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经历的甘与苦

戴逸先生对于未来史学充满信心的展望，也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下个世纪，直到先生停话啜茶时，我们才记起要进行的采访。于是我们便请戴逸先生谈谈有关史学会的工作和自己治学经历、体会，以及当前主要进行的研究工作。

关于中国史学会，戴逸先生介绍说，这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一个群众学术团体，1949年成立。第一任会长是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等是当时的副会长。“文革”中史学会的工作一度停顿，直至1978年恢复，至今已是第五届了。第二届、三届是主席团制，胡绳、周谷城、白寿彝、郑天挺、刘大年、林甘泉、吴于厪等人和我都担任过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史学会改为会长制，大家选举了我。现在又连任，将要干到1998年。这样，从第三届担任主席团成员起，实际我要干上十五年，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了上面。自己总想把工作做好，但也总不能令人满意。

以前几届史学会做了不少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现在主要是继承前辈的工作继续努力。史学会最主要的工作是促进全国史学界的交流。目前全国各省市除海南和西藏外，都有史学会，我们就是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开展活动。此外，全国还有多个专门的史学会，如世界史、先秦史、党史等等，包括考古、档案、文博等部门及有关的学会，也都根据不同的活动内容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些活动有些是纯学术的，其中一是组织一些力量编写和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和《史学情报》。《史学年鉴》是从1981年开始，每年一本，至今已经出了十几本，目的是记录全国的重大史学活动，作为文献保存下来。再一个是参加国际上的一些学术交流。像今年就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国际历史学会大会，代表中国的史学界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此外史学会还参与组织一些书稿和资料的编写，如今年组织编写了一部《台湾历史纲要》，以前出版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中日战争》等等。再有就是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情况下，每年尽力量，资助出版一些学术著作。这些受资助的著作，每年大约有几本。

除一些比较单纯的学术活动外，史学会还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促进我们的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如去年是甲午战争100周年，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马关条约签订100周年、台湾光复50周年，明年是长征60周年、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等等。这些活动对于学术，对于爱国主义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现在在台湾，台独分子十分猖獗，声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抛弃了台湾，甚至“感谢”日本把台湾从大陆隔离开来。这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言论。不仅令人生气，而且无知的可笑。这些台独分子完全歪曲了历史，尤其是这几百年的历史。台湾自古以来就和大陆密切相连，仅仅是由于日本人的占领而分离了短短的50年。所以像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抗日战争、台湾光复50周年等活动，对于海峡两岸的统一是非常有益的工作。今年是台湾被割100周年，当时台湾人为了反对日军占领打了半年，这场战争比甲午战争还激烈。日本动用了七万多军队，死伤三万多人，比甲午战争死伤还多。可见当时台湾抵抗的激烈。而且还打死了一个亲王，一个旅团长，这在甲午战争中是没有的。而且参加抵抗的除了刘永福的一部分清朝军队外，主要是台湾的义民，也就是台湾人自发组织起的武装。可见台湾人是不甘心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的割让，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都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公车上书就是由于割台引起的。马关条约签订是4月17日，公车上书是5月初，只相差半个月。由于马关条约签订，大家反对条约的签订，要求抵抗日本。所以公车上书主要内容三条：一是拒和。拒绝和约，反对投降。二是迁都。把京师迁出北京，以示死战。三是变法。改良政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引出了“戊戌变法”。与此同时，孙中山也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开始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即广州起义。所以说广州起义也是“割台”事件刺激起来的。“割台”把中国的整个政治运动，包括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都激发了起来，整个中国的爱国主义浪潮也都激起来了。所以“割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事件，但是事隔百年，有些人已经有所淡忘了。我们史学会则通过组织这样一些纪念活动，在促进学术发展的同时，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当然，我们所做的一切，和应该做的还相差很远。历史学在社会中应该是很重要的学科，是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学科，我们党从毛泽东到江泽民同志无一不强调历史学习的重要性。但是在目前我国经济改革时期，历史学受到一定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总的说来，历史学是处于低潮时期，不是十分景气。这样，从我们史学会来说，就有责任通过组织一些活动，在目前这种不景气的情况下，促进史学界的交流与发展，使史学会真正成为联系全国史学工作者的纽带。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史学会毕竟仅仅是个空架子，全年的活动经费只有两万元，没有一位专职人员，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办事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我们仍要尽力开展工作促进学科发展。

