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威尼斯画家笔下的明青花
葡萄牙船队将景德镇弘治窑青花瓷运到欧洲之后，立即成为欧洲君主和贵族珍藏的对象。不仅如此，这些异国情调的青花瓷还引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注意。1514—1529年，威尼斯画家贝利尼和提香甚至把两件明青花绘入画作《诸神之宴》（图3-10）。这幅世界名画现存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这幅画的内容取材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名作《盛宴》，描述在一次酒神盛宴中，生殖神普里阿普斯因为行为不检，在宴会中出丑。画面最右边斜躺着仙女洛提丝，最左边是一位半人半兽神，他们陪伴诸神在圣宴中把一头驴子供奉为牺牲。生殖神禁不起肉欲的诱惑，打算把仙女洛提丝裙子掀起来，但是驴子的叫声使他没有得逞，并且当众出丑。在座的诸神因为发生这件丑闻莫不欢天喜地。此画充分表达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风俗。(69)
这幅世界名画中有两项中国元素。一是色彩斑斓的中国丝绸；二是两件弘治窑明代青花。在当时欧洲人心目中，遥远的中国还是东方一个神秘国度。所以贝利尼试图用中国元素增加绘画的神秘色彩。画中男子头上顶的缠枝莲纹折沿青花盘，是景德镇弘治民窑产品，在菲律宾利纳浅滩明代沉船发现过十分相似的青花盘（图3-11:1）。画中女郎手捧明青花大碗，内壁为如意头纹，外壁为缠枝莲纹。景德镇珠山出土的弘治官窑青花碗与之相似，内壁饰有如意头纹，外壁饰缠枝莲应龙纹（图3-11:3）。(70)在香港竹篙湾遗址发现许多类似的青花盘，其中一件外壁饰缠枝莲纹（图3-11:4），另一件盘心和内壁饰有如意头纹（图3-11:2）。(71)
据葡萄牙史料记载，葡萄牙舰队在1500年重访古里时，“一个摩尔人送给第二次航行印度船队的甲比单末（葡萄牙语“大船长”）卡布拉尔一批瓷器和‘一对非常漂亮，身着丝绸服装，白皮肤的华人童男、童女’……”(72)这是葡萄牙人首次与华人接触，而这批瓷器则是葡萄牙人通过新航线输入欧洲的第二批明代瓷器。尽管古里国在《大明会典》规定的“勘合贸易”国之列，但是《明实录》未载古里与中国有贸易活动，葡萄牙人运回欧洲的弘治窑瓷器，大概也是中国海商从竹篙湾走私到满剌加国，然后由穆斯林海商贩运到古里的。
这批弘治窑青花之所以走私到印度，或许与弘治年间江西人李招贴、福建人周程下海通番相关。《明孝宗实录》记载：“江西信丰县民李招贴与邑人李廷方、福建人周程等，私往海外诸番贸易，至爪哇、诱其国人哽亦宿等，赉番物来广市之。哽亦宿父八褅乌信者，其国中头目也，招贴又令其子诱之，得爪字三号勘合底薄故纸藏之，以备缓急。舟经乌洲洋，遭风飘至电白县境，因伪称爪哇国贡使奈何哒亚木，而以所得底薄故纸填一行番汉人姓名，凡百有九人，及所货椒木、沉香等物，谓为入贡。所司传送至广州，给官廪食之，守臣以闻。”(73)江西和福建海商冒充爪哇国贡使发生在弘治十四年三月，那么他们“私往海外诸番贸易，至爪哇”发生在弘治十三年或早些时候。1500年，摩尔人在古里赠予葡萄牙人的景德镇弘治民窑青花，显然是江西、福建海商联手走私出境的，而且很可能即从香港竹篙湾走私出境。
图3-8 桑托斯宫天花板上的明青花
图3-9 桑托斯宫天花板与竹篙湾遗址出土明青花
图3-10 贝利尼和提香的名画《诸神之宴》局部，绘于1514—1529年
图3-11 菲律宾明代沉船、景德镇珠山和竹篙湾遗址所出弘治民窑明青花
1502年里斯本绘制的第一次标明赤道线和热带回归线的一张古地图上，有关满刺加（今马六甲）的图注便涉及中国瓷器。其文曰：“这个城市所有的物产，如丁香、芦荟、檀香、安息香、大黄、象牙、名贵宝石、珍珠、麝香、细瓷及其他各种货物，绝大部分从外面进来，从唐土（Terra dos China）运来。”(74)
总之，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欧洲与中国在海上建立了直接联系，埃及、波斯等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人类古文明发源地，开始从文明中心沦落为文明的边缘。如果说汉唐时代中西文化交流主要以中亚粟特人为媒介，那么，葡萄牙殖民者为代表的欧洲天主教文明、穆斯林海商为代表的中东伊斯兰文明，在大航海时代与中国文明发生直接交流接触。三大文明之间不仅发生激烈冲突，而且也有友好交流。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实际上是从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中国藩属国满剌加开始的。(75)15—16世纪景德镇青花瓷外销的历史画卷，生动展示了明代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流。
(1)《明史·朱纨传》记载：“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明史》，第5403页）。
(2)［明］徐溥等纂修：《大明会典·礼部六十六·朝贡四·西戎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
(3)郑和在满剌加、苏门答腊和古里所设官厂见《郑和航海图》（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0、53、58页）。关于孟加拉吉大港官厂的考证，参见周运中：《明初张璇下西洋卒于孟加拉国国珍贵史料解读》，《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3—133页。
(4)（日）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李锡经等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3—14页和55—56页。据报道，威尼斯博物馆藏有意大利海底沉船内打捞的元代龙泉窑印花大盘残片（叶兢民：《意大利所藏中国古陶瓷考察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3期，第11—12页）。
(5)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6)暹罗素可泰陶瓷又称“宋加洛陶瓷”，参见王建保：《宋加洛瓷器的磁州窑风格》，《收藏》2014年第8期，第52—53页。
