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王佐良的生平和他的事业（代前言）[1]
浙江省人杰地灵，历来是中国人才辈出的地方，1916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今上虞区）的王佐良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从上中学时起，他对英语教学和英国文学就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数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成了一位杰出的诗人、学者、教育家和翻译家，跻身国际上最著名的英国文学专家之列。王佐良这一名字已经和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高峰联系在一起了。
童年时的王佐良跟随在一家小公司任职的父亲住在今天的武汉市，小学和中学分别就读于汉口的宁波小学和武昌的文华中学，后者是一所由英美圣公会等基督教派开办的教会学校，除了国文（汉语）之外，该校包括体育在内的绝大多数课程是用英语教授的，这使他在中学时代就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从中对外籍教员的教学方法也有了亲身的体会。中学毕业时，他原本准备投考大学，不料父亲所在的公司破产，家里无法支持他继续上学，他不得不求职自谋生路。经过努力他考入湖北省盐务稽查处，当了一名三等课员（会计）。一年来省吃俭用，凭借微薄的薪金攒下了三百元钱，终于得以继续求学。1935年，王佐良考入北平清华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辗转迁往湖南（长沙、南岳）和云南（蒙自、昆明），后在昆明并入西南联合大学。
学生时代的王佐良已显露出不凡的文学才华，读中学时即已开始了写作生涯。先是以“庭晟”“竹衍”“行朗”等笔名在武汉一些报纸和《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上大学后继续发表了《武汉印象记》《北平散记》等纪实文字，特别是在《一二·九运动记》等政论报道中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和进步思想；其间还在昆明《文聚》月刊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昆明居》。但他更多的是写诗。可能是因为主修外国文学的缘故，他的诗风受到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影响颇大。早期的诗作除在《清华周刊》《时代与潮文艺》等刊物上发表过之外，闻一多所编的《现代诗钞》中亦收录了其中的几首。后来，瑞典汉学家马悦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1924— ）也曾翻译过王佐良在昆明时代写的两首诗，收入其所编的瑞典文版《中国诗选》中。
在大学一年级时，王佐良的英语写作也初露头角，二年级时的英语作文成绩常常名列全班之冠，并曾获得全校英语演说比赛的第一名，为此经常受到贺麟、吴宓、王文显、陈福田、叶公超和钱锺书等名师们的赞许。在当时任教于清华，后成为著名诗人的英籍教师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的影响下，他广泛阅读了大量英语版原著，尤其对英国诗歌和诗剧感兴趣，自己也写了一些英语诗，其中的几首曾刊登在伦敦出版的文学杂志《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上。
1939年，王佐良毕业于融汇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优良校风和学风的西南联合大学，留校任助教，后晋升为讲师。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除了从事教学工作以外，还与当时中国所有热血青年一样，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曾于1943年3—8月兼任昆明干海子美军炮兵训练大队首席教官的秘书和高级译员，以其渊博的英语专业知识为特长，协助盟国在中国的军援工作。1944年7月至1945年8月，他兼任军委会国际宣传处昆明办事处主任，一段时间内每周用英语撰写一篇时评并亲自在昆明广播电台播出，还在《天文台》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分析战局和介绍中国抗战形势的文章，并对中国文坛的动向多有评介，俨如一位多产的新闻记者。这些工作都为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形势和文化特色，提高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路线中的声望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使他的分析观察能力和中英文写作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抗战胜利后，他的一些文字材料与当代中国各领域的多位著名学者创作的对外宣传作品一起被结集出版。其中一本是由他独立用英语撰写的《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Tren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其内容涵盖了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开始到约1943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简要叙述了新文学的发端时期各种流派的发展演变，介绍了包括鲁迅和在延安的艾青等在内的一批重要文人及其代表作品，也概述了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内容、特点和风格。该书总结分析了中国新文学最突出的特征和历史意义，内中不乏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前瞻。在资料匮乏、信息闭塞和生活拮据的艰苦战争年代，能写出这样有深度和广度乃至文笔俱佳的综述文字，不仅体现了王佐良的忧国忧民和现实主义的进步文化观念，而且开始显露出他在驾驭与归纳纷繁多样的素材方面的过人才华。
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王佐良与在武汉已结识当时就读于贵阳医学院的徐序女士，两人于1940年在贵阳结为伉俪。在昆明，他们育有二子一女。
