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西莫的指责

《兵法》的评论者们不以为然地指出，在对话进行过程中，首要参与者法布里齐奥没有遭遇来自其他参与者的公开挑战。评论者们以平等交流的民主方式理解对话，认为对话看来对其他参与者不公平。但法布里齐奥是一位在兵法方面技艺高超的专家，年轻人理应听他的。我们注意到，他刚被招待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这时去质疑他的假定、败坏他的胃口会显得粗鲁。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位警醒的读者必须接受那些假定。马基雅维利没有提供关于各种意见的平等论战，而是留给读者去选择。事实上，他有一个统摄性的主题（thesis），即在兵法上模仿古人；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对位（counterpoint），即超越古人。

尽管如此，在前两卷中跟法布里齐奥对话的科西莫，承诺将“不揣冒昧”（samza rispetto，《兵法》卷一，页331）地问他问题。马基雅维利叙述这场对话时，科西莫已经去世，所以，贝尔泰利（Sergio Bertelli）认为，《兵法》对话发生的时间是1516年9月——因为那时法布里齐奥正处于《努瓦永条约》（Treaty of Noyon）签订后的闲暇中，而马基雅维利叙述这场对话的时间，则是在1519年科西莫去世之后。马基雅维利以对科西莫深情的悼念开始卷一，相信人们绝不会怀疑这样的赞颂是“谄媚奉承”：好像从来没有人去谄媚奉承一个死去的年轻人。谈话开始时，科西莫为他祖父作了一次申辩，以回应法布里齐奥的指责，后者指责科西莫的祖父在文雅之事上模仿古人。科西莫问法布里齐奥想介绍的与古人相似的东西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就是我们已讨论过的公民人文主义的各条原则。随后，科西莫开始询问法布里齐奥的技艺。

科西莫问：出于什么原因，你一方面谴责行为不像古人的那些人，另一方面，在你擅长的战争领域，却不见你用过任何古代手段？科西莫的意思很明显，法布里齐奥作为一名雇佣军首领，与古人的实践（但不是迦太基人的实践，法布里齐奥马上会提到他们）正相对立。“你的技艺”指法布里齐奥据称投身其中的实践的技能（skill），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技艺，我们会将其称为专业（profession）。法布里齐奥这么回答科西莫的“指责”：他没有找到机会以表明他作的“准备”，从而使军队回归古代法则。也许这场对话就是那个机会，但对话由科西莫发起并由马基雅维利记录。法布里齐奥无力地补充道，比起那些胡须半白、惯常是战争之敌的老人（他们没有看到“坏风尚”是当今忽视兵法的原因），年轻人更容易相信他。他没有说马基雅维利在前言中提到的“恶劣看法”挡了军事改革的道。我们看到，兵法受限于必须等待使用机会并尊重人性。他无法仅凭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得到举荐和任用。

接下来，科西莫的指责突然变成法布里齐奥的自责，后者试图找一个更深的借口。法布里齐奥说，“我的技艺”是一门人们靠此无法每时每刻都诚实生活的技艺——古今皆然，除非由一个共和国或王国去用（《兵法》卷一，页334）。一个好人（uomo buono）绝不会将兵法当作他的特技（per sua particulare arte）去实习，因为兵法要求他变得贪婪、欺诈、暴烈，这些品性必然使他不善。而且他不可能被塑造成别的样子，因为兵法在和平时期无利可图；所以，他要么在战争期间大发横财，要么策动破坏和平。因此，兵法真的是受雇的技艺，是“混钱”的技艺（arte del soldo）。战争中不可能有职业献身精神，因为战争让专于其道的人变得邪恶，他不再致力于他的主顾（client），而只致力于自身的维持与扩张。如果他用兵法服务于一个“制度良好的共和国或王国”（《兵法》卷一，页337；比较卷一，页334），该技艺的道德污点就被一扫而光，但确切来讲，一个制度良好的城邦不会允许战争专家将这一行干到底，这类城邦会要求他重归“他（和平时期）的技艺”来养活自己。我们必须将庞培（Pompey）和恺撒，跟早期罗马共和国的将领比如西庇阿（Scipio）和马尔克鲁斯（Marcellus）区分开来——前者是兵法方面的能人（valenti），而后者是能人兼好人。

法布里齐奥欣赏的古人就到此为止了！他们被分为应该被模仿的人与不应该被模仿的人。法布里齐奥模糊地意识到苏格拉底式战争技艺的深刻潜力，但他无法对之作改进。他自己作为一个道德之人，欲使兵法变得道德；而且他似乎认为，仅凭他的愿望就可以达成这点。他为自己没有模仿古人而向科西莫作的个人申辩，转变成对所有致力于兵法的人（包括他自己）的指责；这一专业被视为一种买卖。但接下来，当代雇佣兵的放荡行为也得到了开脱，因为在没有制度良好的城邦的情况下，他们被迫这么做。法布里齐奥最后变得自相矛盾。他一开始说战争技艺是“我的技艺”，最后却否认这一说法（《兵法》卷一，页334、342），并宣称“我的技艺”是治理和保卫我的下属。战争技艺似乎受限于且受制于政治技艺。法布里齐奥想要适当程度地（debiti mezzi，《兵法》卷一，页332）引进的公民人文主义，现在看来成了采纳兵法的必要条件。那么，假设战争与政治分离，写一本关于兵法的专著将有何意义？法布里齐奥欲使兵法与诚实相容，似乎再次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半心半意的人文主义者，且更深地反映了古代德性的问题和悖论。我们绝不能认为马基雅维利分有法布里齐奥的困惑，而需要考虑，他解决这一困难的方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