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四十二章经》辨伪
藏中本经,标题云:“《佛说四十二章经》,后汉迦叶摩腾同竺法兰译。”《高僧传》云:“汉地现存诸经,唯此经为始。”[1]此语盖二千年来佛徒所公认。摩腾之姓,或作竺,或作摄,或作迦叶。此经或云摩腾译,或云法兰译,或云腾兰同译。两人籍贯,或云月支,或云天竺。此皆枝末异说,未有从根本上致疑于其伪者。如吾前文所考证,汉明求法,既羌无故实,腾、兰二人,皆子虚乌有,则此经托命之点,已根本动摇。然则此经果何时代何人所作乎?此问题向佛典目录学中求之,或可解答一二也。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省称《长房录》)本经条下云:
“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
此言此经性质最明了,盖并非根据梵文原本比照翻译,实撮取群经精要,摹仿此土孝经老子,别撰成篇。质言之,则乃撰本而非译本也。然则谁实撰之耶?吾以教理及文体衡之,则其撰人应具有下列三条件:(一)在大乘经典输入以后而其人颇通大乘教理者。(二)深通老庄之学,怀抱调和释道思想者。(三)文学优美者。故其人不能于汉代译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国两晋著作家中求之。
现存经录最古者,为梁僧祐《出三藏集记》(省称《祐录》),《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即始于彼。原注云:
“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
安法师者,即道安。其所撰录,即所谓《安录》是也(今佚)。此经既不著于安录,则可断言为道安所未见。盖《安录》记载极博,虽疑伪之经,犹不阙遗。苟其见之,必当有所论列也。道安与苻坚同时,安既不见此经,则其出固当在东晋之中晚矣。但犹有一事当注意者,《祐录》、《长房录》中所引“旧录”,为何人所撰,撰者在道安前抑在其后?若能得其出处,则《四十二章》之时代可以大明。因此又当牵涉及“经录研究”。据长房以后诸书所引,有曹魏朱士行著《汉录》,其书若真,则年代在《安录》前。然以僧祐博极群书,何以于此《汉录》一无征引。《高僧传·道安传》云:“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2]
然则安以前并无著经录之人,士行《汉录》[3]之伪托盖不待辩,而此所谓“旧录”者,断非士行录,更不待辩。然则道安以后、僧祐以前之经录共有几种耶?据《大唐内典录》所记,有东晋竺道祖《众经录》四部[4],有东晋支敏度《经论都录》一卷,《别录》一部[5]。有萧齐王宗《经录》二卷[6]。此所谓“旧录”者,总不能出此三种以外。又考《祐录》“《阿述达经》”、“《大六向拜经》”两条下引“旧录”,《长房录》所引文全同,而称为《支录》。则凡僧祐所谓“旧录”,殆即支敏度之《经论都录》。若吾所推定不谬,则《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实自《支录》始矣。支敏度履历,据《内典录》云:“晋成帝时豫章沙门。”其人盖与道安同时,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则此书或即其时南人所伪撰,故敏度见之而道安未见也。敏度又尝将《首楞严》、《维摩诘》两经诸家旧译,汇而抄之,其序见《祐录》中。然则敏度盖有抄经癖,所谓“撮要引俗”者,实其专长。或此经即出敏度手,亦未可知也。
尤有一点应注意者,《长房录》于支谦条下,亦列有《四十二章经》,注云:
“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
此《别录》即支敏度之《众经别录》(其他经录,无以“别”名者),然则度所编集,有两本矣。此经理趣文笔,皆与支谦诸书,系统相近,指为谦作,亦近情理。
要之,此书必为中国人作而非译自印度,作者必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过吴,最晚不过东晋,而其与汉明无关系,则可断言也。
