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作为基督启示的同路人

假如有人必须承认他所有的教友都和他一样地得到了照应，那么他肯定不会认为他从永恒的上帝那儿得到的东西已使他心满意足了。有一部奇特的书，有一位不同寻常的先知首先给他指明了生活之路，只要沿着这一条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解救。

因此，如若有人尽管在他的圈子之外已经找到从内心里力求使自己的道德修养达到最完美地步的理智而又善良的人，但他仍然只忠于唯一的一种教义，那他在任何时候都会令人感到奇怪！他除了承认这些理智而又善良的人也受益于一种启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受益于一种特殊的启示以外还会做什么呢？

是的，确实如此！那些想要得到特权并把特权归于自己的人总是持这种意见。他们不喜欢把目光放在上帝的宏大的宇宙上，不喜欢去认识上帝的那些普遍的、不停顿的而且是不可中断的影响，相反，他们为着自己，为着他们的教会和教派，把特权、例外和神奇都看作是完全自然的事情。

因此，早先就已经有人这样看柏拉图，认为他享有基督启示同路人的荣誉，现在在这本书里又是这样描述他。

有的作家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不能否认，别人指责他使用了神秘的手法是正确的。遇上这样的作家，批判地、清楚地描述一下他写作的环境和写作的动机就非常必要。每一个读他作品的人都会感到有这种必要，他们读他的作品不是为着在昏暗中靠他来提高自己——这一点那些更加不值得称道的作家也能做得到——而是要了解一位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因为能给我们教益的，不是别人能是什么的假象，而是对别人现在和过去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认识。

如果一位译者也能像维兰德翻译贺拉斯那样，除了那些知识性的注脚以外，还扼要地介绍一下这位古代作家的大概情况以及每一部作品的内容和目的，那我们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他了！

比如说，怎么会把《伊安篇》看作是一部有关天主教教规的书，而这篇短小的对话实际上不过是用夸张的模仿进行揶揄而已？这大概是因为在这篇对话的结尾谈到了受神力驱使的灵感。但遗憾的是，像在别的地方那样，苏格拉底在这里说的也只是反话。

每一篇哲学著作都贯穿一条具有某种争论性质的线索，即便这条线索是很不明显的。谈论哲学的人，与其前辈的和同时代人的想事方式是不一致的。因此柏拉图的对话录常常不只是赞同什么，而且也反对什么。然而正是这两个“什么”，应当比迄今为止已经做到的更多加以发挥，充分地呈现给德国读者，译者如果这样做了，他就是功德无量。

现在让我们就这个意义上的“伊安”再补充几句。

戴着苏格拉底面具的柏拉图——人们可以这样称呼伊安这个想象人物，因为苏格拉底肯定看不出这个人物与他有什么相似之处，正如他看不出阿里斯托芬的人物与他有什么相似之处一样——碰上了一位吟游诗人，一位朗诵诗人，他由于朗诵荷马的诗而闻名，他刚刚获奖，并且想在不久之后再次获奖。柏拉图把这个伊安描绘成一个极有局限性的人，他虽然懂得绘声绘色地朗诵荷马的诗，并且能打动他的听众，他也敢于谈论荷马，不过看来他是在说明而不是解释诗中出现的某些段落，他是借机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不是通过他的解释使听众进一步了解荷马的思想。因为，他自己直率地承认，朗诵或解释其他诗人的作品时他会睡着，试想，这样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只有通过传统或是通过训练才会成才。他也许有一个漂亮的体形，有一套出色的器官，有一颗能被打动的心，并因此受益匪浅。但尽管有这一切，他仍然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一个纯粹的经验主义者，他既没有对自己的艺术，也没有对自己的艺术作品进行过思考，而只是在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机械地来回折腾，然而却以为自己是一位艺术家，甚至很可能被全希腊奉为最伟大的艺术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把这么一个蠢蛋推到前台，是为了置他于死地。首先他让他感到他有局限性，然后让他知道他对荷马作品的细微之处理解甚少，到这个可怜虫已经走投无路时，他就逼他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直接靠神力驱使而产生灵感的人。

