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逃跑对熊公平吗

这里有两个女探险家，分别是悲观的佩内洛普（Penelope）和乐观的奥菲利娅（Ophelia）。她们正在某一片山区探险，突然发现远处有一头饥肠辘辘的巨熊在觅食，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她们。熊朝她们移动，逐渐加速，期待着美味的“探险家套餐”。

“我们最好快点儿跑！”乐观的奥菲利娅催促说。

“有意义吗？”悲观的佩内洛普看着熊，绝望地叹着气说，“我们不可能跑得过熊。”

“没必要，”乐观的奥菲利娅得意地笑起来，“我没必要跑得比熊快—我只要比你快就行了。”说完，她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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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允许我们做什么来拯救自己呢？假设熊只需要一个人当早餐，那么谁都能牺牲自己。但是，道德要求我们自我牺牲吗？谁来牺牲呢？你们先等一下。假设那两个女人都知道自己无法打败熊，逃跑才是唯一的正解。在这种情况下，考虑自己，至少在道德上是允许的。

让我们先忽略奥菲利娅得意的笑容。两个探险家都认识到了自己悲惨的处境。她们发现，如果奥菲利娅要牺牲自己，或者佩内洛普牺牲自己，的确超出了道德的要求。她们都要与熊赛跑，我们不知道谁跑得更快或谁更擅长绕弯子。她们任凭命运来决定谁会逃脱，谁会牺牲。

然而，结果是肯定的。她俩都明白，奥菲利娅跑得更快，她一定能顺利逃脱，所以佩内洛普注定要被熊吃了。如果是这样，奥菲利娅就让弱者佩内洛普陷入了绝境—变成熊的盘中餐。然而，这并不是奥菲利娅牺牲自己的好理由。毕竟，如果她这样做，我们会好奇—为什么佩内洛普不能这样对她呢？假如她俩都主动喂了熊，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她们可不是少了彼此就活不下去的恋人啊！

让我们稍微改动一下故事设定：唯一能确保自己逃脱的方法是绊倒同伴。我们可能觉得那样在道德上是错的。那样也许确实不公平，一个人故意干扰另一个人很不公平。但我们要先问一问：一个人跑得比另一个人快是公平的吗？

如果你为了自救而导致无辜的人死去，这在道德上是否可行？

说到这里，我们有点儿糊涂了。让我们集中注意力，专注于思考一种情况：有个无辜的人为了救你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为了排除家庭、寿命等复杂因素的干扰，我们假设这里所涉及的个人对社会福祉的贡献有同样的责任和潜力。

为了测试我们所感知到的某种可能性，再来思考一些不同的场景。假设奥菲利娅和佩内洛普在排队，奥菲利娅在前面，有个疯狂的持枪者正拿着左轮手枪朝着队伍开枪。奥菲利娅猛地弯腰，避开子弹，结果子弹射中了佩内洛普。奥菲利娅自救的同时，导致佩内洛普的死亡。然而，即使奥菲利娅能预见到佩内洛普被射中—也许她没时间来提醒对方—奥菲利娅也不希望佩内洛普死掉。佩内洛普的死并不是奥菲利娅自救的手段。如果队伍里所有人都躲开了，就没有人被杀了。佩内洛普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和倒霉的围观群众。

我们再假设，奥菲利娅为了避免被枪杀，把佩内洛普推到了自己身前。在这里，她把佩内洛普当成了盾牌，而后者根本不知情。当然，道德不允许奥菲利娅这样做。这表明了一个关乎道德的特征：一个人是否因为被他人当作防御手段而受到威胁。奥菲利娅如果以佩内洛普为盾，就是不尊重她，她只是用佩内洛普来达到目的。根据很多人的观点，这在道德上是错的，这无可辩驳。对人的尊重，应当包括把他们当作理性的主体来对待，让他们有权同意或不同意自身如何被利用。对他人的尊重，是伊曼努尔·康德的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康德是18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启蒙哲学家之一。在另一个故事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关于尊重他人的道德难题：

