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1948年费孝通的国际时评和外访杂写

1944年11月11日，费孝通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邦各有其道》，这大约是费孝通的第一篇国际时评。到1948年底，中共军队进入北平前，粗略统计，费孝通共撰写国际时评80余篇（有10篇以上未收入全集），外访杂写3本（《旅美寄言》《初访美国》和《重访英伦》），文化评论1本（《美国人的性格》），翻译1本（《工党一年》）。从篇幅上看，这批文章与同期费孝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不相上下。

数量如此巨大的文章，却鲜有费孝通的研究者专门论述。海外费孝通研究专家欧达伟在其专著中，分散在两章讨论这部分写作。第四章取名“一位人类学家眼中的美国”。这章讨论了《旅美寄言》《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和美国对外政策，详述了1943年到1944年费孝通初访美国的行程、交往和事迹。《重访英伦》及有关英国的时事评论和文化杂写，则放到第六章——“1945—48年的政治活动”。欧达伟认为，作为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写作中，费有三个角色：费孝通是一位社会科学家；一个新闻媒体上的政治评论人和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他自觉有责任向公众传达其对国内外公共事务的看法，提高公众对身处时代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认识。费孝通向朋友坦诚，在这样的危机时代，“圈在大学校园里，做一个乖孩子，我心难安”；第三，费孝通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间人。第四章侧重从第三个角色分析费的写作，外访杂写系列是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欧达伟注意到，费孝通对美国的认识，前后两个时期有重要变化。前期，对美充满热情，“很大程度上把美国看作是中国的未来”。1947年后，费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彻底破灭，对美国文化持越来越强的批评态度。他认为主要原因是费孝通不满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客观上阻挠了中国战后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有关英国的写作，在欧达伟看来，更多是时事政治评论。对美国失望后，费孝通关心战后英国的实践能否提供一个成功的样板，不用流血的革命，自由和平等，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亦可并行不悖。

杨清媚则将这部分写作合到一章讨论，她统称为费孝通的“海外圈之书写”。杨清媚亦认为，“这部分文章，很难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论文”。但是她似乎不太理会这批文章的“时论”性质。她基本忽略一个事实：这些文章是面向公众的，意在向公众介绍英美文化，或者提高公众对当下公共问题的认识。在她的叙述中，费孝通的认知和写作一直受某种内在的、深层的文化欲望驱动，即重建传统中国的“天下”秩序，虽然直到晚年，他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她称之为费孝通的“天下观的心史”，这个心史就是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的内涵。

那么什么是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呢？简言之，传统中国的“天下观”是由方位观、层次观和文化的夷夏观交织而成的一个层层外推的同心圆。天下由诸夏及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即诸夏，为诗书礼乐之邦，在层次上居内服，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行同鸟兽，在层次上属外服，在方位上是四裔。方位和层次可以以中国为中心，无限的延伸；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也可以无限的扩张。最后的理想者是王者无外，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于大同。“四方”“四国”“四海”都是方位观的表达。孔子的大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话后来成为中国人“天下一家”理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层次观是周继承殷商的“服制”观而来。甸、侯、宾、要、荒服就是习称的“五服”。服制基本就两层：外服的诸侯和内服的臣僚。“五服”后来转变成一个以与周王畿距离决定职贡性质和大小的层状结构。

按照“天下观”的层次，杨清媚将费孝通的全部写作分为核心圈、中间圈和海外圈三个部分。杨认为，费孝通的“海外圈之书写”，内含强烈的焦虑和冲突。费孝通“不愿意放弃延续自帝国的天下观这一心史”，可是近代以来，遥远的海外诸番成了文明程度更高的文化中心。费孝通一方面接受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客观历史的方向”，“无论是英国的议会、美国的民主、欧洲的联盟还是英国的重建、美国的工业，等等”，一方面又不甘心，不时给予批评，于是呈现文化核心圈时而在西方，时而在乡土中国的纠结、矛盾文本。在具体讨论“海外圈之书写”时，杨清媚亦分美国和英国两块述之，阐释要点却与欧达伟大相径庭。谈英国，全没有提欧达伟指出的费关心的主题——“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能否并行不悖”。杨清媚认为，费孝通特别关切英国，因为他关心二战后，失去殖民地的老牌西方帝国能否维持甚至复兴？帝国的演变方向？若能实现欧洲联盟，就意味着未来国际秩序会在一定程度上朝向中国的“大同”理想。美国的现代演变，无需帝国的断裂。可是“美国工业也是从乡土社会的历史中生发出来的”。这一点可为中国借镜。杨清媚认为，这是费孝通对美国的兴趣所在。观察这一生发过程中，文化的困境和冲突，费孝通反思中国现代化可走的道路。杨清媚未注意到费孝通对美国看法的前后差异。