王佐良在翻译方面的最初尝试大约开始于1940年。虽然战时的西南联大生活清苦，工作繁重，经常还要在外兼职谋生，最多时曾同时干六份工作，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和翻译。早期译作有爱尔兰著名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曾托人带到桂林准备出版，不幸遇上日寇飞机轰炸，手稿化为灰烬。后来仅整理出一篇《伊芙林》，1947年才得以登载于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上。同一时期他也开始了学术论著的写作，其中，《诗人与批评家艾里奥特》一文，曾分章节载于《大公报》和《益世报》上，开创了国内研究英国著名诗人艾略特（今译名，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之先河。此间他还开始了对于中国当代诗作的研究，他关注着在延安的诗人们对于“新的形式”的鲜活实验，热情地介绍和评论了在昆明的年轻作家群体中“最为出类拔萃的”诗人穆旦（查良铮）。王佐良撰写的原载伦敦《生活与文学》的《一个中国诗人》（A Chinese Poet）一文，堪称目前见到的最早全面评述穆旦诗歌的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佐良辞去在国际宣传处的兼职，举家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在清华继续任教。1947年秋，他考取了中央庚款公费留学，成为英国牛津大学茂登学院（Merton College,University of Oxford）的研究生，主修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导师是著名的研究英国文艺复兴的学者威尔逊教授（Frank Percy Wilson，1889—1963）。他充分利用了牛津大学学者云集、学术空气浓厚和文献资料丰富等有利条件，勤奋努力，广泛涉猎了英国古典与现代文学的方方面面，不仅得以提前一年获得B.Litt.（Oxon）学位（即后来牛津重新颁发的Master of Letters“文学研究硕士”），也为他日后的英国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撰写学位论文《约翰·韦勃斯特的文学声誉》（The Literary Reputation of John Webster to 1830）时，王佐良按照导师的指点，充分掌握了有关这位莎士比亚同时代剧作家及其作品的丰富材料，包括各种私人抄本、剧本目录以至剧院广告，又详细参考了历代作家、批评家和读者、观众对他的作品的反应，用生动准确的语言阐述了韦勃斯特（John Webster，1578—1632）的文学成就，追溯出古代对于英国文艺复兴时代诗剧的爱憎、迎拒的弧线，从中看出历代的风沿，并进而揭示文学批评史的一个侧面。在这篇论文发表二十八年后的1975年，又由奥地利萨尔斯堡大学英国语言与文艺研究所（Institut für Engli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Universität Salzburg）作为专著出版了单行本，成为该校编印的英国十七世纪诗剧研究丛书之一。此书受到国外行家的一致好评，他们不仅对文章的内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特别赞扬了王佐良把历来十分枯燥的考据内容写得生动感人的本领，说此书的文采“特别出色”，“它风格清新活泼，作者自始至终不失其幽默感，而且列举了许多有关所论时代的演出、研究和审美时尚的生动实例”。这种写作风格在他后来的其他文论中均有体现和发展。王佐良对韦勃斯特的文学声誉的研究为自己赢得了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声誉。
在英国留学并研究英国文学期间，王佐良也从未间断过自己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记叙了乘船途经香港、新加坡和开罗等地的观感，这些颇富文采的游记，曾陆续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
在结束了牛津大学的学业后，王佐良曾准备去法国继续深造，而这时的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毅然放弃了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远涉重洋，于新中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9月回到解放后的北平与妻儿团聚。他在四十年后回忆这段经历时对记者说：“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都和我一样，急于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记得当时帝国主义对大陆实行封锁，从香港乘船到大陆有一定的风险，但即便是那样，我们也下决心要回来。说实在的，当时要留在英国也不是不可以的，而且生活也会很不错，但我们从未想过要留下，从留学一开始就认为回国是天经地义的。”回国后，王佐良全家一直居住在清华大学的校园内。五十年代，家中又添两子。
经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的短期学习后，王佐良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后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任教，从此在该校工作直到逝世。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组建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王佐良与他的老师金岳霖、钱锺书等著名学者一起被聘为委员，共同参加了《毛泽东选集》1—4卷的翻译工作。
王佐良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英语系主任、副院长、顾问、学术委员会主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等重要职务。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努力，并得益于从中学起就受英语环境的熏陶以及在大学和出国留学期间众多中外名师的指导，他积累起了深厚的专业根底和广博的知识阅历，这使他能在英语教学中，较早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等现代先进教学方法而广受师生的欢迎。在王佐良和他的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外国语学院很快便成为我国水平最高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基地之一，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外语人才，其中有许多人已成为我国外交、外贸、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方面的骨干力量。如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国际上也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