(7)Roxanna Brown and Sten Sjostrand, Maritime Archaeology and Shipwreck Ceremics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Department of Museum and Antiquities, 2004.龙泉窑牡丹纹青瓷盖罐，参见该书第15页，图6；景德镇天顺民窑月梅纹青花碗，参见该书彩版117图。
(8)马文宽、孟凡人编：《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图版壹拾肆至壹拾陆。
(9)图3—1肯尼亚麻林迪出土的景德镇弘治—正德窑明青花瓷片，引自胡廷武、夏代忠主编：《郑和史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4页。
(10)菲律宾利纳浅滩明代沉船内发现如意头和锦地纹青花器，年代在弘治三年（1490年），参见Franck Goddio,Sunken Treasures (Fifteenth Century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Lena Cargo), London: Periplus Publishing, 2000。
(11)关于景德镇正德窑典型器，参见耿宝昌，前揭书，第111—123页。
(12)图3—2弘治窑龟背锦纹青花碗、正德窑狮子滚绣球纹青花盘，引自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研究小组编：《陶瓷下西洋—十三至十五世纪中国外销瓷》，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页，图87—89；图3—2正德窑岁寒三友纹青花碗，引自中港考古研究室：《竹篙湾遗址2001年考古抢救发掘主要收获》网络版（http: //www.archaeology-hongkong.org/main.php）。
(13)金国平：《葡萄牙史料所载郑和下西洋史事探微》，陈信雄、陈玉女编：《郑和下西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南：稻乡出版社，2003年，第330—331页。
(14)《明史·食货志五》，第1980页。
(15)［清］史澄：《光绪广州府志》卷八十四《古迹畧二》，光绪五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第一号》，《广东省广州府志（2）》，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6年，第452页；王元林：《明代初期广东沿海贡舶贸易港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第57页。
(16)［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市籴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8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477页。
(17)此图引自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文化遗产》文献辑要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图五六。
(18)李庆新：《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第102—148页。
(19)［明］马欢著：《瀛涯胜览校注》，冯承钧校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1—15页。
(20)［日］本田实信著：《回回馆译语》，胡军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东干研究所，2005年，第241—242页。
(21)张文德：《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0—131页。
(22)图3—4《皇都积胜图》之贡狮图，引自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筹备领导小组等编：《云帆万里照重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23)［明］严从简编：《殊域周咨录》，余思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85—486页。
(24)《明孝宗实录》卷三十二，第717页。
(25)［明］倪岳：《青溪漫稿》，收入《四库明人文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5—148页。
(26)《明孝宗实录》卷六十七，第1276—1277页。
(27)本田实信，前揭书，第174页。
(28)张文德：《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0—131页。
(29)《明史·西域四》，第8622页。
(30)［明］黄榆撰：《双槐岁抄》卷九《奖贤文》，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95页。
(31)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东山明太监韦眷墓清理简报》，《考古》1977年第4期，第280—283页。
(32)图3—5韦眷墓出土孟加拉国与威尼斯银币，引自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
(33)夏鼐：《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文集》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7—126页。
(34)David Whitehouse, “Chinese Porcelain in Medieval Europe”, Medieval Archaeology, vol.16, 1973, p.75.