你被绑在一段铁轨上，有一辆失控的电车正在冲向你，但你手上有一个无线扳道器，所以你可以把电车转向侧轨来救自己。不幸的是，你知道有一个工人躺在旁边的轨道上。通过扳道器，你拯救了自己的生命，却导致了工人的死亡。这在道德上可能会被允许，也可能不被允许，但它并不像你在下一个场景中所做的那样糟糕。

又一次，失控的电车冲向你。你自救的唯一办法是：用橡皮子弹射击铁轨边上的路人。那人惊慌失措，摔倒在铁轨上，被电车撞死了。这样，你就可以用他作为盾牌来拯救自己。路人的死，是你得救的必要手段，不像工人的死那样毫无必要，当然，你没有尊重路人。一个人当然有不被这样利用的权利。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对这种权利的践踏，是一个重大的、根本性的道德错误。

当我们把某人当成盾牌，我们是在将自己的不幸转嫁给被迫承受的那个人。那么，这里有两个与道德相关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被转嫁的不幸，以及它对被转嫁者的意义。如果救自己的唯一方法是让某个无辜的女孩成为盾牌，只是蹭掉了她的指甲油，这在道德上还能接受。如果她对你表示抗议，就会显得很小家子气。如果我从一个绅士手上抢走精致的丝帕，用来包扎我正在喷血的大腿，我无疑侵犯了他的财产权。但是，如果我用丝帕救了一条人命，这就是一笔不错的交易，尽管绅士会告我侵犯他的财产权。

第二个因素是转嫁行为本身。在盾牌的例子中，转嫁是转移者的刻意行为，也是必要行为。在其他例子中，即使不幸没有发生在别人身上，生命也会得到拯救。不过，如果我们知道事实上会发生不幸，我们可能会质疑这种区分的现实意义。你有权为了保护自己而让电车改道，但如果你预见到工人的死亡，你是不是正在残忍地把不幸转嫁到他身上？当然，这在道德上看完全是两码事，如果你知道他是有意识的，可以轻松躲开，那蹭不蹭掉指甲油不重要。但是，在开头那种情况下，放任致命的电车撞死他肯定是不道德的。可以说，无意识的工人对你是一种“无辜的威胁”。他的存在，似乎在道德上阻止了你去做原本可以救自己一命的事—转移电车。

再回到熊的故事，奥菲利娅知道佩内洛普可能会被吃掉，然后准备逃跑，这样做哪里违背道德了？或者，如果她不逃跑又会怎样？毕竟，她必须让熊抓住佩内洛普饱餐一顿，以确保熊不会追自己。看起来，似乎是奥菲利娅把自己的不幸转嫁给了佩内洛普—最低限度而言，这和让电车撞到不知情的工人一样不道德。然而，我们大概会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两人都只顾自己”在道德上还可以接受。

也许盾牌和熊的例子之间的差异，关系到了故事的出发点。在熊的故事中，两个探险家从开始都同时暴露在熊饥饿的眼神里。而在电车的例子中，你自己从一开始就是独自面对危险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工人就是安全的。而就算奥菲利娅什么都不做，佩内洛普也仍会面对饥饿的熊，熊真的很饿。如果疯狂的持枪歹徒向队伍随机开枪，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所有排队的人都是不幸的。不过，假设歹徒专门对着排在前面的奥菲利娅开枪，而她弯腰避开，把不幸转嫁到别人身上，这对别人还公平吗？

轨道上的工人、队后面的佩内洛普、跑得慢的佩内洛普—我们可能会仰天咒骂，宣告这些条件都这么不公平。但是，反正奥菲利娅刚好排在前面，你刚好在失控电车的轨道上，这些也都很不公平—再宽泛一点说，许多人生在战争、贫困和疾病的环境中，而有些人生来衣食无忧，这一样很不公平。

面对这些不公平和由此引发的困境，我们当然应该尝试寻找那些对人们“最好的”结果。可悲的是，我们往往无法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有时是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是最好的；即使有，即使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也还实现不了。

就像我们必须面对的许多道德难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似乎，我们往往就是胡乱应付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