为了适应教学和翻译工作的需要，王佐良潜心研究了英语语言学方面的一些课题，尤其是有关英语文体和风格方面。他在1963年撰写了《关于英语的文体、风格研究》，提出了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建议。文中精辟地指出：“文体风格的研究是有实际用途的，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观察英语的性能，看到英语的长处、短处，以及我们在学习英语时应该特别注意或者警惕的地方。因为英语一方面不难使用，一方面又在不小心或过分小心的使用者面前布满了陷阱。”“对于英语教学来说，文体、风格之类最忌空谈，能否说出口语体、笔语体的名称或修辞格的定义，对于能否确切了解与恰当运用英语，没有多少关系。但是教师在教材的选择上须具备有关文体、风格的知识，例如我们眼下的初年级教材着重选用能上口但又不过于口语化的文字，中、高年级需要有利于笔头模仿的各种实用文体（书信、布告、公文、特殊的报纸文体之类）以及一定数量的艺术文体。教师有一点文体、风格的知识显然可以选择得更自觉、更细微，自己编写起教材来也容易有意识地注意文体上的适应性。对于高年级的学生，对于处于提高阶段的学习者，文体、风格的训练能够帮助他掌握英语，但是这所谓掌握不仅是自己会说会写，还包含着对别人说的写的有确切的了解。真正确切地了解外语不是易事，造成了解困难的有许多因素，其中也有文体风格的因素。”
当时即使是在英语国家，对英语文体和风格的研究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课题，王佐良的这篇论文堪称国内系统地研究英语文体学的开山之作。在这前后，他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英语语言的论文，例如《现代英语的简练》（1957）、《英语中的强调手段》（1964）、《英语文体学研究及其他》（1978）、《现代英语的多种功用》（1979）等。这些论文在1980年汇编成《英语文体学论文集》一书，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繁重的教学科研与行政工作使王佐良只能利用假期时间从事文学翻译，他谦虚地自称为“一个业余翻译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与友人姜桂浓、吴景荣、周珏良、许国璋和朱树飏等人合作，由英语转译出版了著名苏联作家爱伦堡（ΗπbΥ ΓpΗrópbeBΗψ εpeΗδypr，1891—1967）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参与其事的还有王绍坊、陈体强、李赋宁、夏祖煃和梁达。这些译校者后来都成了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或专家，当时的整个译作集体可谓是名家荟萃。此书虽从英译本转译，但风格上参考了法语的译本，疑难内容处还请人对照了俄语原作，体现了译者们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不过此后王佐良就没有再涉足过大部头的小说的翻译，而是精心翻译了为数可观的英语经典诗文和散文。五十年代，他翻译的代表作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随笔》3篇，其中最为广大读者耳熟能详的《论读书》的译文，已被同行学者们誉为“好似一座令后来者难以翻越的高高的山峰”，经典佳句如：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同一时期，王佐良还为中国读者留下了苏格兰著名诗人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的脍炙人口的诗句译文：
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六月里迎风初开；
呵，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曲子，
唱得合拍又和谐。
1958年，王佐良与巴恩斯（Archie Barnes，1931—2002）合作完成了中国话剧的经典作品——著名剧作曹禺的《雷雨》全剧剧本的英译工作。他们用生动、地道的英语准确地表现了剧中各角色的个性，出版后受到行家的一致赞扬。此外，他还将一些难度很大的汉语诗文翻译成了英文。
王佐良在教学、科研和翻译工作中的杰出成就，使得他在1960年代间先后被评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市文教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文教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大会。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时期，与许多同时代的著名专家、学者一样，王佐良也难逃一劫。早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澄清了的抗战期间的一段原本是爱国行为的经历，却使他又一次蒙受“历史问题”的审查；他在英语界所处的位置更使他“理所当然”地被打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先是被抄家批斗，继而被发配到“干校”接受教育。但即使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英语知识作为一种既可用于国际交流，也可用于“阶级斗争”的工具，仍有其重要的使用价值。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北京外国语学院从1971年开始组织编写《汉英词典》。由于有了这个契机，仍在接受审查的王佐良有幸于1975年进入编写班子，并成为副主编之一（主编为吴景荣）。这本从中美关系解冻时开始编纂，到“四人帮”覆灭后的1978年面世的大型工具书是王佐良一生参与编写的唯一一部辞书。编撰辞书并非他的特长，但在那样的特殊年代中，能从事这样相当专业的任务显然是十分宝贵的。王佐良以满腔的热忱积极投入了这项工作。为了使每一个词条、释言和例句都能达到准确无误和鲜明生动，他废寝忘食、一丝不苟地进行了大量的查阅和考证工作，并尽力为参与编写工作的青年教师提供帮助。在总结编写这部词典的心得体会时，他说：“最终决定一部作品语言的好坏，以及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一部词典优劣的，不仅在于编著者对于某种表达形式的精通与否，还在于他对论及对象的敏感性，他的想象力，他的求知欲和对新生事物探索的勇气，他对人类事业的关注和他是否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
