于六百由旬外之邻邦：若臾婆那Yavana （即臾那）、王安捺歌Antiyoko 之国、调拉马耶Turamaya 、安忒尼Antikini 、马加Maka 、亚历加达拉Alikasudara 四王之国，南及初拉Colu 、槃耶Tandya 、赡波槃尼Tamba -pani 锡兰诸国。又王之领域内，……诸地所至，皆受王使之宣说随顺正法。……”

此碑文中所举外国之诸王，正可为《善见律》之臾那世界作注脚。盖臾婆那者，当时印度人呼希腊人以此名。此诸王者，皆亚历山大诸将之胤也。以近今学者所考定，则安捺歌，即叙利亚王安德歌士Antrocpos （西纪前二六一—前二四六，领有叙利亚及西亚细亚）。其调拉马耶，即埃及王德黎弥Ptolemy 二世（前二八五—前二四七）。其安忒尼，即马基顿王安特峨拿士Antigonas 二世（前二七八—前二三九）。其亚历加达拉，即欧比罗王亚历山大（前二七二—前二五八）。据他处摩崖所刻，尚有“王国所属臾那世界”一语，似此诸王当时皆对于阿育修职贡者，故得自由布教于其境内也。据此则阿育王与佛教关系之巨，可以想见。前此佛教所被，仅在五河——中印、东印之境^[12]，至是不惟普逮全印，更北抵雪山之尼波罗，东渐缅甸及马来半岛，南渡海入锡兰，西北出阿富汗至中亚细亚，极西逾波斯，散布地中海东岸，且延及非洲之埃及，至是而佛教始含世界性矣。

自兹以后，佛教应边地中兴之谶，分南北两路进展。北路经西域入中国，南路独盛于锡兰。而印度内地亦以教区日恢，地方色彩益分明，宗派部执，蜂起并作（详次章）。阿育殂落后百余年——约当西纪前二世纪，有婆罗门种之武将弗密多罗者，覆孔雀王朝，仇虐佛徒，自是中印度之佛教寖衰。

护法人王之最有力者，前推阿育，后则迦腻色迦，而介乎其间者，尚有一弥兰Milinda 。弥兰王，希腊人也。其先代已侵入北印度之舍竭，临信度河而居。王嗣位，约当西纪前百五十年，势力已渐进至恒河流域。闻龙军Nagasena 论师之教，皈依佛法^[13]。希腊人奉佛之确凿有证者，王其首也。盖至是而印、希两文化，已由交互而渐趋融合矣。中印佛教颓势，得此似亦稍振。

迦腻色迦王，盖佛灭后第七百年——西历第二世纪初期之人，以月氏种而王印度者也^[14]。月氏本我甘肃边陲一游牧族，当汉初时，转徙度葱岭，夺希腊人旧领地，百余年间，渐次南下，成一大王国，都犍陀罗，进据迦湿弥罗，遂为印度共主。其史迹略见于两汉书《西域传》（参看第三篇《佛教与西域》章）。而迦腻色迦，则全盛时代之王也。当西历纪元前后，佛教中心已由中印移于西北，而犍陀罗、迦湿弥罗实为之枢。此两地既与欧西接触频繁，文化性质，颇极复杂，且中印屡经丧乱，重以外道压迫，教宗耆宿，相率避地北来，故当时号称佛教正统派之萨婆多部，即以迦湿弥罗为根据。迦腻色迦王在此种环境之下为统治者，自然对于佛教当生信仰，其事业之最足记者，则迦湿弥罗之“第四结集”，今所传《大毗婆沙论》二百卷（玄奘译），即成于是时也（详次章）。迦腻色迦与胁尊者、马鸣菩萨同时。时大乘已渐兴，王一面崇礼正统派之萨婆多部，一面又建迦腻色迦寺，供养大乘僧。自兹以后，龙树、提婆继起，佛教如日中天矣。此王远祖，既发祥中国，当其全盛时，葱岭内外诸国，咸役属之，故于佛教东渐之因缘，关系最巨焉（详第三篇）。

佛灭后第九百年之初——西纪三一九年，笈多王朝Gupta 之毗讫罗摩秩多Vikramaditga 王（唐言超日）统一全印，威力不让阿育。此王崇信毗湿拏教，颇袒外道，致世亲之师如意论师含愤而死，事见《西域记》（卷二）及《婆薮槃豆传》（真谛译）。然其末代之王，似已有皈依佛教者^[15]。