欧达伟和杨清媚笔下，费孝通的知识分子形象，有明显的差异。在欧达伟眼中，费孝通是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思想十分西化。杨清媚则力证传统中国的“天下观”构成了费孝通内在和持久的认知动力。这关系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费孝通思想的“西方影响”和“中国影响”。杨清媚的阐释角度明显受到晚年费孝通“思想发展”（主要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文化自觉”）的激发，她试图在费孝通的早期作品和晚年思想发展之间，发现某种持续的主题和文化动力。这确是一种有意义的“问题化”。欧达伟的研究完成得较早，自然不能有这样的提问方式和审视角度。但是“天下观的心史”真的构成了青年费孝通的深层文化动力吗？

“心史”一说源自一件历史奇事：南宋郑所南在宋亡元兴之际，将兴亡的事迹和一己的感慨，总题为《心史》，以铁函锢之井中，意在留下历史真相和保存文化火种。365年后明崇祯十一年，被人偶然从井底发掘出，当时中国面临又一次被蛮族灭亡的危险，“铁函心史”遂闻名于世。晚年陈寅恪将自己最后两本著述——《再生缘》和《柳如是传》比为“心史”，诗云“文章存佚关兴废”。陈书并未入井，不能直书，用笔十分隐晦。“心史”还有一个要点，所谓“年已垂老，虑身没而心不见于后世，取其诗文，名曰‘心史’”。“心史”确有杨清媚文中强调的“文化继承”之意，可是总不能将所有“文化继承”的心思都称之为“心史”。40年代的费孝通正值盛年，意气风发，文采飞扬，更重要的，青年时代的费孝通虽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文化自尊，可他不是文化遗民，他在情感上留恋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生活经验中具体的生活方式，不是儒家经典中的道德理想或道统。晚年费孝通自陈，“陈寅恪的归属是过去的时代”，“我从小没有进到旧的文化教育里边去，所以我的归属是在新学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要看到一代人有一代人面对的问题”，“我的……文化属性是新学里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这提醒我们，若有某种持续的主题和动力，不要忽视新思想和新处境带来的新问题的影响。

用“天下观的心史”串连费的作品，已经导致了在文本分析上的某些随意取材和重大遗漏。在分析“海外圈之书写”时，杨清媚使用的主要文本是《旅美寄言》《初访美国》和《重访英伦》这几本小册子，费孝通其他的国际时评只引了三四篇。《重访英伦》用的是1988年出版的《外访杂写》节本，原书共包含九篇短文及一篇非常重要的结语“从《初访美国》到《重访英伦》”。节本中只收入了五篇短文。《旅美寄言》和《初访美国》用的是《费孝通文集》收录的本子，未用《外访杂写》选本，但是《外访杂写》中未收入的《初访美国》最后三个重要小节，杨清媚在分析中依然未涉及。《美国人的性格》，杨提到书名，没有分析内容。在分析费孝通的这部分写作时，杨清媚并非全然忽视费孝通思想中的“西方影响”，她还着重点出了韦伯和涂尔干的影响。但是注意力只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专业内那些学术史上留名的人物，遗漏了一些对费孝通思想有过重要影响，但是在社会学专业外或者在后来的学术演进中，不太有影响或少被提起的名字，如梅奥。

将费孝通看作文化交流的中间人，欧达伟非常仔细地从费孝通常常非学术风格的、散文式的写作的字里行间，找出与美国社会、美国文化接触对费孝通的影响。如美国激进社会评论家查理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进步主义期刊《民族》（The Nation）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及哈佛商学院的埃尔顿·梅奥教授和诺思·怀海德教授等，更不用说费孝通与美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界的接触。在文本分析上，欧达伟所覆盖到的费孝通的国际时评比杨清媚要广泛很多。但是，定位费孝通为文化交流的中间人及新闻评论者，欧达伟没有意识到，在这众多的国际时评中，确有一个问题关怀内核。费孝通关注美国外交政策远不止是它们对中国政局和命运的影响。

