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杭州会议前后

韩少功

有些中国人喜欢赶外国的时髦，比如文章里没有一些新名词似乎就不成样子，也不管这些名词用得合不合适。“另类”呵，“偶性”呵，“此在”呵，“不及物”呵，这些舶来语有时用得牛唇马嘴，但只要用上了就有足够的酷和炫，可以让某些听众肃然起敬。这些人差不多是一些进口名词水货的推广商。

类似的情形其实在外国也有。有些汉学家吃中国这碗饭，于是也得赶中国的时髦，比如文章里没有一些最新动态似乎就不成样子，也不管这些动态是否真有价值。“寻根”呵，“稀粥”呵，“凹凸”呵，“棉棉”呵，这些文坛快讯下面常常没有什么像样的研究，但只要一手甩出几张消息牌来，其论文也就有了中国通的气派，让同行们不敢低看。这些人很像是一些中国文化的快嘴包打听。

虽然都是赶时髦，但中国赶潮者要的是新思想，而外国赶潮者要的是新材料，进口业务重点并不一样，甚至不在一个层面上。这当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所决定的交换格局。全球化就得讲究全球分工，正像西方出技术加上中国出原材料便造出了皮鞋、衬衣、电视机，在有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在学术批评上也只是一个原材料出口国，能提供点事件甚至消息就行，其他的事情你们就别多说了。

这也没什么，中国人讲究天下一家，天下的学术批评当然更是一家，不必斤斤计较各方对外贸易的什么顺差或逆差，什么低附加值抑或高附加值。问题在于，诚实而能干的跨国研究专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总是为数有限，对来自异域的新思想或者新材料，一旦误读和误传得离了谱，事情就可能会闹得有点荒唐。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荷兰汉学家林恪先生告诉我，某位西方汉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说到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运动发起于1984年的杭州会议，完成于1990年的香港会议云云（大意如此），而有些国外的文学批评家后来都采用这种近乎权威的说法。这就让我不无惊讶。我还没有老年痴呆症。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起码算得上一个当事人吧，起码还有点发言权吧。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会议完全没有那位汉学家笔下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寻根运动”；恰恰相反，所谓“寻根”的话题，所谓研究传统文化的话题，在这两个大杂烩式的会议上的发言中充其量也只占到10%左右的小小份额，仅仅是很多话题中的一个，甚至仅仅是一个枝节性的话题，哪能构成“从杭州到香港”这样电视连续片式的革命斗争和路线斗争大叙事？已逝世的《上海文学》前主编周介人先生曾有一篇对杭州会议发言的记录摘要，发表在数年前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完全可以印证我这一事后的印象。

