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南开回忆

一、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

1957年8月，我收到了一份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同时还有一封南开团委和学生会的欢迎信——

亲爱的新伙伴：

让我们亲切地祝贺你，祝贺你在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年代开始大学生活，祝贺你荣幸地来到祖国古老但又是新型的综合性大学——南开大学，祝贺你在即将到来的学习生活中，顽强钻研，刻苦努力，攻下科学堡垒。

亲爱的新伙伴们！南开大学共青团的组织、学生会和全体同学在这里热烈地欢迎你，欢迎你参加我们巨大的科学工作者和人民教师的后备军队伍，在国家规定的学习期间内，我们将团结在一起，在党、行政和老师们的亲切关怀和教导下，把自己培养成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掌握先进科学知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体魄健全的建设人才。

亲爱的新伙伴们！为了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国家迫切需要成千成万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和人民教师，党和政府对我们有着殷切的期望，让我们共同努力，战胜一切困难，顽强地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们衷心地欢迎你，欢迎你准时来校。

谨祝

旅途平安 身体健康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南开大学委员会

南开大学学生会

一九五七年八月 ×日

如实地说，我是稀里糊涂考入南开的。我自幼生活在苗汉杂居的湖南凤凰，中学时代读过《阿诗玛》《百鸟衣》一类长篇叙事诗，又看了《神秘的旅伴》《山间铃响马帮来》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因此很想将来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我中学毕业时才十六七岁，正是张开幻想翅膀的时期，完全没想过从事这种工作的艰苦性和所要求的特殊条件。其次向往的职业是记者，也是认为记者工作相当浪漫。当时考大学允许按顺序填写12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新闻系，南开大学中文系是第三志愿。此外胡乱申报了一些其他院校。第十二志愿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不愿意在家门口上大学，又不愿意当中学教师，所以拿湖南师院垫底。我以为，如果一、二志愿都泡汤，那就会被最后一个志愿接住。我确实没有想到会被第三志愿录取。

收到录取通知书，最兴奋的是外公。他阅历深，见识广，知道南开大学创始于“五四”时期，梁启超、蒋廷黻、李济、汤用彤、竺可桢、范文澜、何廉等知名学者都曾在此任教，还培养了周恩来这样的政治家和曹禺这样的戏剧家，所以他认为我能戴上南开大学的校徽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外公不仅向左邻右舍报告这一好消息，而且不顾年逾古稀，决定亲自把我送到学校报到。当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修建中，从长沙乘粤汉线北上，必须在武昌下车，乘摆渡过长江到汉口换车，到北京后再转车，这才能到达天津。我们买的又是坐票，旅途劳顿可想而知。但外公一路上总是不停地向周边旅客介绍：“这是我的外孙，他考取了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位于天津八里台，据传这里原是元朝一个亲王的属地。一进校门，就有老同学来迎接新生。他们热情地把我的皮箱搬到第二宿舍，从此我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年。我放下行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马蹄湖。因为我早听说，南开地处天津西南的开洼地带——“南开洼”，以水为校园的一大特色，校名可能也是因此而来。在老图书馆的南面，我终于找到了一处呈马蹄状的莲池。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马蹄湖。”我不禁大失所望，因为在我这个南方人的心目中，湖就是陆地上聚积的大片水域，一望无涯，有如洞庭湖、鄱阳湖。而我眼前的这个马蹄湖，在我们老家至多只能称之为池塘。20世纪30年代南开校园内细流环绕、小溪纵横的田园风光，此时已渺无遗痕。周末晚上，同学们自带板凳，到芝琴楼前的小操场上看电影，用一台小放映机放小拷贝，这也使我这个电影迷十分扫兴（直到1958年学校才从天津大光明戏院买来一台被淘汰的大放映机）。感到满意的是1957年下半年学校的伙食。食堂就在马蹄湖边的礼堂兼风雨操场，就餐前举起筷子，凑足8人就可以开吃，不管彼此认识不认识。每月的伙食标准是12元5角，菜肴十分丰富，除了鸡鸭鱼肉之外，还有在南方罕见的大虾；主食也多种多样。但好景不长，到1958年“大跃进”之后，伙食水平每况愈下；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就变成名副其实的食不果腹了。

