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史东渐的反响

长期困于“天国迷梦”的多数士大夫，在分析问题时习惯于使用“纵向思维”方式，而缺乏横向的比较。“中国服官之众、读书之士，其于中国古训，自已烂熟于胸”，而对于社会的急剧变革寻求因应之道，则不可得。广学会出版的图书受到追捧，正是适应了中国社会骤变的局势。在1893年广学会年会召开时，所出售之书仅为八百一十七元；1896年12月10日，广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九次年会时，图书销售开始变化，单卖书一项收入达五千九百多元，“昔之视同鸡肋者，今之价重鸡林”。江苏、湖南两地学政以书中内容，作为乡试出题的内容，林乐知等人受邀为创制良法。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1897年广学会卖出图书收入在一万两千一百四十六元，尚不计算美华书馆、申报馆等处代售收入。1898年，更是售出了一万八千余元。自1897年至1905年，广学会所卖出的《万国公报》达三十六万九千九百一十二册。

历史著作并不单单是对过去事实的记述，与社会现实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它的作用。广学会出版的图书对光绪皇帝、李鸿章、张之洞、曾纪泽、岑春煊、孙宝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等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这在他们的著作或回忆录中都有所体现。在1896年前后的中国，在维新高潮尚未到来之时，以如此尖锐、激烈的言辞，批评中国的积习，批评中国的政治，实不多见。广学会出版的历史类图书，体例灵活、内容新颖、思想激进，阐发的变法改制思想，加速了有识之士为国家前途和命运进行抗争的行动，对中华民族的振兴起到了鼓舞作用。

广学会翻译编纂出版的不少历史著作是有价值的，对中国了解西方历史和史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编译者将西方的西学、西政，国家繁荣兴旺的根源归于所信仰的基督教，则反映了他们的局限性。林乐知认为在中国的外国人有公使领事、行商作贾、医师矿师、传道教士等人，要论诸人之中谁最有利于中国，那就是传教士。公使是为修好睦邻、保护商人利益，商贾是为求利，医生矿师是为求名于天下。“独有传教士之来华，非为名也，非为利也，传扬真道也。诚知真道为生命之量，而欲以其量为华人益智馈贫之助也。且知基督为世界之光，而欲以其光为华人去暗投明之导也。此为独有益于中国者也。”中国译手蔡尔康也竟宣称：“教士之所讲者，敬天爱人之理，与儒教无弗同也。”然而，当时的士人和知识阶层面临民族危机，并没有走向基督教信仰，而是将汲取到的西学知识作为变革中国的“思想资源”。

（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