读玄奘之《西域记》、义净之《南海寄归传》，当能知隋唐时代之中印度，有所谓那烂陀Nalanda 寺者，学徒极盛，实为佛教之中心^[16]。寺在王舍城北三十余里，与佛教发祥地之竹林精舍相附近，知其时佛教中心，复归于摩竭陀矣。此寺据《西域记》，谓佛灭后不久即以设立。然法显游印，当西历五世纪初，其游记叙摩竭陀诸寺颇详，独不及那烂陀，则知此寺必兴于我国六朝间矣。要之，佛灭后千年至千二百年间，中印佛教复大盛，即据那烂陀历史可以证明之。

当第七世纪上半期——佛灭后千一百余年时，摩竭陀共主为戒日王——即尸罗阿迭多，盖代笈多朝而兴者。玄奘在印学成，而戒日实为其檀越，尝广集四方学徒，使与奘辩难，奘立“真唯识量”，王悬诸国门，众莫能诘。其详具见《慈恩传》。迦腻色迦以后，护法之勤，当推此王矣。

中部正教复兴，而余部转更变衰。西北迦湿弥罗一带，前此大德辈出。至七世纪以后，渐为湿婆教、耆那教所占领，多剽窃佛教教理仪式，以似乱真^[17]。东南诸地，亦外道猖獗，僧徒受其影响，佛教变为秘密迷信的性质。义净西游时（八世纪初唐武后时），佛教衰微，已见端矣。今据《大唐西域记》，制为下表，觇当时佛教外道势力比较焉。

表注：[1]原误作“那罗曷罗”，今改正。

[2]原误作“七千里”，今改正。

[3]原误作“五千”，今补正。

[4]原误作“颇多”，检《大唐西域记》卷三 “迦湿弥罗国”条并未述及天祠，今改正。

[5]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6]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7]原误作“屈罗多”，今改正。

[8]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9]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10]原误作“十数”，今改正。

[11]原脱“三千余里”，今补。

[12]原脱“八”，今补。

[13]原误作“十数”，今改正。

[14]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15]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16]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17]原误作“七千里”，今改正。

[18]原误作“窣禄勒那”，今改正。

[19]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20]原误作“百余”，今改正。

[21]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22]原误作“八百”，今改正。

[23]原误作“五十”，今改正。

[24]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2幻原误作“三千余”，今改正。

[26]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27]原误作“三百”，今改正。

[28]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29]原脱“大乘”，今补正。

[30]原误作“劫所他”，今改正。

[31]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32]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33]原误作“三千”，今改正。

[34]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35]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36]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37]原误作“伽蓝倾颓荒芜”，今改正。

[38]原误作“三百”，今改正。

[39]原误作“五十”，今改正。

[40]原误作“鞞索迦”，今改正。

[41]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42]原误作“三千”，今改正。

[43]原误作“宝罗伐悉底”，今改正。

[44]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45]原误作“百余”，今改正。

[46]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47]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48]原误作“三千余”，今改正。

[49]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50]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51]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52]原误作“十余”，检《大唐西域记》，并无关于寺数的记载，今改正。

[53]原误作“减千”，今改正。

[54]原误作“数十”，《大唐西域记》卷七“尼波罗国”条下云：“外道异学，其数不详。”今改正。

[55]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56]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57]原误作“四千”，今改正。

[58]原误作“二十”，今改正。

[59]原误作“谵波”，今改正。

[60]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61]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62]原误作“夺那代弹那”，今改正。

[63]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64]原误作“二千余”，今改正。

[65]原误作“三千”，今改正。

[66]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67]原误作“万人”，今改正。

[68]原误作“七十”，今改正。

[69]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70]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71]原误作“二千”，今改正。

[72]原误作“千余里”，今改正。

[73]原误作“二千”，今改正。

[74]原误作“七千里”，今改正。

[75]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76]原误作“五百”，今改正。

[77]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78]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79]原误作“现在”，今改正。

[80]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81]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82]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83]原误作“百数”，今改正。

[84]原误作“佗”，今改正。

[85]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86]原误作“咕”，今改正。

[87]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88]原误作“三百”，今改正。

[89]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90]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91]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92]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93]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94]原误作“那”，今改正。