在为1988年出版的《外访杂写》撰写的前言中（费孝通习惯为自选集写序言或后记，这类文字中常包含重要的自我交代或自我反省），费孝通说，“这小册子记下了我探索的过程，探索什么呢？”“我这四五十年心里确是有一个疑问在烦恼我：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怎样能和平相处，各得其所，团结起来，充分发挥人类的潜力，来体现宇宙的不断发展？这是个大题目，人类发展到这个时候，看来不解决这个问题，说不定会出现巨大的灾难。”“在近100年的时间里，他们从无数自给自足，封闭独立的小群，融合成了一个个大群，到目前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几乎都包含在一个生活上休戚相关的社会体系之中。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这个体系更没有完善。”本文后面的文本分析会表明，费的这番自白，不是事后的“自觉”或“拔高”，是在二战结束前后，就清楚地引导着费孝通的观察和思索的问题。问题是新的时代问题：技术发展使得地球变小，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战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费孝通对这个问题答案的想象也得自新时代的思想资源（后详）。在共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时，每一个国家，尤其是领袖国家和中坚国家，他们的内部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政治和文化，是怎样相关的。用费孝通的话，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世界观”。放到这个问题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费孝通国际时评和外访杂写讨论的广度和关联，亦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晚年费孝通“文化自觉”说的重心调整。

讨论这部分写作，还有一个问题：怎么看待它们与费孝通更正规的学术研究的关系？欧达伟、杨清媚，甚至费孝通自己，都承认这部分写作不是研究性论文。这部分写作是费孝通已有研究成果的通俗性表达吗？明显很多不是。这部分写作可以和费孝通更学术性的思考完全区隔开吗？社会科学家的角色和时事评论人的角色各有领地，两不相扰？明显也不是。欧达伟和杨清媚的研究中都谈到，这部分写作对费孝通中国问题思考有不小的影响。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两部分写作，在时间上是交错或重叠的。因此，全面的梳理费孝通的国际时评和外访杂写，会有益于增进对费孝通中国问题思考的认识。

时事评论是随着时点的新闻展开的，观点亦会随着事态的变化调整。因此下面按时间顺序，分阶段讨论费孝通的这部分写作。《旅美寄言》和《初访美国》两本小册子，成书时间几乎同时，写作时间早晚有别，观点有重要差别，是洞察费孝通思想变化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我会另挑一篇文章专述（见下文“从《旅美寄言》到《初访美国》”）。《初访美国》中“美国叙事”的思想来源自然也在那篇文章中谈。费孝通的国际时评和外访杂写对他中国问题思考的影响，方便在本文中附论的，就在本文谈。需长篇专论的，同样另辟文章讨论。

分期说明

下文分三个时期讨论。第一时期从1944年底到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遇害前。这是费孝通国际时评的第一个高峰期，粗略统计，大约有30篇，多发表在《自由论坛》《民主周刊》《时代评论》和《大公报》上。《自由论坛》是1943年初云南大学政治系学生创办的杂志，以发表对政治问题的见解为重心。停刊日期大约在1945年3月。潘光旦是该杂志的两个精神领袖之一，另一个是哈佛大学政治系博士、时任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王赣愚。《民主周刊》创刊于1944年12月，是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的机关刊物。主编罗隆基。李、闻遇害后，期刊被查封停刊。《时代评论》是1945年10月，闻一多和吴晗提议创办的杂志。费孝通任杂志主编，王康（时为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员）担任编辑。共出版18期，最后一期出版时间是1946年3月。此外，1945年夏，中日战争结束前夜，费孝通出版了两本外访杂写——《旅美寄言》和《初访美国》。我会在下一篇文章详细讨论这两本小册子的内容。此文中，只在必要时，简略说明。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经历了二战结束到美苏合作的希望基本破裂，铁幕渐渐落下。标志事件是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英、美政坛，先是1944年11月，罗斯福第四次当选美国总统；紧接着1945年7月，英国工党出人意料地以高票战胜保守党，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后，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美国内、外政策逐渐发生重要变化。中国国内形势，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共两党实现和谈，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很快军事冲突全面展开，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内战状态。1946年1月初，在美方特使马歇尔的极力协调及国内各方压力下，暂时停战。1月10日，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5月初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修改宪法，建立新政府。但是好景不长，战事又起，尤其是在3月苏军逐步撤出东北后，中共军队迅速占领处于权力中空的东北。6月初国共双方虽宣布暂时停战，到8月上旬，美国特使马歇尔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向公众交代不能形成解决方案，达成停战协定，实则宣布调停失败。内战终于无可避免。