实际上，这种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思维方法和勇于求索、善于想象和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始终贯穿了王佐良的一生。《汉英词典》以其丰富的内容、严谨的结构和准确的诠释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94年，商务印书馆已连续印刷十五次，199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又出版了它的增订版。这本词典的体例、词条和释义也为众多的后来者乃至其他语种的辞书所广泛模仿和引用。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重新走上正轨，王佐良的才华也得以尽情地发挥。1981年起，他被聘为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85年任该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外国文学组组长，后又任国家教委高等院校专业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专业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等职。
王佐良在英语教学方面的造诣使他被清华大学等多所著名院校聘为特邀或兼职教授。他还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并当选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莎士比亚学会副会长。
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王佐良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和中华文学基金会中美文学交流奖评委会委员。另外，他还是《外国文学》《文苑》杂志的主编，并兼任《英语世界》《英语学习》《世界文学》《译林》等多种杂志的编委或顾问。
尽管身兼如此之多的行政和学术职务，王佐良仍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所热爱的英语教学工作。除了亲自指导一批又一批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外，他还在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选编方面为我国英语教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早在1961年，他就为国家主管部制订大学英语专业培养方案选定了中英文的必读和参考书目，这个书目至今仍十分有用。从1980年起，除了传统的英语教学主流课程之外，他又领导一批中青年教师开设了关于欧洲各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哲学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基本史实，并与同一时期相关的中国文化现象进行了比较。1992年，由他和祝珏、李品伟、高厚堃共同主编，将讲授这门课程所积累的讲义和提纲等整理而成的英文版《欧洲文化入门》一书出版，得到全国各外语院校的欢迎和关注。1995年，《欧洲文化入门》获国家教委第三届高校优等教材奖一等奖，此书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在频频再版。这一尝试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王佐良关于“通过文学来学习语言，语言也会学得更好”和“文化知识和文化修养有助于人的性情、趣味、美德、价值标准等的提高，也就是人的素质的提高，这是当前教育界和全社会亟须加强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的一贯主张。
王佐良在英语文体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充实了我国英语教材的内容。1987年出版的由他和丁往道主编的《英语文体学引论》，立意新颖，论述精辟，结构严谨，受到教育界的一致好评，荣获国家教委第二届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优秀奖及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学术界的繁荣。在经过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以后，王佐良在英语文学、比较文学、文学史和文学翻译理论等诸多方面的学术思想也日臻成熟，他的写作热情一发不可收。从1978年起，几乎每年都有他的专著出版，而发表在各杂志上的短文和学术会议上的论文更是数量惊人。
王佐良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向中国的广大读者系统地介绍了英语文学的大量优秀著作，特别是诗作和散文。“文革”后，先是主编了《美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后来又和李赋宁、周珏良、刘承沛合作，陆续选编了《英美文学活页文选》，并将其集录成《苏格兰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名篇新选》（三联书店，1994）等。在这些著作中，王佐良一方面亲自翻译了许多英语名著，另一方面还为他选编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都精心撰写了介绍和评述，使读者在欣赏异国诗文的音韵风采之余，还能了解到不少有关作者的身世和文化背景的知识。