1984年深秋的杭州会议是《上海文学》杂志召开的，当时正是所谓各路好汉揭竿闹文学的时代，这样的充满激情和真诚的会议在文学界颇为多见。出席这个会议的除了该杂志的几位负责人和编辑群体以外，有作家郑万隆、陈建功、阿城、李陀、陈村、曹冠龙、李杭育等等，有评论家吴亮、程德培、陈思和、王晓明、南帆、鲁枢元、李庆西、季红真、许子东、黄子平等等。当时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毛头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谋反冲动，有急不可耐的求知期待，当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阶段性存在的那种自信和张狂。大家都对几年来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有反省和不满，认为它们虽然有历史功绩，但在审美和思维上都不过是政治化“样板戏”文学的变种和延伸，因此必须打破。这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共识。至于如何打破，则是各说各话，大家跑野马。我后来为《上海文学》写作《归去来》《蓝盖子》《女女女》等作品，应该说都受到了这次会上很多人发言的启发，也受到大家那种八十年代版本“艺术兴亡匹夫有责”的滚滚热情之激励。但这次会上的“寻根”之议并不构成主流。李杭育说了说关于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别，算是与“寻根”沾得上边。我说了说后来写入《文学的根》一文中的部分内容，也算是与“寻根”沾上了边。被批评家们誉为“寻根文学”主将之一的阿城在正式发言时则只讲了三个小故事，打了三个哑谜，只能算是回应会上一些推崇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言。至于后来境外某些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总要谈到的美国小说《根》，在这次会上根本没有人谈及，即便被谈及大概也会因为它不够“先锋”和“前卫”而不会引起什么人的兴趣。同样的，境外某些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必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没有成为大家的话题，因为他的《百年孤独》似还未被译成中文，他获诺贝尔奖的消息虽然已经见报，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陌生的词还没有什么人能弄明白。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大家兴趣更浓而且也谈得更多的外国作家是海明威、卡夫卡、萨特、尤奈斯库、贝克特等等。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一个陌生的名字马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位西藏的作家将最早期的小说《冈底斯的诱惑》投到了《上海文学》，杂志社负责人茹志鹃和李子云两位大姐觉得小说写得很奇特，至于发还是不发，一时没有拿定主意，于是嘱我和几位作家帮着把握一下。我们看完稿子后都给陌生的马原投了一张很兴奋的赞成票，并在会上就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残雪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化作肥皂泡的母亲》也经我的推荐，由我在《新创作》杂志的一位朋友予以发表。这一类事实十多年来已差不多被忘却，现在突然想起来只是缘起于对某些批评文字的读后感叹。这些批评最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比如他们硬要把10%当作100%从而在杭州组建一个“寻根文学”的团队，并且描绘这个团队与以马原和残雪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在八十年代形成了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而这种描绘被后来很多批评家和作家信以为真，于是在这一种描绘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多奇异和浪漫的发挥。当然，批评文章也得有趣味，写出黑白两分的棋场拼杀或球场争夺当然更热闹也更好看，更方便局外人来观摩和评点，但我怀疑这样写出来的文坛门派武打图景，就像我们对以前“创造社”“语丝派”“第三种人”“山药蛋”等文学现象的描绘一样，就像我们对国外“新小说”“荒诞派”“垮掉的一代”等等文学现象的描绘一样，也杂有过多的简化、臆测、夸张甚至曲改，与真实历史的复杂性有相当大的距离，是不可以尽信的。前不久法国有权威材料披露毕加索晚年曾对朋友坦言：他晚期那些被誉为立体主义新探索的作品都是“糊弄人”的，这可能就得让很多艺术批评家一时不知所措。可见切合实情的知人论世并不容易。

作家们之间的意识观念有没有差异呢？当然是有的。对这种差异有没有必要来给予分析呢？当然是有必要的。但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坛是一个较为清洁的早晨，作家们的差异更多地表现为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呼应以及互相支持，差异中有共同气血的贯通，而少见分裂壁垒的筑构。这就是我觉得八十年代虽然幼稚但还是怀念八十年代的原因——而对九十年代以后较多的嚣张攻讦不大习惯。一个作家很难给自己的作品开列一个简明的配方表，即便开列得出来也不足为据。但我相信自己在当时写作《归去来》等作品，就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辈人文学写作的滋养，包括受到马原、残雪等非“寻根”作家的影响。我感谢他们。而我这些作品中的弱点，比如生硬之处、造作之处、虚浮之处、偏颇之处，也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辈人的宽容，包括冯牧、陈荒煤等老一代文化人对“寻根”之举实在看不顺眼，但还是不失风度和不失厚道，给予了尽可能的尊重，而没有发动政治或道德的打杀。我同样感谢他们。我感谢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温暖和亲切，使我们这一代写作人得以从容走过昨天。

当时有一次我和冯牧、朱小平三人乘同一趟列车从北京前往长沙，免不了车上的长谈。冯牧老先生于我大有文坛宗师恨铁不成钢的惋惜，对我当时的写作给予了坦诚而温和的批评。我当时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学生，但没有料到那一次就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几年之后就在天涯海角听到了他病逝北京的消息。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后悔：当时目送他苍老的背影消失在车站的人海中，我完全应该为他做点什么，起码事后也应该写一封信，以答谢他对我的一片好心。回想起八十年代的很多匆匆的日子，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一类挥之不去的遗憾。

2000年11月于海口

原载《上海文学》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