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读史明势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春来秋去，草木开始了一次次生命轮回。春秋在古代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春秋》本指先秦时代各国的编年体史书，但后世不传，唯鲁国《春秋》留存，传说由孔子修订，以至于人们把东周前期这一段历史叫作春秋时期。后来还有以春秋代指历史的，如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汉晋春秋》。

中国古代长寿王朝可谓四季分明。春者，一年之始，阳光明媚，莺歌燕舞，有如一些王朝创立之初，政权稳定后就华丽转身，一心谋发展，生机勃勃。夏者，艳阳高照，碧空万里，如一些王朝文治武功，兴盛至极。秋者，西风烈烈，落叶纷纷，则如一些王朝隐患日显，矛盾渐多，亟待改革中兴。冬者，冰封大地，草木枯朽，如一些王朝之末，改革失败，只得告终。然后，一个新的王朝开始春夏秋冬轮回循环，形成一个难以摆脱的“历史周期率”。这是为什么？

让我们步入历史季节的深处，一木知春，一叶知秋……

盘点中国的长寿王朝

长寿是人类古往今来最普遍、最基本的愿望。鲁哀公请教治国之道时，孔子说“政之急也，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并提出具体措施“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

作为万民之上的帝王，更是强烈地奢望长生不死。秦始皇、汉武帝等诸多帝王都极力追求仙药，有些帝王甚至落得因服所谓“仙丹”而死的下场。同时，几乎所有帝王也都强烈地奢望“家天下”千千万万年。只是鉴于此前从未有一人真正不死的残酷现实，秦始皇又不能不作好死亡的准备，亲自拟好一系列名称，自己称“始皇帝”，儿子“二世皇帝”，孙子“三世皇帝”，以至“万万世皇帝”，通过血脉延续实现秦国江山永恒的目的。他的传国玉玺就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这玉玺在唐时更名为“受命宝”，后辗转落到辽国皇帝耶律隆绪手里。耶律隆绪虽是地道的契丹人，但他的汉文化水平相当高，不仅能读汉书写汉字，还曾以契丹文翻译白居易《讽谏集》，并作诗500余首，其中之一就是《传国玺》：

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

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

子孙皆宜守，世业当永昌。

这首诗是他在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获得古老的传国玉玺时所作，寄语子孙后代守好它。在北京朝阳门外神路街公交车站旁，迄今耸立一座高大的黄彩琉璃牌楼，三间四柱七顶，正间的南北两面各有一块石匾，北面字为“永延帝祚”，南面字为“秩祀岱宗”，相传为明代内阁首辅严嵩所书。“帝祚”即帝位﹑皇位。千古帝王，不论何姓何族何政体，与秦始皇无不同愿。尽管早有人哀叹“人生不满百”的残酷现实，人们还是一代代高呼“万岁”，响彻云霄。

契丹，即辽的国名，含意是“镔铁”。后来金国从契丹独立出来的时候，完颜阿骨打对群臣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唯金不变不坏。”开国帝王的心迹昭然若揭。

古代埃及的国王更聪明，他们直接称“神”，利用民众奢望长生的心理加强自己的统治。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第四版）写道：

埃及人宣称他们的国王就是神。国王不仅自己长生不老，而且能够把永生赐予他人。这是服从法老的一种强大动机，因为人们期望感恩的神王能慷慨地允许那些曾经在此生尽心侍奉过他的人作为永远忠实的奴仆，分享神的永生。

可惜，中外帝王的美好愿望无不落空，许多还是在自己手上成泡影。

据柏杨早些年统计，中国历史4643年间共有83个大小不同的政权，559位帝王。这组数据挺有意思。这样算来，平均每个政权56年，将近一甲子；平均每个帝王在位8.31年，跟现代领导人连任两届的时间差不多。当然，这样计算严格来说不科学，因为这83个政权及559位帝王在时间上好些是交叉重叠的。再说，柏杨这些数据仅一家之言。有些政权仅在史料上出现一次或数次，便石沉大海，所以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政权迄今是一笔糊涂账。比如两汉之际王莽的“新”朝，长达15年，跟秦朝一样长，多数历史学家却忽略不计。