(35)［明］张燮著：《东西洋考》，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页。
(36)［明］何乔远：《闽书》第2册，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5页。
(37)《明宪宗实录》，第1850页。
(38)杨国桢：《闽在海中》，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53—67页和第195页。
(39)Franck Goddio, Sunken Treasures: Fifteenth Century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Lena Cargo, London: Periplus Publishing, 2000.
(40)《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三，第1367页。
(41)《明孝宗实录》卷八二，第1553页。
(42)《明史·外国传六》，第8418—8419页。
(43)James Hayes, “Archaeological Site At Penny's Bay, Lantau”, JHKAS, XI, 1984—1985, pp.95—97.
(44)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45)Peter Y.K. Lam, “Ceramic Finds of the Ming Period from Penny's Bay-An Addendum”, JHKAS, XIII, 1989—1992,pp.79—90.
(46)中港考古研究室：《竹篙湾遗址2001年考古抢救发掘主要收获》网络版（http: //www.archaeology-hongkong.org/main.php）。
(47)［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卅三册《交趾西南夷》，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013页。
(48)《明史·食货志五》，第1981页；《明武宗实录》卷六十五正德五年四月壬午条，第1430—1431页。
(49)《明武宗实录》卷一九四正德十五年二月己丑条，第3630—3631页。
(50)关于竹篙湾成化窑青花照片，参见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研究小组编：《陶瓷下西洋—十三至十五世纪中国外销瓷》，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页，图91—92。
(51)金国平，前揭书，第23页。
(52)马金科主编：《早期香港史研究资料选辑》上册，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第76页。
(53)金国平，前揭书，第21页。
(54)参见《南头风情》，深圳：海天出版社，1990年，第1页。
(55)［明］应槚等纂：《苍梧总督军门志》，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影印本，第90页。
(56)［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页。
(57)施存龙：《葡人入居澳门前侵入我国“南头”考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第51—63页。
(58)《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三正德九年六月丁酉条，第2297页。
(59)这次考察得到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孙德荣先生的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60)香港竹篙湾遗址不见正德中期以后流行的红绿彩瓷，年代当在正德中期以前。据复旦大学刘朝辉调查，该遗址还发现零星嘉靖早期景德镇青花瓷片（刘朝辉：《明代瓷器外销与沿海贸易港口：香港竹篙湾出土瓷器及相关问题研究（摘要）》，郑培凯主编：《逐波泛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陶瓷与物质文明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2012年，第43—44页）。最近有学者引用香港竹篙湾出土十字形符号青花瓷片，说明葡萄牙人首航中国在大屿山（吉笃学：《上川岛花碗坪遗存年代等问题新探》，《文物》2017年第8期，第59—68转84页）。其实，这些发现说明竹篙湾遗址废弃之后还偶尔使用，不足以说明大屿山即葡萄牙史料提到的贸易岛。
(61)David Whitehouse, “Chinese Porcelain in Medieval Europe”, Medieval Archaeology 16, 1973, p.75.
(62)金国平、吴志良：《流散于葡萄牙的中国明清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第104页。
(63)Daisy Lion-Goldschmidt, “Les porcelaines chinoises du palais de Santos”, Arts Asiatiques, Extrait du tome XXXIX—1984, pp.3—70.
(64)图3—9：1—2桑托斯宫明青花照片，引自Daisy Lion-Goldschmidt, op. cit., p.3；图3—9：3—4竹篙湾青花盘残片照片，引自广东省博物馆等编：《广东出土五代至清代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9年，彩图76。
(65)《明实录》，第1553页。
(66)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British Museum, 2000, pp.131—134.
(67)刘淼、吴春明：《明初青花瓷业的伊斯兰文化因素》，《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21—128页。
(68)Franck Goddio, Sunken Treasures (Fifteenth Century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Lena Cargo), London: Periplus Publishing, 2000.
(69)图3—10贝利尼和提香的名作《诸神之宴》局部，引自John Carswell, op. cit., p.133.
(70)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编：《景德镇出土五代至清初瓷展》，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年，图303。
(71)图3—11竹篙湾出土缠枝莲纹青花盘，引自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研究小组编：《陶瓷下西洋—十三至十五世纪中国外销瓷》，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页，图85；图3—11弘治窑如意头纹青花盘为私人藏品，与竹篙湾出土如意头纹青花盘残片几乎完全相同。
(72)金国平，前揭书，第5页。
(73)《明孝宗实录》，第3127—3128页。
(74)金国平、吴志良：《流散于葡萄牙的中国明清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第102页。
(75)金国平、吴志良：《1511年满剌加沦陷对中华帝国的冲击—兼论中国近代史的起始》，《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第7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