王佐良在文学翻译方面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翻译主张，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的《翻译：思考与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论新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英文专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和《论诗的翻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等专著和许多论文中。他特别注重使包括翻译作品在内的各种作品如何贴近读者的问题，一再强调“一部作品要靠读者来最后完成”。他仍然继续谦虚地把自己的译作称为“试笔”，说“翻译者是一个永恒的学生”。他认为，翻译的理论不能永远停留在只是津津乐道于前人总结的“信、达、雅”三个字上，而应有自己的见解和创新。他自己的主张是：“一、辩证地看——尽可能地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作总是顺译和直译的结合；二、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在诗歌翻译方面，他更有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不论是翻译外国诗歌或中国诗歌，都不仅要在音韵和节奏等形式因素上接近原作，而且应忠实原作的风格和意境，“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他还特别强调，翻译中应注意处理好全文和细节之间的关系，并谈了自己的体会：“如果译者掌握了整个作品的意境、气氛和效果，他有时会发现某些细节并不直接促成总的效果，他就可以根据所译语言的特点做点变通。这样他就取得了一种新的自由，使他能振奋精神，敢于创新。他将感到文学翻译不是机械乏味的事，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努力。”王佐良正是以“创造性的努力”这种创新理念完成了许多优秀的翻译作品。
从上大学撰写有英国诗人艾略特的研究论文和在牛津大学主修十七世纪英语文学开始，王佐良一直在英国文学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并多有建树。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他先后编著了《英国文学论文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中外文学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Degrees of Affinity: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英文专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照澜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风格和风格的背后》（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莎士比亚绪论》（重庆出版社，1991）、《英诗的境界》（三联书店，1991）等著作，从多个角度介绍了英国文学和其他西方文学的方方面面，以及编著者自己的研究心得。
其中，《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一书集录了作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前期，着意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时用英文撰写的11篇论文，探讨的中心问题是二十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契合”关系。王佐良在这里着意使用了“契合”二字，既贴切而又形象地描述了各国异域文化和本国古今文化之间的彼此渗透、互相影响的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比较文学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在这些论文中，王佐良用堪称“高级英语读物”（评论者语）的优美文字，先是通过对典型作品艺术性的分析来研究其思想性，进而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坐标探讨了中西方重要文化运动和思潮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及它们的消长沿革，从对作品艺术性的分析来观察和归纳了它们的思想性内涵。《论契合》一书出版后，受到中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称赞它“用充实的史料有力地论证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对严复、林纾和鲁迅等翻译家的论述“非常精细”，对中国早期现代诗歌所做的研究“清楚地分析了每位诗人如何超越外国现代派的影响而进一步发展具有独特个性的诗歌”。该书以其新颖的研究方法、独到的见解和清新的文笔，荣获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和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
王佐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致力于文学史的研究。他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英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全书共分5卷，其中他和周珏良合作主编的《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一卷已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与何其莘合作主编的《英国文艺复兴文学史》一卷大部完稿。此外，他还为《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史》亲自撰写了有关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一章。