南开大学初创时期的学制是四年：预科一年半，本科两年半。我们赶上的是五年制，原本应该学到更多的知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学子去吮吸知识的琼浆。我后来写了一篇散文《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就是为我们这批人缺知少识开脱责任，颇受同龄读者的好评。

1957年入学以后，我们就赶上了给高年级的“右派”学生进行分类处理：或劳教，或开除，或留校监督改造；常在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宣读“右派”学生的材料。我跟同窗学友张永安觉得乏味，溜出去看电影，被发现后受到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极为严厉的批判。1958年学校开始停课用土法炼钢，还经常停课到学校北面一块被称为“西伯利亚”的空地去推车运土：推的车叫“轱辘马”，是日据时代遗留下的一种运输工具。为了灭“四害”，甚至还停课去逮苍蝇、挖蝇蛹。为了超额完成任务，我特意去天津屠宰场，挖开掩埋猪下水的土坑，那里面成堆的蛹在蠕动，要多少有多少，成千上万的指标都能完成。

对我来说，1958年还有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情，那就是突击编写教材。我被分配编写《苏联文学史》，具体任务是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诗歌，以及柯切托夫的小说（如《茹尔宾一家》）。组长孟伟哉，笔名小剑，当过志愿军，当时就是一位诗人。一部文学史，十天半个月必须写成，我们只好每天熬夜，有时就睡在拼起来的课桌上，夜以继日，连抄带编，最后在书稿上系一根红绸带，敲锣打鼓到党总支报喜。所幸那时粮食供应还颇充分，午夜能吃到糖三角、大油饼等夜宵，身体还能支撑住。

1959年，继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之后，天津鸿顺里也成为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我们班一位党员干部传达康生的讲话，说“超声波加人民公社等于共产主义”。我们文科生不知道什么叫超声波，就请物理系的同学在图书馆阅览室给我们讲一课。我记得那天会场大，听众多，又没有扩音器，坐在后面的人根本听不清讲了些什么。后来有无师自通的同学教导我：只消把自来水管截成四五寸长的小段，把一端锤扁，从另一端往里面打气，喷射出来的气体里就会产生“超声波”。这种波比一般的声波传播速度快，效果十分奇妙：吹在棉桃上，棉桃就会变成西瓜那样大；吹在麦穗上，那麦穗就会沉甸甸，把麦秸给压断……总之，凡有超声波的地方，就会有不可思议的奇迹出现。

就是凭着上面所说的这点物理知识，我被分配到了天津第二造纸厂参加技术革命。我所在的是搅拌车间，就是把废纸、破布、稻草之类的原料掺上漂白粉倒进搅拌池，而后插入8到10个截断的自来水管，通过气泵拼命往里面打气，果然原料搅拌的时间缩短了。于是我兴高采烈，写了一篇文章，叫《试论超声波在造纸工艺中的应用》，交给车间支部书记。记得书记在这篇文章首页加盖了一个印章“绝密”，然后迅速锁进了保险柜。

1958年至1959年，同学们还曾三下海河，修堤筑坝。我们白天在工地战天斗地，用天津流行的“三句半”鼓舞士气，晚上就睡在帐篷里。那时全国开展新民歌运动，我们班与班、组与组之间也经常“赛诗”，每人每天都有一定写作指标。我们班王烈英同学写了四句诗：“锹不离手，歌不离口，不分昼夜，牵着龙走。”颇受好评，曾被《诗刊》选载。我也有四句诗被《天津青年报》选载，诗句现在忘得一干二净，但当时收到了5角钱稿酬，却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我第一次被排成铅字的文字。受到这一鼓舞，我后来在《天津日报》《天津晚报》、河南《牡丹》杂志发表了共10篇评论、小说、散文。这些文章就是我的“少作”，跟鲁迅所说的婴儿时代的露屁股、衔手指的照片一样。好像也是1959年，河北任丘县（今为任丘市）遭受水灾，淹死了不少耕牛。我们就到该县文安大洼去支农，像牛一样地拉耠子，拉犁，耕地补种粮食。