[95]原误作“苏剌侘”，今改正。

[96]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97]原误作“瞻折罗”，今改正。

[98]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99]原误作“七千里”，今改正。

[100]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101]原误作“阿默嫛翅罗”，今改正。

[102]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103]原误作“万余里”，今改正。

[104]原误作“六千”，今改正。

[105]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106]原误作“三千”，今改正。

[107]原误作“二十”，今改正。

[108]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109]原误作“二千”，今改正。

[110]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111]原误作“三百”，今改正。

读此表，可见当时佛教在各地，已不敌外道。其外道之尤盛者，则涂灰（即吠檀多派，计有自在天者）、露形（即尼乾子，亦即耆那，亦即无惭外道）两派殆与佛徒三分天下。而佛教昔盛今衰之迹，亦历历可见，如室罗伐悉底^[18]（即舍卫）为祇洹精舍（即给孤独园）所在地；如婆罗痆斯（即波罗奈）为鹿苑所在地；如迦毗罗卫为佛生地；如憍赏弥为佛常游地；如迦湿弥罗、犍陀罗为佛灭后五六百年间佛教中心地；如吠舍厘为“第二结集”所在地，其时殆皆已沦于外道。历史上圣境犹存其故者，仅摩揭陀之王舍城而已。

西历八世纪中叶，印度佛教始日就衰颓。盖吠檀多派之商羯罗Sankara 采佛教教理之一部分以中兴婆罗门旧教，既投俗尚，趋之者众，而佛教徒亦日陷于迷信，不复能自张其军矣。及西一千二百年（约佛灭后千七百年），回教徒蹂躏全印，烧荡伽蓝，屠戮僧侣，佛教在印度者，自是无孑遗，而像末余晖，乃在震旦也。

[3]梁启超原注：当时最有力之耆那教——即尼犍子，其教祖与摩竭陀王室有血统关系，久为该王族所归依，事见《阿阇兰伽经》及《劫波经》。王舍城之竹林精舍，本尼乾子教徒所居，频毗婆罗王及迦兰陀长者，驱逐尼乾，施与释尊，事见昙无德律及《西域记》。

据以上史实，可知佛教未兴以前此地外道之盛，中间虽被佛教夺作根据，然非久旋复滋长。迦腻色迦王之“第四结集”，本议在王舍城举行，而胁尊者谓“彼多外道，异论纠纷”（见《西域记》），知其地已复为外道所蟠矣。

舍卫之给孤独园——即祗洹精舍，为长者须达所施。须达初请佛往，佛谓：“舍卫城中，人多信邪，难染圣教。”后徇其请，使舍利弗先往经营，外道六师，群起攻难，其国王请舍利弗与彼角术胜之，乃得建立，事见《贤愚因缘经》。

[1] 通常译为“憍萨罗”。

[2] 通常译为“憍赏弥”。

[4] 原误作“城”，今改正。

[5] 根据下文，关于佛灭年代，梁启超显然是采《众圣点记》之说，即西元前四八五年。据此，原作“百五十二年”误，今改正。

[6] 梁启超原注：四恶王事，见《杂阿含经》卷二十五，南释迦王、北耶槃那王，西钵罗婆王，东兜沙罗王，其年代在希腊军侵入前抑在其后，尚难确考。

[7] 梁启超原注：阿育王事迹，今藏中有西晋安法钦译之《阿育王传》，梁僧伽婆罗译之《阿育王经》，可供史料。其余带神话性质散见各书者甚多。相传王造八万四千塔，中国境内亦有之，事固绝不可信，亦可见其势力深入人心也。

[8] 通常译为“旃陀罗笈多”。

[9] 梁启超原注：“第三结集”事，仅见《善见律》，谓目连帝须为上座选一千比丘，仿大迦叶故事，集法藏律藏。然阿育王经、传及石刻，皆不言此事，是否传信，未敢断言。上座、大众之诤详次章。

[10] 梁启超原注：《善见律毗婆沙》卷二【校者案：原误作“卷三”】：“尔时于波利吒弗国集毗尼藏竟，目犍连子帝须作如是念：‘当来佛法何处久住？’即以神通力观看，当于边地中兴，于是帝须语诸长老：‘汝等各持佛法至边地竖立。’……即遣大德末阐提至罽宾、犍陀罗国，摩诃提婆至摩醯娑末陀罗国，勒弃多至婆那婆私国，昙无德至阿波兰多迦国，摩诃昙无德至摩诃勒吒，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末示摩至雪山边国，须那迦郁多罗至金地国，摩哂陀郁帝夜参婆楼跋陀至师子国，各竖立佛法。”【校者案：此段引文与原文个别字句有出入，不复改】

[11] 梁启超原注：阿育王石刻之研究，创自英人勃雷涉James Priusep。因印度古钱有希腊、印度二体书，以希读梵，始能了解。始知所铭刻者，皆阿育振兴佛教之成绩。于一八三七年公布其研究之结果。尔来陆续发掘，所得不【校者案：疑此“不”字为衍文】刻文凡七种，其树立地散在二十余处，至今治印度史者以为瑰宝焉。