今当研究佛教初输入地之问题。——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支、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汉武帝刻意欲从蜀滇通印度,卒归失败。然非久实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盖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时以广东之徐闻、合浦为海行起点,以彼土之已程不为终点,贾船转相送致[7]。自尔以来,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8]。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
楚王英奉佛,固属个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薰染,盖有不可诬者。我国南北思想两系统,在先秦本极著明。北方孔墨之徒,虽陈义有异同,然其重现实、贵实行则一。南方自楚先君鬻熊,相传已有遗书,为后世道家所祖。老庄籍贯,以当时论,固南人也。其治学则尚谈玄,其论道则慕出世。战国末大文学家屈原,其思想之表现于《远游》诸篇者,亦与老庄极相近。盖江淮间学风与中原对峙,由来久矣。西汉初淮南王安,受封故楚,与其地学者苏飞、李尚辈讲论,成《淮南鸿烈》解传于今,集道家言之大成焉。然则在全国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对于佛教最易感受,对于佛学最易了解,固其所也。中印交通枢纽,本在广东,但其时粤人太蒙昧,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汉武平南粤后,大迁其人于江淮(《汉书·南粤传》)此后百数十年中,粤淮间交通当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莳于楚乡,此事理之最顺者。而楚王英奉佛,即此种历史事实最有力之暗示也。
尤有一事当注意者,《后汉书·陶谦传》称:“丹阳(今镇江)人笮融,在徐州广陵(今扬州)间,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为重楼……作黄金涂像……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融与曹操同时,其人为南人,其所治地为南土。其时佛塔之建造、佛像之雕涂、佛徒之供养,如此奢丽,此虽半由本人之迷信,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谓其不受社会环境几分之示唆焉,不可得也。
楚王英前后之佛教,度不过极粗浅之迷信谈耳。于后此教宗之建设,不能谓有多关系。其真为佛教理的输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世高为译经之第一人。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旧说皆谓世高译业在洛阳,然按诸《高僧传》本传,则世高在广州、在豫章、在荆州、在丹阳、在会稽,皆有遗迹,淮以北则无有[9]。且为高襄译者,实临淮人严佛调[10]。以吾之武断,竟欲谓高译诸经,皆南方也。倘以上所推测不甚谬,则我国佛教,实先从南方得有根据,乃展转传播于北方,与旧籍所传者,适得其反矣。
据上所述,则佛教实产育于老庄学派最发达之地,思想系统联络之迹,隐然可寻。故永平诏书,襄楷奏议,皆以黄老、浮屠并举。盖当时实认佛教为黄老之支与流裔也。其蔚为大国,则自魏晋以后耳。
然则北方佛教果以何时始发展耶?吾所揣测,则翻译界第二座明星支娄迦谶,实其滥觞。谶以汉灵帝时至洛阳,各书记载皆无异说。其襄译者孟福、张莲,皆洛阳人,更足为其译业在北之铁证(看《梁高僧传》本传)。即以翻译文体论,安高略采意译法,其文较华;支谶纯采直译法,其文极朴。读高书,则与老庄学每起联想,觉其易入;读谶书,苦不易索解,但觉其非我所固有。吾于初期两大译家,觇我民族两种气分焉。
欧人分印度佛教为南北宗:北宗指迦湿弥罗、犍[11]陀罗所传者;南宗指锡兰所传者。因习闻中国佛教出西域,遂指为北宗所衍。欧人此种分类,吾本不以为然。但即如彼说,吾国亦两宗兼承,海通传南,陆通传北。而南宗之来,且视北为早焉。以现存译本论,世高所译,皆《阿含》中单品及上座部所传禅定法,其与锡兰之巴利藏同一系统甚明。支谶所译,皆《华严》、《般若》、《宝积》中单品,大乘最昌时那烂陀派诵习也。故初期两译师,实足为两宗代表也。顾吾于两宗之说,素不心折,但借此验时代先后,明彼我思想骈进之状况而已[12]。
