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我被调到了鲁迅研究室

第四节 吃了32年“鲁迅饭”（1976-2008）

1975年12月5日，国家文物局就筹建鲁迅研究室，接收和扩建鲁迅博物馆的工作，向当时的分管领导张春桥递交了一份方案。在准备借调到研究室工作的13人中，我的名字有幸在列。写的是：“陈漱渝，北京一五八中（女八中先后改名为鲁迅中学、一五八中）语文教师，中年，喜爱鲁迅作品，有过研究。”当我到西城区教育局办理人事调动手续时，一位负责人瞪着大眼睛问：“你认识毛主席？”我连忙予以澄清说：“我不认识毛主席，但成立鲁迅研究室确是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有了“最高指示”的护佑，我的工作调动十分顺利，学校提出的条件只是要我自己找一位代课老师，以免影响学生学业。1976年2月27日，鲁迅研究室正式成立。南开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李何林出任主任并兼鲁迅博物馆馆长，暂借西黄城根北街一座楼的两层来办公——这是人大常委会的房产，当时人大已经瘫痪，出借空房的条件是由文物局安排他们的几十名职工。直到1979年10月22日，鲁迅研究室才搬进鲁迅博物馆新建的一座两层灰楼。1976年4月5日上午，我到鲁迅研究室正式报到；下午骑车去天安门，看到人民纪念碑周围挂满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文。有几个人合力推倒一辆吉普车，顷刻间这辆车燃起了熊熊大火——这就是粉碎“四人帮”前夕的“天安门事件”。

关于鲁迅研究室成立的背景，周海婴先生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有专章介绍，题为《我给毛主席写信的前前后后》，可以参看，故不赘述。

据我所知，鲁迅研究室的借调人员是由方方面面推荐的，其中有研究室主任李何林先生的提名，有鲁迅博物馆的提名，还有其他人的提名……我属于鲁迅博物馆提名，但李霁野先生和李何林先生也给予了关照。后来，因种种原因，这13人中借调成功的只有6人。此后，又通过有关省、市的宣传部从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广东等地高校增补了一批科研人员。鼎盛时期，鲁迅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多达20余人，还专门设立了党支部和行政科。

根据1975年12月5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给毛主席的报告，鲁迅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有七项：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负责《鲁迅全集》注释的定稿工作；二、负责鲁迅传记和年谱的编写工作；三、对香港和国内外出版的周作人、曹聚仁等人歪曲鲁迅的作品进行批判；四、抓紧时机，对一些熟悉鲁迅的老人（包括反面人物）进行访问记录；五、编辑《鲁迅研究资料》，作为资料性的刊物，公开或内部发行；六、对鲁迅博物馆的陈列，提出修改意见；七、和上海、绍兴、广州等地的纪念馆及其他研究单位，对鲁迅研究的工作进行联系等。（文件〔1975〕第312号）

经过鲁迅研究成员的通力合作，以上七项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五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修订工作，都有鲁迅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参与。1981年至1984年，鲁迅研究室编写的《鲁迅年谱》（四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1999年9月又经修订再版。虽然初版本和再版本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亟须再次修订，但毕竟是目前关于鲁迅的最具权威性的年谱。《鲁迅研究资料》自1976年10月创刊，1991年12月终刊，共出版24辑。终刊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直接跟鲁迅研究有关的馆藏资料大多已经披露，稿源青黄不接。对鲁迅同时代人的访问工作也做了一些。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采用现代传媒工具，留下的音像资料太少。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这些方面走在了我们前头。鲁迅博物馆自1976年之后的基本陈列也一直有“鲁研”室的业务人员参与。1994年，鲁迅博物馆重新修改陈列方案，就有4位研究人员参与陈列大纲修订，最后由我统稿。1998年9月25日，国家文物局为《鲁迅生平展览》颁发了“1977年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现在，鲁迅博物馆与上海、绍兴、南京、广州、厦门的鲁迅纪念馆建立了馆际交流机制，每年都轮流举行馆际工作交流会。没有完成的任务是鲁迅传记的编写。编写年谱跟编写传记有所不同：年谱是工具书，可以共襄盛举；传记带有研究性质，不同研究者对传主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允许见仁见智。如果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势必扼杀学术个性。至于周作人、曹聚仁的鲁迅研究，原本就是学术问题，不能一概被视为“歪曲”和“流毒”，更不应该把鲁迅研究室当成“环卫部门”，专门从事“批判消毒工作”。

在国家文物局1975年转发的第312号文件中，第一项谈的是“关于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鲁迅研究室一成立就设立了《鲁迅手稿》编辑组。1986年，鲁迅博物馆和文物出版社参与编辑、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出齐，包括文稿二函16册，书信二函20册，日记二函24册，既嘉惠了读者，也实现了鲁迅家属影印出版鲁迅全部手稿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