[12] 梁启超原注：据《善见律》，则罽宾佛教，似亦由阿育王传播。但他书所记，则佛灭百余年间，罽宾佛教似已确立，而所派之末阐提，似非阿育时人（说详第三篇《佛教与西域》章）。果尔，则前此佛教已扩于西北矣。两说未知孰是。

[13] 梁启超原注：弥兰王事迹，见《那先比丘经》（二卷，东晋译）。那先为那伽犀那之省，译义即龙军，实初倡大乘之一大论师也。此经即载那先与弥兰问答，发端叙弥兰履历云：“生于海边，为国王太子。”篇中记：“那先问王本生何国？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阿荔散”即“亚历山大”之对音，其国盖以亚历山大王得名。舍竭即《西域记》之奢羯罗，梵文Cakala、巴利文Sagala，即磔迦国故城，东据毗播奢河，西临信度河，盖迦湿弥罗东南境一大国也。《那先比丘经》，今锡兰之巴利藏亦有之，名为Milinda-panpa。近有英译本名为《弥兰王问经》The Question of King Milind。欧人研究印度古钱，得此王钱多枚，皆印、希文并用，刻有“护法王”字样，因其钱知为西纪前约百五十年人，又知其曾占领五河地方。

[14] 梁启超原注：迦腻色迦王事迹，见于汉籍者，《大唐西域记》最详，《杂宝藏经》、《大庄严经》、《大毗婆沙论》、《僧加罗刹所集经》等，皆有记载。而十三世纪时一蒙古人多罗拉那陀Taranatha者，著《印度佛教史》（原本用西藏文，一八六九年译成德文），述“第四结集”事，与《西域记》略同而加详焉。惟其年代则异论繁滋，如《西域记》卷三则谓当佛灭后第四百年，《阿毗昙八犍度序》，谓当六百余年，《僧伽罗刹经》谓当七百年。近来欧人研究印度古钱，发现月氏诸王遗币甚多，再以比附《汉书》、《后汉书·西域传》中月氏诸王之名氏，愈益纠纷，至今在欧洲考古学界成一大问题，异说不下二十余种。以吾所见，则《八犍度序》六百余年之说，最为近是，容当别著专篇论之。

[15] 梁启超原注：近发现一石刻，有笈多百六十五年（西元四八四）字样，其题名为佛陀笈多。似此朝之后王，已皈依佛教（井上哲次郎《印度宗教史》四九六）。

[16] 梁启超原注：《大唐西域记》卷九云：“那烂陀大伽蓝，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也。……请益谈玄，竭日不足，夙夜警诫，少长相成。……异域学人，欲驰声问，咸来稽疑。……欲入谈议，门者诘难，多屈而还，学深今古，乃得入焉。……明德哲人，联晖继轨，至如护法、护月，振芳尘于遗教；德慧、坚慧，流雅誉于当时。光友之清论，胜友之高谈，智月则夙鉴明敏，戒贤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罪（最）所知识。……述作论释各十数部，并盛流通。”读此可知当时那烂陀之盛况，著名大师皆出此间也。【校者案：此原注《大唐西域记》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原文录如下：“本大伽蓝，……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也。……请益谈玄，竭日不足，夙夜警诫，少长相成。……异域学人，欲驰声问，咸来稽疑。……欲入谈议门者，诘难多屈而还，学深今古乃得入焉。……明德哲人，联晖继轨。至如护法、护月振芳尘于遗教，德慧、坚慧流雅誉于当时，光友之清论，胜友之高谈，智月则风鉴明敏，戒贤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众所知识。……述作论释各十数部。并盛流通。”】又《南海寄归义法传》云：“至如那烂陀寺，人众殷繁，僧徒数出五千，造次难为群集。寺有八院，房有三百。”【校者案：此段引文与原文亦有出入，原文并无“至如那烂陀寺，人众殷繁”二句，“僧徒数出五千”，实为“僧徒数出三千”。】……此义净所记，距玄奘时又后数十年，其盛犹如此，可知此寺实有三百余年全盛之历史也。

[17] 梁启超原注：《西域记》卷三摩诃补罗国条下云：“有白衣外道……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本师所说之法，多窃佛经之义，随类设法，拟则轨仪……律行颇同僧法，唯留小发，加以露形，或有所服，白色为异。……其天师像窃拟如来，衣服为差，相好无异。”

[18] 原误作“宝罗伐悉底”，今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