1960年之后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同学们吃饭顿时发生了问题。每餐都划卡领口粮。有一位高干子弟擅自涂改了粮卡，学校派人进中南海反映给他的父亲。据说那位首长勃然大怒，痛斥孩子一顿，甚至扬言要跟他断绝关系。还有一位学生预备党员，浑身浮肿，每早都等同学们吃完之后，用小勺从木桶缝里抠出一点剩粥吃，被认为是革命意志消退，他的候补期被取消了。由于浮肿的同学与日俱增，学校用卡车运来了一些蛤蜊分给大家洗净蒸着吃，多少补充些营养；又储存了一些大白菜。有一次，有关领导带我们到食堂拜见一位大师傅，说他能用一棵大白菜做出几十种花样。同学们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似乎在山穷水尽之时看到了柳暗花明。后来食堂真的用白菜帮子做成了“人造肉”，让我们在精神上解馋；又发明了一种双蒸法，即把蒸熟的米饭再蒸一遍，显得蓬蓬松松，吃起来有点儿像爆米花的感觉。看到这种“双蒸饭”，精神上也会一度产生幻觉。

我的大学时代，不仅学生的学习生活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严重干扰，而且很多学有专长的老师在那种氛围之下也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中文系的系主任李何林，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他给天津《新港》杂志投寄了一篇短文，题目大概是《十年来文艺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大意是反对把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相割裂。他认为一篇作品的思想性有严重问题，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性。令人想象不到的是，这篇文章一方面被退稿，同时又被人抄录了一份上报，然后在全国发动了一场“批判李何林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运动，让李先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记得他在大礼堂向中文系师生作过一次自我批判。他自己提着暖壶，夹着一摞书，上台讲述这篇文章的理论依据，就像研究生论文答辩一样。李先生的思想方法也许有可议之处，但他的观点跟“修正主义”无论如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语言学教授邢公畹也是名师，记得他出过一本学术散文《红河之月》。他给我们上课的第一句话就是：“病来如山倒，我的脑袋疼得快爆炸了！”他一边说，一边用双手在脑袋上比画。原来他刚从苏联莫斯科大学执教回国，说过莫斯科大学校舍漏雨，有学生就着自来水啃面包，莫斯科街上的汽车也会压死人等“怪话”，结果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古汉语教授马汉麟，是北大名师游国恩的女婿。他用《论语》《孟子》做教材，给我们讲古汉语的实词、虚词和语法。有一次讲到《论语·子罕篇》，“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马先生的本意是讲“诸”“之”等虚词的用法，但他朗诵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时，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结果遭到批判，说他是在兜售“待价而沽”的个人主义思想，要跟共产党讨价还价。教民间文学的华粹深教授，是评剧《秦香莲》的改编者，跟梅兰芳等名伶时有过从。他一生的主要藏品是戏曲唱片。华教授身体虚弱，好像有哮喘病，边讲课边大口喘气。他当时不能给我们讲授他所擅长的古代戏曲，只能讲“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一类儿歌民谣。“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特意砸烂了他珍藏的全部唱片。

南开的文科教师中还有两位知名学者，可惜无缘聆听他们授业解惑。一位叫查良铮，我入学时他是图书馆馆长。位于马蹄湖北面老图书馆的墙上，张贴了许多批判他的大字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不仅是翻译家，而且还是著名诗人，笔名叫作穆旦。另一位是许政扬，我读过他校注的《古今小说》。他身体十分虚弱，有一次学生开他的批判会，他竟当场晕厥。据说，他曾宣称他有三件宝：老婆，孩子，资料卡片。“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就偏偏把他的卡片撕成碎末。这位学者觉得了无生趣，就在校园内的新开湖投水自尽了。