中国历史上造反太多，太多人想当帝王。在新莽崩溃、刘秀称帝前后，还有十几个造反领袖称帝建立新政权。如蜀郡太守公孙述，属下李熊劝他称帝，说：“蜀地沃野千里，战士不下百万。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啊！”公孙述听了当然动心，可他心虚。这时，梦中有人对他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八厶子系”显然是“公孙”二字，“十二为期”含意有分歧，应当指汉室12个帝王，意思是说汉室气数已尽，该由公孙述来替代，但也有说为期仅12年。所以公孙述梦醒之后又喜又悲，叹道：“虽然可以贵为帝王，可是国运太短，怎么办？”他老婆倒比他想得开：“孔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何况有12年！”经这么一开导，公孙述不再犹豫，起兵反王莽，比刘秀早两个月称帝。历史上像公孙述这样的“帝王”数不胜数。

这里主要依据杜建民《中国历代帝王世系年表》，制作一个以统治范围较广、积年超过百年的王朝为核心的简表：

本书视点

黄仁宇一方面将中国上下数千年浓缩成一册《中国大历史》，另一方面则将1587年往深里挖掘成《万历十五年》。关于后者，黄仁宇写道：

当年（指万历十五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我们到医院体检，不是抽几毫升血就可以鉴别全身血液状况吗？测骨密度也是仅取若干横截面，而非全身。既然通史有通史之长，断代史有断代史之长，那么选取某年某事深究之史也有其长。

本书考察长寿王朝建国立朝70周年特定历史时点的细节（由于王朝比较多，为了更准确描述王朝70年走向，没有完全一刀切，适当前后延伸了几年）。这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节点。根据上表，试制一张“中国历史朝代积年分析图”：

上图横坐标表示王朝积年数，纵坐标表示不同积年时段王朝的数量。总体看去，这张示意图很像字母M。

具体来看，总共62个王朝中，积年70以下的多达46个，占74% ；其中10年以下的3个，10—19年9个，20—29年11个，30—39年11个，40—49年6个， 50—59年5个，60—69年1个。超过70年的王朝仅16个，占26% ；其中70—79年1个（五代十国吴越国），80—89年0个，90—99年1个（元朝），100—199年7个，200—299年6个，300年以上仅东周一个。然而，东周时期又分“春秋”（前770—前476年）和“战国”（前475—前256年）两个时期，其实际上很早就名存实亡。

这个“M”形示意图，70—100年是它的底端。对于王朝而言，70—100年是它的“瓶颈”，通不过就是它的终点，顺利通过就如喇叭口，以外有很大的空间。换言之，70年节点对于短命王朝来说是绝望的天花板，而对于绝大多数长寿王朝来说“轻舟已过万重山”，发展前景广阔。

长寿王朝的韧性

关于隋朝，609年是它的一道分水岭，司马光称“隋世之盛，极于此矣”！《剑桥中国隋唐史》评述：

这一年前后标志着炀帝执政的政治基调发生了变化。在609年以前，炀帝似乎全力采取以下几项措施：进一步巩固从其父亲手中继承下来的帝国，促进帝国繁荣富强，获得其臣民的拥戴。609年以后，他全力贯注于对外扩张，对高丽的征服简直发展到着迷的程度，对国内问题则相对地放松，同时日益依赖他的核心顾问集团。

长寿王朝从兴起到衰亡都像椭圆上半部分，即多少有些缓慢转变的过程。这个跟“椭”字最相似的隋朝却像三角形。隋文帝“开皇之治”造就了开国即盛世的大好局面，604年隋炀帝继位，到609年仍能保持上升态势，几乎和隋文帝时期保持在同一条上扬直线水平上，不料短短几年掉下万丈深渊，总体上近似一个三角形。

