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平简介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毛泽东不仅在中国有巨大影响，也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美国《时代》杂志曾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当时的中国正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人民饱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苦难深重，一场大的社会变革正在酝酿。

毛泽东在韶山接受了六年的私塾教育。在乡村的学习和劳动生活中，他对国家动荡、民族屈辱、人民苦难有了切身感受和初步思考。1910年，他走出乡关，到湘乡求学，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1911年又到长沙求学，进入湘乡驻省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1912年在湖南图书馆自修期间，毛泽东涉猎了18、19世纪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代表著作。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1914年，毛泽东随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青年毛泽东心系天下，忧国忧民，孜孜寻求改造中国的真理和途径。在长沙的六年半学习生活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古今中外书籍，特别关注哲学、伦理学，受到西方民主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他不仅读“有字之书”，还重视“无字之书”，利用假期进行社会调查，创办工人夜校等。在修学储能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形成独到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并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夕，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不久，又共同发起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于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经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在此期间，毛泽东接触各种进步思潮，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毛泽东回到长沙，积极指导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起的罢课斗争，成为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7月，毛泽东发起创办《湘江评论》，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份杂志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一面旗帜。

1919年12月，毛泽东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第二次来到北京。在北京，他读到《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书籍，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1920年5月，毛泽东到上海，在这里他见到了正在筹建共产党组织的陈独秀。陈独秀关于共产主义信仰的谈话，对处在思想转变关键时期的毛泽东，产生深刻的影响。回长沙后，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年秋冬之间，毛泽东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1月，毛泽东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早期党组织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毛泽东回湖南积极进行建立湖南中共组织的工作，先后成立中共湖南支部和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担任书记一职。当时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的毛泽东，还以很大精力从事工人运动，指导粤汉铁路武长段、安源路矿等工人运动。

1923年6月，毛泽东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1月，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毛泽东先后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要的工作是参与完成国民党重组计划、协调国共之间的行动、主编《政治周报》、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考察农民运动等。

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反动集团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后，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会后，毛泽东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随后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途中，毛泽东领导进行“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建立民主制度，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后来，毛泽东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人民军队有了铁的纪律。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部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在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战争基本原则，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总结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论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发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阐明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提出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包含着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雏形。

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后出击闽西，逐步建立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这期间，在建军原则问题上红四军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曾一度被迫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地方指导工作。12月，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并起草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总结创建红军以来的经验，批评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想，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7月，毛泽东指导召开中国共产党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集中攻击的目标为地主，区别对待大地主、小地主与富农，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原则。

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出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命题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论断。这篇著作包含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在此前后，毛泽东为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利用战争间隙做了大量的系统的农村调查，形成了多篇农村调查报告。

1930年10月，当蒋介石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时，以红四军为主力之一的红军已经逐步发展为红一方面军，约4万兵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为了粉碎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主张在根据地中心地区与敌作战，随即他和朱德等领导红一方面军完成了长期以来由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重大战略转变。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以三四万兵力抵抗敌人10万、20万甚至30万，实行在战略上以弱胜强、在战术上以多击少的作战原则，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乘胜攻占了会昌、寻邬等县城，将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逐渐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在1932年10月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专做政府工作。但毛泽东并没有消沉下去，而是以极大的精力领导根据地建设。在1933年8月所做的《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中，他系统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1933年10月，为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左”倾偏向，毛泽东撰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主持制定《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阐明土地革命的基本政策。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长征路上，毛泽东主动团结王稼祥、张闻天等从“左”倾错误中觉醒过来的同志。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通道会议和黎平政治局会议上，力主放弃向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得到多数人的赞同。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重要发言，批判“左”倾军事错误，阐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此后，毛泽东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突然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诱敌来援，疾进云南，乘虚抢渡金沙江，从而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北上抗日、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同中央方针背道而驰，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自己力量，主张南下四川、西康边界地区，并采取了一系列分裂行动。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行为做斗争。当张国焘拒绝北上并暴露出危害中央的阴谋时，毛泽东等果断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北上。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0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一、红二方面军在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长征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此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对这一方针做了深刻的阐述。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亲自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进入山西，完成了扩大红军和筹款任务，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5月初，毛泽东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毛泽东领导同东北军主帅张学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并指导开展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8月，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实际政策上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的重要转变。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参加同蒋介石的谈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国内战争过渡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做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会议结论，科学地分析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总形势，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强调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是革命成功的关键。

在此前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37年夏，毛泽东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批评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这两篇著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8月，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他还提出红军即正在改编的八路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实行由国内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1938年5月，毛泽东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论述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持久战的总方针，强调敌后抗战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提出人民战争的思想及其战略战术，批驳“亡国论”“速胜论”和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预测抗日战争经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和中国最后胜利的必然趋势。在1938年9月至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做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批评在统一战线下的右倾错误，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完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任务。