我五年的大学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青年讲师宁宗一。他开设的课程是宋元文学。宁老师是旗人，说一口纯净的北京话，声音很有磁性；他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又特别强，能用当时的“先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文学现象。上他的课所记的笔记，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学术文章。在他的影响下，我对考证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源流变迁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套用苏联文艺理论家多宾撰写《论情节的典型化与提炼》一书的模式，着手写一本《论“三言二拍”的题材提炼》。大学四五年级时，我几乎花费了所有的课余时间，在图书馆翻检各种丛书、类书、笔记小说。耐心帮助我的是负责学生图书馆借阅的赵琳老师。这些笨重的古籍从取书到上架都十分费力，而每次我都只翻阅其中的有关部分，频繁地时借时还，但赵老师却没有丝毫的厌烦，我至今感恩。毕业前夕，我终于完成了这篇长文，自不量力地投寄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没想到中华书局的责编居然认真审读了这部书稿，复函表示鼓励和肯定，认为基础很好，建议适当加工之后出版。不久我就走上了工作岗位，接着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三言二拍”都被划归封建糟粕范畴，这部书稿就好比被窒息的婴儿夭折在摇篮里，如今记不清塞到哪个犄角旮旯里去了。留下的唯一纪念，就是1965年7月18日我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发表的短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评论中的两个问题》。我因此感到愧对宁宗一老师的教诲，每当见到他时都会表现得手足无措。

1962年夏天，我从南开大学毕业，险些没拿到毕业证，原因是我的体育成绩不及格，后来做了一套劳卫操，蒙混过了关。我大学阶段专业课的成绩还可以，政治鉴定的第一句话是“五年来一贯要求进步”。对于工作分配，我希望能到科研单位、文化机构或高校工作，至于什么省份、什么地区都无所谓。为了表达我的壮志豪情，我在《人民南开》校刊发表了一篇短文《再见，马蹄湖——一个毕业生的心声》。文中关于“伯父”的描写纯属虚构，但志在四方的豪情壮志则是真实的。

南临中心花园，北倚行政大楼，西引新开湖，东连荷花池。两株柳树，苍老遒劲，跌宕生姿，一左一右，守卫着你的门户——啊！马蹄湖，你是南开园的掌上明珠。

记得五年前的一天，当我们接到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整理行装、准备北上的时候，伯父把我叫到身边，打开他那珍贵的资料本，指着一张磨损的照片对我说：“这就是马蹄湖，也是我生命之树开花的地方。”我看那照片，败叶枯枝的杂树下横躺着一口草莽芜蔓的寒塘，宛如旧中国这匹羸弱的老马在历史的古道上遗留的蹄痕。然而伯父却向我描述道：“哎，马蹄湖其实很美呢！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日子里，久失修葺，才显出了憔悴的模样。”

伯父是老南开的学生，当年以六十比一的比例考入经济系的。在马蹄湖畔，他苦心攻读了四载；在马蹄湖畔，他也曾舒展过幻想的翅膀；也许在马蹄湖畔，爱情还引起过他心房的第一次激荡。然而，毕业之后，等待着他的却是失业的前途，是饥饿的巨口。十多年来，宿雨餐沙，命似浮沤，冲天有志，奋飞无术。于是，他青春的光华暗淡了，他意志的棱角摧磨了，他理想的鲜花萎谢了。回首解放前那些灾难的岁月，就像秋夜的一片沙漠。然而马蹄湖却如同一颗萤火，在他迷茫莫测、凄凉黑暗的生活中闪耀着唯一的慰藉之光。

一天一天地积成了一月，一月一月地积成了一年，转瞬之间，我五年的大学生活又结束了。五年果木果满园，五年种木长风烟。在一个太阳刚刚升起的早晨，我也来到了马蹄湖边。不是为了重踏伯父青年时代的足迹，而是为了告别马蹄湖，迈上新的人生旅途。

这时，金色的朝阳从乳白色的薄云里露出她温柔的笑脸，轻轻地唤醒了马蹄湖。湖中心的白莲，袅袅婷婷；睡莲，玉锦团团。在百花之中，荷花的根植得最深，因而它的生命力也最顽强。荷花沐浴的是阳光，吸收的是水分，所贡献出的却是它的一切：根、花、茎、叶。凡有利于人类的，即使分身解体，也热诚勃然，勉力以赴，并且永远保持着素雅恬静的姿容，宛然自在，毫不骄矜。荷花不单可以作为马蹄湖的表征，而且还可以毫无愧色地作为新一代南开人的表征。想到这里我拿起了照相机，决定把马蹄湖的晨景摄下来。让这张新的照片带走伯父脑海中陈旧的记忆，让这张照片激起伯父蛰伏的青春热情。