秦帝国更是如此，前210年秦始皇一死便急转直下，如同一路跑到楼顶便跳下，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中国盛世》尝试系统梳理中国历史广义上的盛世，共43个，即盛世6个、治世22个、中兴15个。其中尧舜盛世、少康中兴、盘庚中兴、武丁中兴属于传说，东周宣威盛世则由于楚国建国无法考察具体时间，此处不计入。其余38个盛世当中，26个在建国立朝70周年之前，占64% ；其中7个在开国帝王时期即步入盛世。这就是说他们一开国立朝就开始华丽转身，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上来，并迅速取得非凡成就，获得一个较长的平稳发展期。而秦帝国建国迅猛，但没有平稳的发展期，直上直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一个著名理论，统治的合法性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统型，指一个规则被遵守被接受是因为它已行之多年，大家也就不再深究它合理与否；二是法理型，成员服从是因为认定此规则是合理的，其制定程序也是适当的，它的权威基础是众人接受的合理性；三是个人魅力型，也即克里斯玛（charisma）型，其本义是神圣的天赋，引申为成员服从领袖人物的非凡魅力。韦伯分析了众多历史人物，认为造反人物往往过于迷信自己的“克里斯玛”，夺权之后仍然不停地折腾，而不懂适时转身。多才多艺、被认为功列南朝诸帝第一的梁武帝萧衍，落得被囚饿死的结局，直叹：“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王莽、李自成等都如此。平稳发展期的长短，或者说韧性的强度，决定一个王朝寿命的长短。

长寿王朝的“仙丹妙药”

汉初奉行“无为而治”国策，开创了“文景之治”，但潜在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大儒董仲舒指出：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还强调说：“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他的这种“更化”思想，与年轻气盛的汉武帝刘彻不谋而合。刘彻的说法是：“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于是他大刀阔斧改革，“独尊儒术”，完善“大一统”体制，对中国影响深远。北宋开局也很好，相继开创“建隆之治”“咸平之治”“仁宗之治”一系列盛世，但也不免有隐患，仁宗时范仲淹指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而“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侵月削”，现在“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长寿王朝在建国立朝70周年左右，对弊政都在改革或者准备进行较大的改革。而顽固不改的王朝，即使侥幸熬过70年，也熬不了更长时间。又如东周，陈雪良《春秋史》写道：

从公元前770年建立东周后的六十余年里，周王室依靠晋、郑等国的支撑，过了一段相对比较安稳的日子。

在这“相对比较安稳”的时期，周王朝却没有及时进行必要的改革，眼睁睁看着晋、郑等诸侯目无王室，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一乱数百年。东周虽然也参加本书这场“长寿宴”，但实际上名存实亡，好比病榻上的植物人罢了。

如果要说长寿王朝有什么“仙丹妙药”的话，那就是及时进行了正确的改革！

“历史循环论”属于历史

近些年有一股“读史热”。有些历史读物过于追求“古为今用”，往往变成“权谋术”；有些则仅仅是用非常通俗的方式复述历史事件，把历史兑得像白开水。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开始，到李世民“以史为镜”之类，史观都是实用主义。一般官吏、平民百姓读到“历史智慧”—“权谋术”后，用不到朝廷就用于身边的职场、商场、情场，恶化了社会环境。

现代我们不能幻想封建时代一些王朝长寿的因素百分百值得今天借鉴，否则刻舟求剑，误国误民。更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封建王朝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更需要着眼于创新！以“父母官”经验当今天的“公仆”，以“红顶商人”经验经营今天的市场经济，以“尊尊亲亲”之类的伦理处理今天“地球村”的人际关系，也许会有某些“成功”，但于社会发展何益？所以，我认为不能简单提倡“读史明智”，而应当提倡“读史明势”。我在《危世图存》中写道：

历史自然有实用性，对比历史上某人某事，我今天应当这样作某事而不应当那样作某事，挺长智慧。但我想这不够！更重要的是得“读史明势”，即千古历史怎么走来，又将很可能怎么走去。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执政者来说，这点非常重要。只有“明势”才可能真正“明智”，而不作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傻事。

所谓“势”指事物的发展趋向。《推背图》之类我是不信的，但我信奉李淳风所说：“欲知将来，当观已往。”这实际上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翻版，也就是柳宗元《封建论》中所强调之“势”。那么，为什么说“欲知将来，当观已往”呢？