说起治学经历，我是十分简单。我今年69岁，1926年生，原籍江苏常熟。我们家乡文化发展的传统是重视文史，所以受环境影响，从小就对文史感兴趣。我开始读大学是在交大，学的是管理学科，读了两年交大后才转到北大历史系。但在北大也只读了两年，因搞学生运动，国民党通缉我。国民党搞“八一九”大逮捕，在全囯发表黑名单，通缉一百多名学生，其中有我。在北京待不住了，我便跑到了解放区，那年是1948年。

在北大历史系的两年，虽然搞学运上课不多，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北大毕竟是全国有名的学府，其中历史系又是个很强的系，有很多名家在那里教书。当时北大历史系的特点是所有的断代史都能开出来，我记得当时开先秦史的是张政烺、魏晋南北朝史是余逊（余嘉锡之子）、隋唐史是向达、宋史是邓广铭、元史是清华兼课的邵循正（邵先生懂蒙古和阿拉伯等语言，当时不教近代史，教元史或称蒙古史）、明清史是郑天挺、历史文献学是辅仁大学校长著名史学大师陈垣、目录学是赵万里。总之，当时教师可以说都是见多识广的名家，其中最年轻的是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这些名家讲出的课确实不一般，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同时北大图书馆的条件也非常好，开架阅览。我们这些小地方来的哪儿见过这么多书啊，好像一下进了一个书的海洋。

离开北大后，我来到解放区的华北大学，当时是在河北正定，在这儿开始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来研究历史，专业方向也从古代史转向党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工作是在华北大学的革命史教研室，胡华同志是主任。1952年，我的研究方向转到近代史。那年，组织了个研究生班，由于缺少近代史教员，我便被赶鸭子上了架。解放初年，近代史的研究还很薄弱。从我来说，在北大时就没有学过近代史，就更是要边教边学了。当时我是28岁，尚钺同志教古代史，我接替调走的尹达教近代史，我们二人两头分工教这个研究生班。这个研究生班搞了几期，虽然没有学位，但还是很正规的。学制是三年，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起，一直讲到近代史，最后半年写篇论文。因为当时正处在整个学科的改造时期，很多大学的历史教员甚至教授都被送到人民大学来培养，此外还有些解放后刚刚招到的青年学生。当时研究生班中有些学生的年龄比我大，学术经历比我多，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相长，我是一边学一边教。我出的第一部书《中国近代史稿》，实际就是我的授课讲义。出版那年是1958年，我三十二岁。这部书只出版了一本，第二本的书稿已完成，第三本也写出了十几万字，但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便没能完全出版。总的来说，“文革”前我的学术重心是在近代史方面。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完全是工作需要，当时要发展近代史研究，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近代中国的发展，这样我便从最初的党史研究转到近代史研究的范围。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比较艰苦的时期，当时学马列、学专业都非常用心，经常开夜车，取得成果也比较多。我切实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历史的锐利武器。