除了主编《英国文学史》这样的大体量的综合性文学史以外，王佐良还编写了一些专题性的文学史书，如《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3）和《英国散文的流变》（商务印书馆，1994）等。其中，《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荣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在谈及“修史”这一十分严肃的工作时，认为编著者不仅要尊重史实，而且“要有中国观点；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要以叙述为主；要有一个总的骨架；要有可读性”。他反复强调，“写外国文学史首先应该提供史实，以叙述为主而不是以议论为主”，要“有说有唱，说的是情节，唱的是作品引文。没有大量的作品引文，文学史是不可能吸引读者的”。“然而叙述中仍需有评论，所谓高明主要是评论的高明，特别需要的是中外诗文评论中常见的一针见血之言。”他还一再告诫说，文学史的“写法也要有点文学格调，要注意文字写得清楚、简洁，少些套语术语，不要把文学史写成政论文或哲理文，而要有点文学散文格调”。
王佐良的上述认识和主张不仅体现在他的史论中，也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之中。作为一位诗人和有大量译著的学者，王佐良作品中“鲜明的个性”就在于他力图用流畅精练、生动准确的语言来叙述事实和表达观点。他对英语文体和汉语修辞都有很深的造诣，这使他得以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完成卷帙浩繁的文史论著的写作：他身体力行了“以诗译诗”的主张，又以散文笔法“说说唱唱”地叙述散文本身的流变；他的游记语言清新，他的剧评文采照人，即使是那些严肃深奥的文艺理论和历史沿革，经他娓娓道来，也毫无枯燥之感，读者在学到了知识的同时，也获得了许多“阅读的愉快”，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王佐良在谈到文风时，认为即使是学术论文，也应“写得短些、实在些、多样些。如果做得到，也要新鲜些”，要如实地记录下自己“所感到的喜悦、兴奋、沉思、疑问、领悟等等”，并应“尽量避免学院或文学家圈子里的名词、术语”，“好的作品应该是使人耳目清明的，论述文学的文章也应照亮作品，而不是布下更多的蜘蛛网”。这种用富有文采的语言来讨论学术问题的实践，是王佐良和他的同事们对于外国文学研究方法有益的改革和创新。
清新隽永的笔法不仅是王佐良深厚的文学功底的流露，也是他乐观、豁达性格的表现。虽然他的一生经历多有坎坷，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但在他发表的包括游记、回忆、评论和随感等所有的作品中，却看不到那种怀旧、惆怅、伤感的语言，有的都是饱含希望进取的激情文字。正如他自己总结的：“语言之有魅力，风格之值得研究，主要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大的精神世界；但这两者又必须艺术地融合在一起，因此语言表达力同思想洞察力又是互相促进的。”这样的心态和气质在他晚年的一篇游记《浙江的感兴》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该文以灵动秀美而干净洗练的文字描述了由家乡风光引出的感悟：
杭州难分市区与郊外，环湖的大道既是闹市，又因西湖在旁而似乎把红尘洗涤了。任何风尘仆仆的远来人也是一见湖光白色而顿时感到清爽。
在阳光下，西湖是明媚的，但更多的时候显得清幽，这次因为就住在湖岸上，朝朝夕夕散步湖畔，总是把湖的各种面容看了一个真切，清晨薄雾下，黄昏夕照里，湖的表情是不同的，沉沉夜色下则只见远岸的灯火荡漾在黑黑的湖水里，千变万化，没有太浓太艳的时候，而是素描淡妆，以天然而不是人工胜。
在湖岸散步的时候，抬起头来，看到了环湖的群山在天边耸起，也是淡淡的那抹青色。然而它们都引人遐想。给了西湖以厚度和重量。没有人能把西湖看得轻飘飘的，它是有性格的，从而我也看到了浙江的另一面：水固然使它灵秀，山却给予它骨气。
在王佐良逝世十八年后，这一被评论者誉为“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范文被选入2013年高考北京市语文试卷中的阅读分析试题。
除日常的教学行政工作和他特别钟爱的英语文学研究以外，王佐良更积极地参与了许多政治社会活动。1978年，他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8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作为教育界的代表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并连任至第七届。
王佐良的成就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1980年，他应邀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客座教授讲学三个月，开授了“现代中国散文之风格”和“英美文学在中国”两门课，分别介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散文之时代风貌以及“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并与之互动和创新，都使听众获得深刻印象。1985年，王佐良教授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的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Scholar），赴美70天，访问了普林斯顿、哈佛、麻省、加州伯克利、加州理工、明尼苏达、密苏里等九所著名大学和三家特藏图书馆，进行研究和讲学。其间应邀发表了九次学术演讲，主题包括“文学史的方法论”“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英美文学在中国”“文学教学问题研究”等。1986年他又率代表团访美参加了中美比较文学研讨会。后又访问了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法国、阿尔及利亚和爱尔兰等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并讲学。他是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和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研究会会员，并被聘为英语文学国际中心（ICLE）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广泛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对西方文学及评论流派的变迁和英、美、澳等国文坛的动态了如指掌，并通过对外交流和与国内同行经常的讨论，不断充实自己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使国内外同行们加深了对中国文坛动向及中国学者对外国文学研究成果的了解。