我想可以换个说法：应当从以往的角度对于将来之势的判断加以再次论证。因为将来发展之势在目前看来还是或然，或者说只是苗头，有些人看不出无可厚非，而已看出的人心里也不太踏实，这就需要换另一个角度—从以往来再看：

——看来势，即从近期发展态势看。比如民主政体从十七世纪的英国“光荣革命”，到十八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到十九世纪的日本“明治维新”，再到清末已不难看出越来越壮大之势。好比泉水叮咚，走过了山岗，穿过了草地，已汇聚到河流，就不难判断它的奔流之势是前往大江大海了。

——比较看，也即从过去的优劣看。比如“分封建国”这样一种在西周初曾发挥作用的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却乱了大几百年，到秦汉时不难看出这种制度将被摒弃的趋向。

另一类人读史的结果则是：泉水叮咚，溪水潺潺，那是最美的景象，世界上不可能有更美的了，江河湖海之水该回流到高山峻岭去。

袁世凯有“袁书呆”之誉，能登上总统之位，说明他在“读史明智”方面无疑是优异的。然而，他在“读史明势”方面显然不及格，否则怎么会大开历史倒车？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远不止袁世凯。那位奉劝秦始皇恢复封建制的博士淳于越、受到朝野一片拥戴而相机篡汉的“新”朝皇帝王莽等人，哪个不是“读史明智”的佼佼者？又哪个不是“读史明势”的弱视者？文史哲通吃的王国维，不仅明中华千古之智，而且明西洋近代之智，只因为不明势，最终还是沦为殉葬品。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力主削藩的晁错，李贽说他“可以说不善谋身，不可说不善谋国”，换言之就是明历史之“势”而不明历史之“智”吧！这样的人物也数不胜数，比如从商鞅到秋瑾等无数的改革与革命者。这说明“明智”与“明势”有明显区别。

慈禧前期也是相当“明智”的。咸丰皇帝遗诏亲王载垣，端华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共同执掌政权，她却联手慈安太后、恭亲王发动政变，斩肃顺，赐载垣、端华自尽，其余5名辅政大臣或革职或充军，变成“二宫垂帘，亲王议政”。慈安太后去世，她罢免恭亲王，独掌大权；归政光绪后，她又夺权，实际执政长达半个世纪。但她显然极不“明势”，不仅残酷扼杀了“戊戌变法”，还愚蠢地利用义和团向西方列强挑战，给国家造成了深重灾难。不过，她在狼狈的“西狩”中面壁思过，回京后命光绪发表一份《倡议直言》，深刻反省“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对外与西方和解，对内重启“变法”。此后那些改革，我认为是有诚意的。对她“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之说，我认为实属“明势”的至理名言。

王安石检讨他变法失败的原因：“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这说明，“庸人”也很有必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是“逆势”还是“顺势”而动。

外国学者论中国史，常用“朝代循环”一词，狭义指朝代兴亡相继，广义则指与朝代兴亡有关的其他类似的循环现象。其实，中国人自己也爱用“朝代循环论”，如孟子的“一治一乱”说，“五德终始”说，民间普遍信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最新版本则要数“历史周期率”，等等。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影响极大！因为它出自妇孺皆知的《三国演义》开头，更重要的是因为这句话既描述了三国之前千百年中国历史，又与三国之后千百年的中国历史基本相吻合，不能不令人叹服。查查数千年的世界历史，虽然有些帝国长达上千年，但同样是分分合合。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无不经历悲欢离合。然而，这是一种历史规律吗？我很是怀疑。

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入剖析：

不过中国历史这种统一与分裂的循环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现象，从世界史上来看它并不存在普遍性。比如说面积大小和中国不相上下的欧洲，实际上一直处于分裂、或者说一直处于诸国共存的状态。统一分裂循环论甚至还不如“诸行无常，盛者必衰”有普遍性……那么是不是统一就意味着和平，分裂就意味着战乱呢？并不是，在分裂状态下保持了局部和平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分裂统一循环论只不过是后人强加的一个观念性的结论。