再见，马蹄湖，你的儿子就要远行。好男儿慷慨着先鞭，万里惯长征。不论是雅鲁藏布江的篝火，不论是新疆玛拉斯河畔的新城，不论是萝北草原的荒地，不论是西双版纳的丛林，都向我大敞胸襟。我的生命将要像马蹄湖中的荷花那样盛开，红的是火热，白的是忠贞。

马蹄湖，南开园的掌上明珠，历史的忠贞见证！你将永远镶嵌在我的心上，你将永远照亮我的生活航程。

1962年8月6日夜，南开园

二、在南开园，我见到了毛泽东

在南开的五年学习生涯中，我最具轰动效应的一件事是跟毛泽东握了手。在此期间，我还见到过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

那是1958年8月13日上午，我们班正在宿舍里批判一位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10点左右，突然听到楼道传来一阵阵欢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大家将信将疑，乱哄哄往外跑，有人还穿着拖鞋。先听说毛主席正在视察化学系的车间，参观高效农药“敌百虫”和“离子交换树脂”（可以用于原子弹生产）的研制情况，大家就涌向中心花园的化学系教学楼一带。我们年级的吕振飞同学动作敏捷，挤进了车间，在毛主席视察的照片上留下了半张脸，他因此万分得意。后来听说毛主席要到校园的另一端发表讲话，大家又潮水般地向另一端涌去。我历来体育成绩不好，动作迟缓，被远远抛在了后面。我侧身一看，奇迹出现了：只见一个魁梧的巨人在中心花园的一棵树旁站着，他穿着灰布裤，白衬衣，朴朴实实——这就是全国人民在照片上熟知的毛主席。毛主席那天是在河北省和天津市的有关领导刘子厚、李耕涛、阎达开的陪同下前来视察的，到南开后又受到校长杨石先等领导的接待，他还带有一个英武的贴身警卫。但不知为什么，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毛主席身边并没有任何人。我如入无人之境地走向前，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毛主席好，我是湖南人！”毛主席立即跟我握手，说：“是老乡呀，你好！”然后我把毛主席扶进了身边的小轿车，目送他乘车离去。长久留在我记忆中的，是毛主席那只柔软大手传递的温热。

当天下午，全校在马蹄湖畔的礼堂召开了紧急大会。领导对我们进行了两方面的批评：一是秩序太乱；二是卫生太差。于是学校决定停课大搞卫生，要求每间宿舍都要做到窗明几净六面光。据传说，当天中午河北省和天津市的领导请毛主席到正阳春烤鸭店吃烤鸭，有一只苍蝇叮了他宽阔的前额。苍蝇这种昆虫具有紧叮一处的韧性，挥之即去，但又卷土重来。我推测停课大搞卫生的举措，可能跟中午这尴尬的一幕有关。

吃晚饭时，广播站播出了毛主席跟我握手的报道。餐厅里有些同学争着握我那只跟毛主席握过的手，分享我的快乐。1958年8月13日，是当时的南开人都万分兴奋的一天。有一首快板词中写道：“八月十三幸福天，毛主席来到南开园。”而我们年级最感幸福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上了照片的吕振飞，还有一个就是毛主席视察时正在宿舍挨批的那位同学。若干年后他还幽默地说：“毛主席搭救了我！毛主席解放了我！”

见到周总理并聆听他的讲话是在1959年5月28日上午。那天，周总理夫妇在视察天津大学之后来到了南开。校方吸取了毛主席那次到南开的教训，这次活动组织得十分严密。全校师生一律原地待命。总理先来到图书馆，在阅览大厅巡视，跟那些幸运的读者握手，然后登上了在图书馆一侧搭建的临时讲台。各个系的师生分别鱼贯而入，秩序井然。

