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名为健康的风险

假设你是个外科医生，也是个哲学家，你是某个一流的器官移植专家团队的主任，有多次手术成功的优秀记录。在你的等候者名单上有四个年轻病人，他们都病入膏肓，迫切需要器官移植，否则很快就会死。安德里亚（Andrea）需要换肝脏，巴里（Barry）需要换心脏，克拉丽莎（Clarissa）需要换胰腺，还有唐纳德（Donald）需要换肺。你手头没有可用的捐赠器官，因此陷入了绝望。你不是为了赚钱才学的医：你只是想帮助病人，改善他们的生活，但你却愣在这儿，眼睁睁地看着四条生命逝去。这些人没有做错什么，如果不是由于生病，他们本来会过着长寿、幸福的生活。只有找到可用的器官，情况才会好起来—因为你早已攻克了组织匹配和排斥等技术难题。

当你正要告诉你的病人毫无希望时，你注意到了医院新来的接待员—小伙子埃里克（Eric）。你从他的医疗记录中得知他身体倍儿棒。你的眼神突然恢复了光彩。你邀请埃里克陪你进手术室，带他到处参观，当然，你此时的心理过程如下：

我想帮助更多的病人。如果杀了埃里克，我可以把他的器官分配给安德里亚、巴里、克拉丽莎和唐纳德，挽救他们的生命。的确，世上不再有埃里克这个人，但又有了另外四个人。四换一可是一笔好买卖。

在法律上，杀埃里克是违法的，而在道德上我们如何做才是对的？鉴于四个人的器官状况，杀死安德里亚或其他三人来摘取器官，这毫无帮助。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就会眼睁睁失去四条人命，但是，确实埃里克能继续活着。如果我们牺牲了埃里克，用他的命换回四条人命。就生命的价值（人际关系、对社会的贡献）而言，所有人都是相同的，所以，道德问题似乎取决于数量问题。然而，诡异的是，许多人都对杀一救多的观点感到震惊。

从道德上说，你不能为了救人而杀人吗？

正如上一节的难题所指出的：我们多数人在生命重要性的观点上非常不一致（顺便说一句，假设我们这里只讨论人类生命）。在战争中，许多人欣然接受杀死无辜平民以确保他人的安全的做法。或者，让我们把焦点对准英国，许多人会过早去世，就是因为政府让纳税人满足较低的税收水平，而缩减医疗保健支出；此外他们还把一些税收用在了艺术、热门体育项目和娱乐项目上。如果这些钱用在更好的地方，就可以改善老年人和穷人的保健条件，降低每年死亡的人数。当前的英国就是这样的，许多人的生命仅仅是为了提高别人的生活质量而白白丧失了。

而你，身为外科医生，正在打算杀埃里克来救另外四个人的命，而不仅仅是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我们应该支持你的想法？如果我们支持你，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草率地遵从名为“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它要求我们必须寻求（或尽可能寻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吗？多数人会对这个理论说“不”，坚持认为：“没有人有权违背我的意愿使用我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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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宣称，我们完全有权拥有自己—自主权，任何人假如违背我们的意愿，侵犯我们，夺走我们的器官或杀死我们，在道德上就是错误的，除非我们甘愿被侵犯。有人会进一步说：“我们对自己的劳动和劳动成果也有自主权，所以大多数税收对我们而言就是盗窃。”正是以上这些权利构成了道德的基石，而这种道德，使我们人人都能做自己的国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假如每个人都是国王，那么用无辜者的死来挽救其他事情的手段，无论多么有价值（比如拯救其他四条人命），都是不道德的。尽管埃里克的死是其他人活下来的必要前提。当然，有时杀戮是在道德正确的前提下发生的，即使能预见结果，它们仍是无意而为之的。比如，杀害无辜平民通常不是战争的目的，相反是（据某些人说是）一种不幸的附带伤害。在许多相关争论中，有人认为这种非故意杀害平民的行为在“正义的战争”中是正当的，并且在道德上有别于某些恐怖分子和敌对国故意屠杀平民。这种论调越来越摇摇欲坠了。

有别于让每个人成为国王、非故意附带伤害和故意造成死亡等观点，功利主义的理想任务是寻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无论死亡是由于附带伤害还是故意为之，只要结果相同，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就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区别。比方说，假设结果相同，战争和恐怖主义行为在道德上就没有区别。在功利主义被修正之前，这是辨别功利主义的最基本的标准。

即使我们选择了功利主义立场，也可能会谴责外科医生的观点。假如绑架和杀害健康的人并使用他们的器官落实为一项政策，那么健康的人就会有极度的不安全感（就等于面对无差别的恐怖袭击）。别忘了，那些从治疗中获益的人，也可能会变成这种政策的受害者。由于有这种危险的政策，有这种外科医生的社会会给社会总体幸福投下一些阴影，当然，仅仅是在当人们知道有这种政策在实施的时候。假设这种政策是保密的，这就是为什么盲目遵从功利主义可能会损害我们的健康—还会损害我们的社会政治（见第67节）。

想要健康？最好别去器官移植医院附近瞎转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