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三代”的时间下限

问题可以先从史学史的角度谈起。在司马迁写的《史记》里，《五帝本纪》居首，这实际是以五帝时代作为中国文明诞生的序曲，随后就是《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显然是以夏、商、周三代作为中国文明的正式开篇。不过，夏、殷（商）、周三个《本纪》的时间起点都不是作为王朝创立者的禹、汤、文武，而是他们的本支始祖颛顼、契、弃（后稷），三《本纪》皆结束于王朝之亡，《周本纪》自然也结束于东周之亡。可是，试看《史记·三代世表》第一栏，即“帝王世国号”栏，五帝以下接夏代，自禹始至桀终；下接殷代，自汤始至纣终；下接周代，自武王始至厉王出奔、共和行政终。夏、殷（商）、周三代之先公皆记于“帝王世国号”栏以下之“夏属”、“殷属”、“周属”栏中，以表示此时彼等皆尚为诸侯而非帝王。因此，司马迁在此表中所表明的“三代”在时限上与三《本纪》又所不同。

司马迁为什么允许三《本纪》与《三代世表》有所不同呢？看来与上古历史的特点有关。夏、商、周作为邦，先于作为王朝出现，司马迁在作本纪时所注重的是夏、商、周三个邦的始末，故追记其先公；而夏、商、周作为三个连续的王朝，只有在一个王朝的君主真正作为“天下”共主即“天子”时才是现实的，所以他作《三代世表》时所注重的不再是邦而是真正起作用的王朝，这样王朝的先公以及周厉王以后与东周时期就都不列在“三代”之内，共和行政以后的周就被放到《十二诸侯年表》及《六国年表》里去了。可以说，《三代世表》的时间断限是有历史事实上的根据的。

那么，司马迁这样处理历史的办法有无史学史的根据呢？有的。请看先秦时期著作中“三代”观念出现的概况。在《尚书》和《诗经》里，还未见“三代”一词。显然，在周王朝尚未终结之前，“三代”就还不能作为历史反思的一个既定的对象出现。在《左传》里，成公八年所记韩厥之言中开始提到“三代”（可见在孔子以前，“三代”观念已经出现）。昭公二十八年所记叔向之母言及“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此处“是物”即指所谓的“女祸”，意指夏商周之亡与晋申生（共太子）被废，皆因“女祸”。这里不仅说明当时认为周作为王朝已经灭亡，而灭亡的标志就是周幽王因宠褒姒而被灭。《诗经》虽无“三代”一词，而其《小雅·正月》（西周末或东周初作品）已经明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周代断限于西周之末，这与司马迁的《史记·三代世表》基本是一致的。尽管东周在战国晚期（前249）才最后被秦灭亡，而作为诸侯共主的王朝，到两周之末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书中都谈到了“三代”，这是很自然的。可以说，《三代世表》的时间断限也是有史学史文献上的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