总理穿着一身中山服，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两鬓泛着青光。校领导介绍总理夫人时，邓颖超同志羞涩地用草帽半遮着脸，会场顿时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都为邓大姐的朴实谦和而深受感动。在热烈的掌声中，总理用略带江苏口音的普通话做了精练而深刻的讲演。他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没有经验，要认识和掌握新的规律、新的平衡、新的比例、新的关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在这个过渡时期特别需要增产节约，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则。去年下半年这方面放松了，今年春季供应就有点紧张，但这是暂时现象。要学会革命的乘除法。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总产值被人口总数一除就所剩无几，而每人浪费一点，如果用人口总数一乘，那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所以增产节约的精神任何时候都需要。在讲到“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时，总理强调要抓住矛盾的主导方面。比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是主导方面，学习是主导方面。办好一个大学，学生人数不宜太多，学校规模不宜过大，这样教学质量才有保证。总理讲完话又视察了校园，最后来到食堂。这时同学们大多吃完了午餐，没剩下什么饭菜。总理就从大笸箩里随手拿了个窝窝头吃了，随行的记者也跟着总理一起吃窝窝头。总理俭朴的生活作风，在这件小事上也得到了生动的反映。

令我难忘的还有另一件事。1958年夏天，学校组织我们到十三陵参加义务劳动，我们住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劳动期间，我们参观了北京高校举办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果展览。在一个展室里，我无意中见到了陈云同志。当时那间展室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记得陈云同志个子不高，戴着一顶草帽，在认真地看着图片。我没有贸然打扰他，也像他那样认真地参观。20世纪50年代领导人这种轻车简从的作风，使我至今难忘！

三、我偷了一把糠

人的行为如果跟“偷”字联系起来，终归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但近日反思人生，总忘不掉我的一个劣迹，那就是我确曾怀着忐忑乃至恐惧的心情行过一次窃，虽然偷的只不过是一把生糠。

事情发生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当时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对此，现在有人说那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或者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关于这个问题，做结论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只知道，那时举国上下都已勒紧裤腰带了。承蒙组织信任，我们南开大学的部分师生作为河北省委工作组的成员，被派赴旱灾严重、反动会道门猖狂的邯郸专区去抓“三类队”。所谓“三类队”，是指队干部有严重问题的生产队。执行的任务基本上有两个：一、访贫问苦，考察生产队的领导班子；二、亲自抓公共食堂的“秤杆子”，让农民每人每天能吃足国家供应的口粮，在饥荒之年尽可能不要饿死人。

那年我还未满20岁，思想水平低。因为政治上起点低，从动员到下乡又十分仓促，所以对执行这次任务的背景不甚了然。若干年后经过学习才知道， 1960年3月，有“一位不愿署名的政协委员”反映，安徽和县铜城闸与无为县粮荒严重，曾发生饿死人事件，有些农民逃亡在外，有的抛弃儿女，干部作风恶劣。周恩来总理将此信批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请他派人前往两县调查，希望引起注意。我不知道曾书记反馈的意见如何，反正当年8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承认粮食生产指标偏高，估产不实，粮食消费安排不好，管理不善，致使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指示》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同年9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口粮标准的批示》。同年11月3日，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整风整社，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特别要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等。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去抓“三类队”，就是落实中央“十二条”精神的具体措施。当时我烂熟于心的最高指示就是“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吃饭第一”，这原本是一个朴素浅显、人所共知的道理，但在饥饿年代一经领袖之口说出，却让人感到那样深刻、那样及时、那样圣明。

我所在地区人均口粮供应标准是每天4两。很多农民已经饿得浑身浮肿，眼里布满血丝。有一位老农饿死前的最后心愿，就是想啃一口“红窝窝”（即高粱米做的窝窝头）。工作组成员的处境比当地农民更难，因为我们有一条铁的纪律，就是要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三同”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但农民从公共食堂打回用4两粮食蒸出的干粮之后，还可以挖一棵自留地里种的大白菜，熬上一锅清水白菜汤。而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大学生就全靠这一天4两粮食活命。但大家精神状态却非常好，真正像“一二·九”时代的青年，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使命感，虽然几乎人人浮肿，从头到脚一摁一个深坑，但决不多吃多占，决不侵吞基本群众赖以活命的口粮。我母亲得知我的处境后，曾用一口小木箱从湖南老家寄来两斤炒面和一条干鱼，但我不敢搞特殊化，所以直到完成任务返回母校之后，我才撬开这只装满了精神和物质双重食粮的小木箱。

