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说遭到质疑

十年之后，考古学方法提供了新证据，旧说遭到质疑，何家村遗宝的年代被否定了，拥有人也被否定了。

被形容为“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是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战乱中很多高官贵族埋藏珍宝逃离，皇室成员邠王李守礼埋藏宝物逃离长安，似乎顺理成章。

但是，十年之后，有学者质疑旧说，认为遗宝出土位置不在邠王府，埋藏年代应在唐德宗时期（即公元780～805年）^[1]。拥有人被否定了，年代也被否定了。这一观点非同小可，因为如果不是安史之乱时埋藏，又不是邠王李守礼的财宝，如同釜底抽薪，将以往通过何家村遗宝说明的历史，邠王李守礼骄奢淫逸的生活等的阐发，以及所有引申的解释都化为乌有。

安史之乱的确造成高官贵族藏宝逃离长安，兴化坊中也确实居住着邠王李守礼。但是将历史事件和这个显贵家族，与何家村遗宝联系在一起的缺陷是，当时没有对器物做具体分析，缺乏精确的年代论证。另外，兴化坊很大，南北长500～590米，东西宽558～700米，这一范围内居住着各种人，难道非李守礼莫属？安史之乱与李守礼之间的逻辑关系不紧密，刚刚发现时做出的判断和解释难免粗糙。

研究古代器物，考古学有类型学手段。简单地说，就是对器物造型、纹饰、工艺技术等进行分析和排比，找出演变轨迹，进而对器物进行断代。新观点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对何家村金银器的装饰花纹进行了排比，还参照有纪年的石刻纹样等资料，将何家村金银器制作的时代分成四期，最晚的第四期约当德宗时期（公元780～805年）。遗宝中的一些器物上，出现了枝叶茂盛、鲜花怒放的大型花卉图案，纹饰整体布局采取了分单元的方式，这些特点都要晚于“安史之乱”。此外又根据唐韦述《两京新记》关于长安城里坊内各个方位的表述，新观点认为何家村遗宝出土地点不在邠王李守礼宅或府。

新观点很有些道理，但却没有论述埋藏的原因，并认为判定遗宝的拥有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已经把研究引向了深入的启示，遗憾地断送在一个不可知的结论中。

[1] 段鹏琦：《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考古》198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