王佐良十分推崇“活到老，学到老”的格言。他一贯主张，搞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固然离不开良好的外语能力，但首先要有坚实的汉语功底，而且还要尽量多掌握一些国内外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背景知识，这样才能深刻地了解所涉及的作品的内涵，准确地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文化，避免许多情况下由于本身文化素质不高和缺乏背景知识而出现的常识性笑话。为此，就要不断学习，不断地“温故而知新”和接受新事物。王佐良自己正是身体力行了这一主张的，他不仅如饥似渴地博览中外各种文学、艺术、音乐、戏剧著作，而且利用会议、视察、出访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了解多方面知识。在翻译作品时，凡遇到经济、技术等方面的问题时，他都虚心地向包括他的读者在内的懂行的人请教，汲取营养。纵观王佐良的许多评论文章，常看到他能在关键地方恰如其分地信手拈来一些源自生活的鲜活事例和中外名著中的恰当典故，又能准确流畅地翻译一些政治、经济、科技乃至军事等领域的术语和概念，使行家看后感到毫无别扭之处。王佐良在谈及他写作《英国诗史》的心得时写道：“写书的过程也是学习和发现的过程。经过这番努力，我发现我对英国诗的知识充实了，重温了过去喜欢的诗，又发现了许许多多过去没有认识的好诗，等于是把一大部分英国的诗从古到今地又读了一遍。衰年而能灯下开卷静读，也是近年一件快事。”这本倾注了王佐良多年学习和研究心血的史书，在他逝世后不久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以工作为乐，同样是王佐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为了积蓄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和工作，他在青年时就喜欢打网球、爬山、游泳等多项体育活动，直到年近七旬，还可以时常骑车外出。在“文革”期间的“干校”里，他苦中求乐，饶有兴趣地记录了种菜劳动的过程和从中学到的知识，还为各种瓜菜标注了英语名称。晚年虽积劳成疾，罹患心血管疾病，又有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致使腿脚不大灵便的毛病，但他依然壮心不已，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着病痛带来的种种不便，更加奋发工作。他曾说过：“年逾古稀，还能工作，从一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我的福气，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也是不得已。我总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多做些贡献。尤其对我们来说，耽误了几十年的时间，就特别想把损失的时间尽量补回来。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快乐。”
然而，人们从王佐良那丰硕广博的学术成果和井井有条的工作安排上，也许想象不到，他与我国许多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一样，除了在业务上常常要为自己规定超负荷的工作任务和不断地与疾病斗争以外，在家里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几十年来，自幼多病的四子几乎每个日夜都离不开二老的照顾；1983年的一次严重煤气中毒事故，又使他事业上和生活中的忠实伴侣徐序女士元气大伤，这都不能不给他带来众多烦恼，但他却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坚忍不拔的精神状态，奋笔疾书，忘我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间竟有十六部之多的专著问世，身后仍有几本书在印制过程中。使他感到欣慰的是，通过他与众多新老外语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外语教学和研究水平日益提高，他自己的学生和子女大多学有所成，所钟爱的孙女也步入了他曾为之奋斗毕生的英语文学事业。1989年，在有关方面的关怀下，王佐良全家得以从居住几十年的清华照澜院老房（《照澜集》即由此得名）搬迁至距离不远、条件较好的中楼新居，到了晚年终于又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他着实高兴不已。与在五十年代翻译《彭斯诗选》时和妻子徐序分坐在一张圆餐桌两侧，他译，她抄，并共同讨论的情景相比，与在七十年代在老宅的一隅与孙女轮流共用一张折叠书桌的情景相比，与曾经吊着伤臂坐在马扎上、伏在板凳上写作的情景相比，他已感到十分满足了，这也许是对他毕生奉献的一点回报吧。他身后出版的《中楼集》便是在这间书房里创作的。
1995年1月17日，北京《读书》杂志社主编沈昌文到王佐良寓所代取他应台湾《诚品阅读》杂志之约撰写的《读穆旦的诗》的文稿，并送来了他想阅读的金庸所著丛书。不料，这篇为台湾读者撰写的评论文章竟成了他的绝笔。当天，王佐良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医院，经抢救无效，不幸于1月19日晚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王佐良的逝世震动了中外英语文学界和有关方面。国家教委、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有关部门、院校和单位，纷纷派人或致电表达了深切的悼念之情。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读书周报》等通讯社和报刊都发布刊登了消息、讣告和悼念文章。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各界人士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向王佐良遗体告别的节目。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夫妇、爱尔兰驻华大使和在美国的友好人士等一大批生前友好发来了唁电。人们用汉语和英语中各种美好的词语和崇高的称谓衷心表达了对这位蜚声中外的一代大师的怀念之情。
1995年2月9日，王佐良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
王意[2] 苏怡之[3] 王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