在那种艰苦岁月中，地方党政领导对工作组成员的身体非常关心，偶尔也将我们集中到县委食堂开小灶；浮肿严重者则被送到县医院治疗，多少补充一点糖水。所谓小灶，在我的记忆中是8人一桌，一桌上一盘煮黄豆或炒黄豆。我从小不会使筷子，眼睛又高度近视，手拙加眼拙，经常夹得黄豆满桌滚，既显贪婪又吃不进嘴。看病也非易事，有一次，一位同学两腿肿得像馒头，根本走不了路，队里派了一辆牛车拉他去看病。临行前帮他以1两粮食换7两胡萝卜，以便在路上充饥。谁知那头老牛比人还饿，拴根胡萝卜在它眼前晃晃根本骗不了它，最后只好用全部胡萝卜填补它的饥囊，牛车的胶皮轱辘才开始缓缓转动。

我从小至今都是牙口好、胃口好、吃嘛嘛香的人，一旦一天只能吃4两粮食，那浑身的滋味可想而知。为了充饥，只好跟大家一起吃代食品，如红薯藤——邯郸地区称之为山药蔓（音wàn）、柳树叶、棉花壳、芝麻秸、小球藻……但代食品也是有限的，并非敞开供应。有一天，我实在饿得眼冒金星，偶然发现生产队办公室有一口缸，里面装有半缸生糠，便趁无人之际，抓了一把，硬塞进嘴里，生吞了下去。在我们老家，糠是连猪都不吃的东西。我小时候一度在长沙近郊养猪，猪食是用碎米、豆腐渣、菜帮子熬制而成的，如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些饲料岂不都成了美味佳肴？

俗语云：“暗室亏心，神目如电。”我做了亏心事，自然会招来眼前报。第二天早晨，我就发生了便秘。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采用了土办法，蹲下来，用一根竹筷从胀得圆圆的肛门口将那把生糠一点一点地抠出来。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人还是牲畜，粪便总是有臭味的。但如实地说，我当时抠出来的糠不仅没有臭味，几乎连一点异味都没有。这是没有同样体验的人难以想象的。当下的媒体，对“感觉”这个词使用频率极高，俊男靓女们常常谈论各种各样的“感觉”，如初恋的感觉，饮啜“卡布奇诺”咖啡的感觉，瘦身丰乳的感觉……这些生活在消费主义大潮中的新新人类唯独缺乏的是饥饿的“感觉”！

13亿中国人没有了饥饿感，这是自盘古开天地以来最让世界震惊的一件大事，也是使我们民族足以自豪的一件大事。我坚信那种连吃一口“红窝窝”都成了临终遗愿的岁月不会再来。听说，当下国库的储粮足以抵御大灾大难。在蔬菜、肉类供应空前充足的情况下，人们即使一天只吃4两粮食不仅仍然可以活得有滋有味，而且还可以防止像糖尿病一类的“富贵病”产生。然而，作为太平盛世的国民是不是还应该有另一方面的隐忧呢？一方面是工厂、住房、道路、公路以及合法、不合法的各类开发区对农田的不断侵蚀，另一方面是人口的逐年递增和对口粮、饲料、工业用粮需求的不断增长，在若干年之后还有没有可能出现供求之间的缺口呢？万一出现了这种缺口，又能指望哪国的出口粮食来将它填补？可见，如果我们不坚定不移地控制人口增长，如果不控制农田不恰当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如果不下大力气遏制土地的盐碱化和荒漠化，未来中国的粮食能不能成为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的基础”，实在是颇成问题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相信，只要我们在粮食问题上不掉以轻心，就能有效防止诸如在酷热降临时重新拉闸限电一类的情况重演，我在有生之年也就不会重犯偷一把糠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