逻辑上说，前天是的，昨天是的，今天是的，明天未必是。罗素曾经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个人养一只鸡，每天按时给这只鸡喂食，久而久之，小鸡习惯了这种喂养，所以每当一定的时候，只要看到这个人出现，它就会在习惯的指导下作出归纳推理，认为此人又在喂食，又可以美美地饱食一顿，哪知道此人今天来将鸡宰了端上餐桌！

这本书里说历史季节，只是一种比喻。比喻只是寻求两种事物的共同点，发现暗含的不为人所熟知的特征，以便对事物有一个不同于往常的认识，并不等于否认两者间的更多差异。帕斯卡说“人是一枝有思想的芦苇”，并不是说人与芦苇只有思想这一方面的差异。说有些历史阶段像春季，只是借以表示其良好的开端，较多明媚阳光，生机勃勃，但也有乍暖还寒之时，“倒春寒”还是冰冷刺骨的。

人类社会与大自然毕竟两码事，“天人感应”学说是荒谬的。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实在是牵强附会。董仲舒之前已经变了多少？之后又变了多少？

一个个王朝的历史如春夏秋冬循环，但这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说一样并不是一种必然，否则就变成一种“宿命论”了。

可望永恒

公共汽车上广播号召让座，说“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认为不确。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相是“崇老抑幼”，不仅“尊老”而且“崇老”，但“三纲五常”长期野蛮地压制幼小群体。

秦朝把孝敬老人写进了法律，汉朝规定给70岁以上的老人授以王杖，允许他们出入宫廷，有敢侮辱者以蔑视皇族论罪。公元59年十月，汉明帝刘庄亲自主持宴会宴请清一色古稀老人，并赠送酒肉谷米和一柄精美的鸠杖。“鸠杖”的扶手作成一只斑鸠鸟形状，传说鸠为不噎之鸟，刻鸠纹于杖头，希望老人进食防噎，长命百岁。1958年汉墓出土两柄鸠杖，虽然下部木制杖身早已炭化，但头部斑鸠雕像有漆膜保护，历经1800多年仍旧光亮如新。汉时一位官员殴打老人，老人手里的鸠杖掉地摔坏了，这位官员就被“弃市”。

而对幼小，“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与“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相提并论，“埋儿奉母”之事居然大书特书。千百年间，民间溺婴成风，不幸没活过50岁的都算“夭亡”，不仅不让登上神龛享受后代祭祀，有的还要对“短命鬼”加以惩处—撒上大把芝麻，让他永远数不完，永远没有投胎重返人间之日。

“夭折”的王朝也该诅咒，因为它们白白耗费了改朝换代那沉重的社会成本，太让天下百姓失望了！

王朝兴盛之余的走向，可能如车祸断崖直接覆亡，但更多如人之生老病死，在死亡之前有机会治病康复，这便是改革中兴；改革中兴失败，再衰亡。人不大可能只病一次、康复一次，一般都有多次循环，王朝改革与中兴也大抵如此。

为此，我还绘有一张图：

我认为人类的历史发展如图所示，只有通过改革积弊，才可能有中兴，从而延续政权寿命，否则便直接走向衰亡。中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改革成功的典范，成功改革越多，政权延续越长。不断及时地深化改革，超越中兴，政权就可望不断地延续下去。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年轻时曾经作过关于中国历史上治乱周期的分析，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以下数节：战争时期，土木工程时期，第一个安定时期，第二个安定时期，然后再回到战争时期。对此，台湾中国古代史研究学者劳干评论说：“在两个安定朝代以后，建立第三个安定朝代，也的确有其困难。因为经过两代的长期太平以后，政治组织中的积习以及社会风气，都一定有陈腐之处，倘若不能作到有效的改革，也就真会积弊丛生，而使第三个朝代无法安定下去。”

然而，劳干更强调：中国历史的趋势是有一个大致的轨道，不过这种答案只有在专制的王朝才能适用。他认为：“今后中国的历史将不会和前一周期一样，也就不能利用过去的历史记录来完全预测今后发生的事件。”

“历史循环论”当属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