李、闻遇刺到1946年11月底这五个月时间，费孝通极少发表文章。11月底，费孝通启程到英国做短暂的学术访问。途中，开始为《大公报》撰写专栏——“重访英伦”。留英期间，共完成七篇。次年3月回到北京后，再补写一篇，加上去年4月，听到丘吉尔富尔敦演讲后，撰写的时评“瞩望英国”（收入《重访英伦》时更名为“行前瞩望”）及新写的结语“从《初访美国》到《重访英伦》”，共十篇，1947年5月，由《大公报》编辑成册出版。费孝通认识到，他在英国十几个星期的逗留，不能对剧变中的英国有充分的认识，但国内的朋友很希望他介绍英国的情况，恰在他回国前，发现了企鹅丛书出版的Hall的Labor's First Year。费孝通认为这本书很好，可以与他的“重访英伦”系列“互相配合”。《重访英伦》“是依我在民间和朋友们接触所得到的印象写成的，因之决不能把英国社会现在正在改革中的各方面原原本本地从历史发展上加以叙述，同时也极难周全，把各方面都看到说到”，“而且我在英国时所寄回来的话也不免是和我们自己的处境特别有关的，甚至很多是针对中国而说的”，这本书正相反，它“在一个小的篇幅里，叙述出英国这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为了要补足《重访英伦》之短”，费孝通决定翻译这本书。全书共23章，15章到21章由史靖（王康）翻译。1947年5月翻译完成，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工党一年》翻译大致完成后，费孝通开始撰写《美国人的性格》，7月完成，11月由生活书店出版。这是第二时期，以“外访杂写”为主。

国内政局，这段时期，国共走向彻底决裂。1946年11月，在中共拒绝出席的背景下，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民盟追随共产党，拒绝出席，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则决定与会，退出民盟，第三条阵线分裂。国际上，194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胜，这是1928年后，共和党首次在国会两院中双双占据多数党的地位，民主党背景的总统杜鲁门必须要和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合作。次年3月，希腊内战期间，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表示“美国政策应该支持那些正在反抗少数武装分子或者外部势力征服之企图的自由人”，他要求国会通过向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巨额拨款，防止当地落入共产党手中。一般将这篇讲话视为“杜鲁门主义”形成的起点，冷战时代开启。

1947年6月1日，费孝通发表时评“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看法”，这篇时评就是谈新出炉的“杜鲁门主义”，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会否如法炮制到对华政策。自此，费孝通国际时评的第二个高潮期开启，到1949年1月，中共军队进入北平前的一年半时间里，费孝通共撰写国际时评50余篇。1947年6月到11月，时评文章多发表在《知识与生活》或《大公报》上。11月底，费孝通在《观察》周刊开设《炉边天下》专栏，之后便极少在《知识与生活》上发文章。1948年7月，通过费青的关系，《中国建设》（上海）杂志办北京版，取名《中建》。《炉边天下》外，《中建》成为费孝通国际时评的主要发表地。《知识与生活》杂志1947年4月创刊，总编山西人郭根同时担任《益世报》北平版主编和《真理晚报》主编。这本刊物有中共地下党的背景，但总的来说坚持无党派的自由主义立场，是北方民主人士的一个重要舆论平台。《中建》的“左”倾立场则十分明显，很大程度上是与同年5月出版的、坚持中间路线的《新路》周刊打对台、争舆论阵地。吴景超和潘光旦是《新路》的重要撰稿人，费孝通则从未在《新路》发文章。这段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愈趋两大阵营，中间立场难以维持。国际上，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略述欧洲复兴计划，称该计划会对所有国家，包括苏联提供援助。7月2日，苏联外长宣告不能接受马歇尔计划。三天后，蒋介石在中国发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全国进入“动员戡乱时期”。11月初，民盟宣布解散。中国的命运，只能等待国共武力决出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