两晋以降,南北皆大师辈出(此指中国之南北,非印度之南北)。但衡大势以相比较,北方佛教,多带宗教的色彩,南方佛教,多带哲学的色彩;北人信仰力坚,南人理解力强;北学尚专笃,南学尚调融,在在皆足以表风气之殊。而各宗派之能纷呈其特色以光饰我思想史,亦未始不由此也。
佛教在汉代,虽渐得一部分人之信仰,然正式出家,犹为功令所禁。苻坚时著作郎王度奏云:“汉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梁高僧传》卷九[13]《佛图澄传》引[14])此与唐贞观间许景教徒阿罗斯立大秦寺事同一律。盖我国历代相传“怀柔远人”“不易其俗”之政策也。至于本国人之信仰,则尚加以限制。《历代三宝记》卷三年表中于魏甘露五年条下注云:“朱士行出家,汉地沙门之始。”[15]甘露五年下距晋之篡魏仅四年耳,则谓此禁至晋始开焉可也。要之,秦景宪为中国人诵佛经之始,楚王英中国人祀佛之始,严佛调为中国人襄译佛经之始,笮融为中国人建塔造像之始,朱士行为中国人出家之始。初期佛门掌故,信而有征者,不出此矣。
最后尤有一事当置辩者,即所谓《牟子理惑论》也。此书旧题汉牟融撰,若不谬者,则汉代佛教,可云已极光大。而本章所考证者,皆为多事,但吾终不信此书为汉人著述,故未敢以此遽易吾说也。
[1] 《高僧传》原文为:“汉地现存诸经,唯此为始也。”
[2] 《高僧传》原文为:“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
[3] 原误作“安录”,今改正。
[4] 原误作“四卷”,今改正。《众经录》四部即:《魏世经录目》一卷、《吴世经录目》一卷、《晋世杂录》一卷、《河西经录目》一卷。
[5] 原误作“一卷”,今改正。
[6] 原误作“一卷”,今改正。
[7] 梁启超原注:《汉书·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案皆今县名),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平帝时,王莽厚遗黄支王,令遣使送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右所列国名,除黄支外,皆难确考其今地。大约皆在南洋群岛、锡兰及南印度境也。官书中记其行程,则交通已颇频繁,盖可想见。
[8] 梁启超原注:《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条下云:“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又“大秦国”条下云:“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安敦即罗马皇帝Antony也。此皆中国海通最古之史迹。
[9] 梁启超原注:安世高传记,几纯属神话的性质,颇难悉认为史料。即其年代,非无可征信。通常之说,谓为汉桓帝时入中国,然有谓晋时犹生存者。又有谓彼前身死于广州,再世为安息王太子重来中国者。《高僧传》博采众说,言世高曾两到广州,曾往庐山度䢼亭庙神,曾在荆州城东南隅立白马寺,曾在丹阳立瓦官寺,最后卒于会稽。其史迹多诡诞,不可尽信。然以情理度之,世高盖从海道来,在广东登岸,经江西北上,而在江淮间最久。江左人士受其感化甚深,故到处有其神话也。世高原籍安息(今波斯)。时中印海运业,皆在安息人手。世高遵海来,最近于事实。
[10] 梁启超原注:严佛调所襄译事,或云安世高,或云安玄。然吾颇疑并无安玄其人者,或即世高之异名耳。
[11] 原本用字常不统一,同一地名,如“犍陀罗”,时而用“健”,时而又用“犍”,今根据典籍之常用,统一用“犍”,后文改字不再注。
[12] 梁启超原注:汉明求法说虽不足信。但其所依附各事迹,自必属于初期传说。因此转可以证明佛教之自南而北。彼言明帝所梦为“金人”。然以近世学者所考证,北印度佛像无涂金者。“金人”说殆因笮融造金像而起,此南印度案达罗派之雕涂也。又言蔡愔赍来之佛像为“倚像”。倚像明属西印度系统。若北方犍陀罗所造,则皆立像也。又言“西雍门外之佛寺,千乘万骑,群象绕塔”。此明属西印度之图案也。以上区别,今世印度美术专家多能言之,吾因此益信汉魏间佛教,皆欧人所谓南宗也。
[13] 原误作“卷十”,今改正。
[14] 《高僧传》引文为:“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
[15] 《历代三宝记》卷三“魏甘露五年”条下注文为:“颍川朱士行,最先出家,即汉地沙门之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