如果这是圣土的话，那么阿里斯托芬的舞台也应该是一块圣地。苏格拉底面具并不当真要伊安改邪归正，同样作者也没有劝导读者的意图。把这位有名的、令人钦佩的、达到顶峰的、付出了代价的伊安完全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就是这篇对话的目的，因此题目应该叫作《伊安或者可耻的吟游诗人》，因为整个对话与文学毫无关系。

在这篇对话里，如同在柏拉图的其他对话中一样，一些人物愚蠢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要表明苏格拉底是个智者。苏格拉底提出一个荒唐的问题：当荷马讲到驾车时，谁能更好地理解荷马，是吟游诗人还是驾车人？假使伊安稍微有一点文学知识，他就会大胆地回答：当然是吟游诗人，因为驾车人只知道荷马讲得是否正确，而有判断力的吟游诗人才知道，荷马讲得是否恰如其分，他是否作为诗人而不是作为比赛的叙述者完成了他的职责。评论一位叙事诗人只需要观照和感觉，并不需要真正的知识，虽然也需要不带偏见地了解世界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假使不想使别人感到神秘莫测，这里有什么必要去求助于靠神力驱使的灵感呢？在各种艺术中有许多这样的情况，甚至连鞋匠也无权判断脚掌，因为艺术家认为，为了更高的目标完全牺牲局部是必要的。在我自己的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个驾车夫斥责古老的宝石雕刻，说那上面的马不带挽具主人就让它拉东西。当然车夫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觉得这是完全不自然的。但是艺术家也有道理，因为他不能让一根倒霉的线破坏他那匹马的优美躯干。每一种艺术都需要这样的虚构，这样的象形化，可是这种虚构、这样的象形化却被某些人认为是一种弊端，他们要求一切真实的都必须是自然的，结果使艺术脱离了它自己的范围。古代著名作家的这类假设性的言论，在发表的时候很可能是适宜的，但没有注意到它们可能具有相对谬误性，因此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重复这些言论，同样我们也不能不加批判地重复关于灵感的错误理论。

我们时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并没有文学天才，可却写出了一首优美的、值得称赞的诗。这种情况仅仅表明，强烈的参与感、良好的心境和激情能创造出什么来。人们可以认为，仇恨能取代天才，他们可以说，一切激情都会敦促我们去行动，甚至公认的大作家也只是在某些瞬间才有能力最大限度地显示出他们的才能。而且人的精神的这种作用可以用心理学的方法加以证明，用不着求助于奇迹和异常效应，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借助科学为我们提供的知识去跟踪自然现象的话。当然高傲地蔑视科学要比审慎而又公平地评价它的成就轻松得多。

在柏拉图的这篇对话中令人奇怪的是，伊安已经承认自己对占卜、驾车、医药和捕鱼等技能一无所知，但最后又宣称，他觉得他特别适合当将帅。这也许是这位天资颇佳但愚蠢可笑的人的个人爱好，是他的内心与荷马英雄接触时突然感到的、他的观众并不知道的一种怪念头。我们在那些比伊安在这里的表现更为理智的人身上不是也发现有同样的和相类似的怪念头吗？在我们这个时代，谁会隐瞒对自己的良好评价，认为自己在管理方面并不是最无能的呢？

柏拉图以真正的阿里斯托芬的狠毒给他的这个可怜的罪人以最后一击，可是这个人却麻木不仁，最后当苏格拉底要他在恶棍还是非凡的好人这两种称号之间作出选择时，他自然选择了后者，并且令人瞠目结舌地彬彬有礼地对戏弄他的人表示感谢。如果这是圣土的话，那么阿里斯托芬的戏剧舞台确确实实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块圣地。

谁要是能给我们从像柏拉图这样的人所讲的话中分析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开玩笑和半开玩笑的，哪些是出自信念，哪些仅仅是推理，那他就为我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们的修养将受益无穷。女巫在阴间预卜先知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吸收某种东西并且要把它用于自己身上之前，我们首先要求批评，并且进行判断。

（安书祉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