在毛泽东的指挥和部署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力量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理论和政策，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及其追随者的谬论，毛泽东于1940年1月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阐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论》同毛泽东于1939年10月和12月先后写成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表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

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毛泽东起草《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接着，在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毛泽东全面分析了蒋介石集团抗日和反共的两面政策，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1943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密谋发动第三次反共浪潮。7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号召制止内战危机。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作风，毛泽东号召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1942年2月，毛泽东又做《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切实开展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整风运动由此在全党开展起来。毛泽东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要求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整风运动，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在思想上达到空前的团结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4月到6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做结论讲话，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路线、纲领和政策。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毛泽东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他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商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情况下，签订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口头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1946年6月，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毛泽东号召全党以自卫战争粉碎敌人的进攻，他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论断，还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等作战原则。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国民党军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毛泽东做出主动放弃延安的决定，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在运动中伺机歼敌。他和彭德怀运用“蘑菇战术”在陕北战场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和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在毛泽东的部署下，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分别率领三路大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使整个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毛泽东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50余万人，大大加速全国胜利的步伐。在战略决战中，毛泽东充分把握敌我态势和敌军将领的不同特点，灵活采用“关门打狗”“中间突破”“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等战略战术，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1949年4月，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解放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统治中心南京和江浙重地。接着，毛泽东指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共200余万人，以雷霆万钧之势，向着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各大战场追歼国民党军余部。至1951年5月，除台湾省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全国都已解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独立、统一、和平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1949年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做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阐述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这篇文章，成为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战胜艰难险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9月21日到30日，毛泽东在北平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他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此，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新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胆识，胜利地领导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胜利开展了“三反”“五反”斗争，从而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

195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在他的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恢复农工商和交通的正常秩序。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1950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经过三年的艰苦斗争，1953年7月27日，中、朝、美三国代表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顶住了美国侵略扩张的势头，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部署的土地改革运动早在解放战争中已经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扩大到广大新解放区，到1953年顺利完成。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3亿多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彻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毛泽东领导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范围涉及全国几乎所有地区，基本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并铲除了历代政府所不能解决的“匪祸”和黑社会势力，使长期动荡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安定祥和的局面。

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毛泽东领导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严厉惩治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贪污腐化分子，同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做斗争。

1953年6月，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一年，新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用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为中国人民指出一条清楚的正确的前进道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苏联为借鉴，独创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1956年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如何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索，提出过不少独创的思想。在听取30多个中央部门汇报的基础上，他于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初步提出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若干新方针。同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认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尽管在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但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和人民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全面进行大规模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毛泽东极为重视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1956年，他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同年，他明确提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的想法。20世纪60年代初又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1963年到1964年，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到：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十分关心教育工作，他提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大力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他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证。

毛泽东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和互助的政策，提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民族团结、民族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珍视和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同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关心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赢得了各族群众的衷心爱戴。

毛泽东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主张尊重香港、澳门的事实，采取特殊的策略和政策，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和稳定。这为后来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的某些构想也成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来源。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情况还提出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倡议，实现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的战略转变，有力推动了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他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建成了一支包括海军、空军和陆军各兵种以及战略导弹部队的现代化军队，自力更生地全面发展了国防科技，建立了国防工业。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果断做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的重大决策。60年代进一步提出大力协同，加快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战略。中国人民经过不懈努力，在较短时间里独立自主地研制成功“两弹一星”。这不仅增强了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御能力和作战能力，而且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

毛泽东是我国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人。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他第一次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主张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增进同各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他始终对祖国的独立和安全保持高度重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领导开辟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1971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称“乒乓外交”。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会见了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尼克松称“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中美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端。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彻底打破了新中国长期以来被排斥在重要国际机构之外的不正常局面。毛泽东还根据对国际局势的长期观察，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外交工作新局面的打开，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一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主持国际正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人类进步事业，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全球不同肤色的人们中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受到众多国际友人的爱戴和敬仰。

老百姓的安危冷暖，始终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就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当他得知一些地区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时候，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吟就《七律二首·送瘟神》。他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为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做了不懈的努力。他十分重视发展群众性体育事业，并勉励运动员敢于向世界纪录冲击，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来自于人民，他始终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息息相通。他了解人民的愿望，关心人民的疾苦，维护人民的利益，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倡导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毕生保持朴素节俭的生活作风。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为亲友谋取私利。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国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毛泽东富有政治家的睿智，理论家的精深，军事家的谋略，诗人的豪情。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精通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工诗词，擅书法，是世所公认的大学问家。

毛泽东凝聚其他中共领导人的集体智慧，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和创造了一系列新鲜经验，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就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把马克思主义内容同民族形式有机统一起来，毛泽东身体力行，开创了一代文风。他的著作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些著作已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诗词集》等文献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三岁。

201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毛泽东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他的功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