“文革”开始后的十年，基本上是下乡劳动，什么也没干，“文革”结束我才从干校回来。清史研究所成立了，作为任务，要求写一部清史，这样才又开始了自己的这一学术研究工作，写出一部《简明清史》，共七十多万字。此外，也是接受任务，写了一部《中俄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是清康熙时与俄国签订的一个边境条约，当时正值中苏边界谈判，接受了外交部的这个任务。从这以后，各种各样的任务便逐渐多了起来，其中之一是组织编写《清史人物传稿》。这里边我只写了一篇，主要是组织工作。《清史人物传稿》共10卷，已全部出齐。另外还组织一课题是清代的边疆研究。这是考虑到清代的边疆问题十分重要，历史上重要，现实外交上也十分重要，如清代的新疆、清代的西藏、清代的东北、清代的台湾等等。现在正在进行的课题是研究十八世纪的中国。十八世纪正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从世界范围讲，正是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发生的历史转折时期，以后世界历史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这样以中国与世界进行对比研究，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尽管几十年来，自己的方法不一定对头，收获也不很大，比起前辈学者来，可以说是差得很远。但是自己也有一个体会，就是理论的重要。历史当然主要是史实，即客观过程。要把这客观过程搞清楚，就要搜集尽可能多的材料，并且把它搞准确，因此从历史学来讲，材料的研究考证，占有重要的地位。有许多历史学者，一辈子从事历史事实的考据，对历史学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历史学的根本任务不是仅仅为了过去的历史而研究历史的，而是为了今天，为了将来的发展。因此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解剖历史，探求发展规律。这就需要历史学者具有哲学头脑，对历史过程进行哲学的思考与分析，进而发现历史的真谛。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只有具备了很强的理论思维的能力，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深入到历史过程的本质。历史学者在研究历史时，必须要有这种使命感。当然，能不能发现规律，发现的规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水平高低的问题，但关键要有这种理论思考的意识，这样才有可能发现真正影响历史发展的有价值的东西。

历史学者要对历史进行理论思考，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博览群书，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各种著作。这样才能对历史的发展有种宏观的全局性的思考。要做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不容易，不能鼠目寸光，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一点事。应该站在今天现实的高度审视整个历史过程。要从全局整体的角度去考察具体的历史事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这首讲庐山的诗是非常有哲理的。历史本身是一个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完整的过程，不能只孤立地注视着一些小事情。一个历史学家所了解的历史应是全体性的。一个历史事实，也只有在距离远一些，才能看得更清楚，苏轼的诗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当然作为历史学家要有不同的分工，一些具体问题的考证，也是必要的。但是即使是具体问题的考证，也有考证什么的问题。如果具备对于历史全局性的认识，就会指导你去抓住些关键性的具体问题去考证，澄清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具体事实。作为一门科学来讲，要使具体的、个案的研究与全局的研究相结合。此外，关于学术问题的讨论，我们要做到宽容。像你们刚问我的有关清代历史人物，如康熙、乾隆、李鸿章等人评价的问题，现在可以说议论的很多。但我感到这些问题都是学术问题。只要是学术问题，各种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有些意见不一定对，但于活跃学术空气也有好处。总之这些争论还不涉及政治上的争论，作为学术来说也很自然，因为大家接触到的资料不同，看法不同。有争论才能推动学术深入发展，所有的意见完全一致并不一定是好事。评价人物也是这样，很难只从一个方面来考察、评论，必须以历史主义的观点为指导，多方面地考察与评论，才能接近事实，接近真理。例如，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镇压太平天国、开工厂、办洋务、办外交都有他，而且非常重要。李鸿章是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要真正做出客观的、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确实不容易。其中如从李鸿章办理的外交活动看，确实是丧权辱国。签订《马关条约》也好，签订《辛丑条约》也好，他在整个办理外交的过程中，都是在丧权辱国。然而李鸿章为什么丧权辱国呢？我想也不是出于他个人的主观愿望。他是弱国外交啊！国家弱，你不能完全靠外交来争回国权。何况李鸿章的上头还有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者慈禧等人呢。今天我们当然认为当时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李鸿章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历史主义地予以客观考察。我前面说过，我个人正在编辑李鸿章的全集，我想当全集出版后，大家看到一些新材料后，也许会对李鸿章以及当时的历史有些更深入的认识。研究——争论——再研究，历史学就是这样在不断的争论和研究中，不断向前推进的。

（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