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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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代的光环

——吴昌硕的匾

从我任教的波士顿大学步行到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图1.1),大约二十分钟。每次去参观展览或带学生去上课,总能在该馆的亚洲展厅见到一块匾,匾上四个篆书大字赫然在目:“与古为徒”!“与古为徒”语出《庄子·人间世》,原指援引史事,讽喻今人,后喻尚友古人。见《辞源》“与古为徒”词条。篆书出自清末民初大艺术家吴昌硕之手,篆书大字后有款云:“波士敦府博物馆藏吾国古铜器及名书画甚多巨观也,好古之心中外一致,由此以推,仁义道德亦岂有异哉?故摘此四字题之。吴昌硕,时壬子秋杪客沪上。”(图1.2)

1.1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外部的一角可见中国太湖石,标志着这个博物馆和亚洲艺术的深远关系。

1.2 1912年吴昌硕为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书《与古为徒》匾。纵69.1厘米,横188.6厘米。1913年冈仓觉三氏寄赠。

作为西方重要的博物馆之一,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既多且精。以绘画而论,有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宋徽宗仿唐张萱的《捣练图》、宋徽宗的《五色鹦鹉图》、宋人摹北齐《校书图》(图1.3)等中国艺术史上的赫赫名迹。不过,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中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也并不都是出自名家之手的艺术杰作。在陈列中国古代器物的展厅中,我们可以见到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的一些陶器。这些陶器虽是随葬的明器,但它们和日常的器物差别不大,其中有些或许就曾作为日常的器具使用过。经过清洗,它们被供奉在展厅的玻璃柜中(图1.4)。自从近世西方宗教衰落以来,拥有宽大明亮展厅的博物馆就不仅仅是艺术的圣殿,人们可能会这样说,一个博物馆的藏品不见得都是艺术品。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博物馆收藏的一些器物,很可能就是日常用器。但由于存留下来的器物数量有限,艺术史家在讲述艺术的历史时,常挑出古代用器中较精致者,用来讨论那个时代的艺术创作和审美趣味。幸存的古代文物,既为我们了解古代艺术提供了直接的实物依据,又对我们的了解予以限制,这实出于无奈。书法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商周时期已有简牍,但没有留存下来,今天我们讲商周书法史,也只能主要以甲骨文和吉金文字为依据。也成了现代公民的“庙宇”。训练有素的专业管理人员便是庙宇、圣坛的祭司,他们在那里保管着我们人类支离破碎的记忆。过去的一切在这里凝固,成为永恒。在静谧的氛围中,衣冠整洁的人们怀着敬意和好奇心“朝拜”那带着光环的“过去”。

1.3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宋摹北齐《校书图》。这张画描绘了中国书法早期执笔书写的实况。

1.4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中国馆的器物陈列

对于陈列“过去”的博物馆,当代的艺术史和文化史学者,不乏批评之声。20世纪90年代,我在耶鲁大学的同学杨小滨参观了西方一些博物馆的亚洲部和非洲部后,曾写过一首题为《博物馆》的诗,全诗如下:


把亚洲放在坛子里

腌干。亚洲就会成为古董


或者把非洲的骨头剔开

非洲古色古香,瘦得令人心酸


它的肝脏流着黑色的血

泼在地图册上显得异常枯萎


如果有钱,就能买下整个世界

以及它每一年的战争和尸骸


以及酋长们的祷文,鼓点在旱季中止

移到室内乐里优雅地敲打


那些随手写来的敕令,也比牲口贵重

因为它并不耕田,只是一味地肝脑涂地


记录在最隐秘的部分,好像伤口

为了公开而不得愈合


并且这些伤口已经分类

所有的类别都看不见血迹


只有疼痛从不提起,被刀镞锈住

疼痛悬挂在很久以前,早已一代代地臣服


在我们祖辈的祭典里

强盗佩戴了女人,成为皇帝


但是活的群众从来不被收藏

因为他们太不整齐,毫无经典性


那时的青春,那时的劳动

饥饿在观赏中变得美丽


过去的一切都禁止抚摸,一旦触及

我们就会立刻老去


作为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同时也是关注社会文化批评的现代诗人,杨小滨在诗中对当代西方的博物馆和收藏活动进行了尖锐而又辛辣的批评。由于是批评,他对博物馆在当代文化中的积极意义没有涉及。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和博物馆相关的艺术总体来说依然是富豪掌中的玩物,但是,博物馆在现存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文化体制所包容的空间里仍有发挥积极意义的可能。这就如同批判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版并拥有为数不少的关注社会批判的读者一样,西方一些具有独立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也同样能够利用博物馆来做一些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事情。近一二十年来,西方一些博物馆举办的批判社会现实、为一般民众和少数族群代言的展览,重视大众的教育作用,不能说毫无积极的社会意义。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博物馆文化的批评性反思的成果甚多,乃至有90年代兴起的“新博物馆学”。在中国学者中,比较深入的讨论见丁宁《博物馆:艺术经典的意义流变》,载《美术馆》总第2期(2002),第4—12、24页。

中国的博物馆体制和西方的博物馆体制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功能也会有所差异。但杨小滨诗中涉及的博物馆和财富、“过去”和收藏行为,博物馆和艺术的经典性,权力、精英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与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均有关联。本书下面将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分析,这里,我想先从吴昌硕的《与古为徒》来谈谈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崇古现象。

在收藏古董方面,中西颇有相同之处。然而,在中国,“与古为徒”却表现为相当广泛的尊崇古代的文化取向。至少在理论上,过去的读书人一直把古代传说中的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礼记》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载《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14页上栏。


如此充满人情味的古代,怎能让人不向往。于是,我们在杜甫的诗中读到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正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载仇兆鳌《杜诗笺注》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4页。在苏轼的词中读到了“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句子。苏轼《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载《苏轼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81页。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中,“古道热肠”和“人心不古”分别成为我们描绘人情真挚和世风衰落时常用的成语。这种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崇古思想当然和儒家思想有最为直接的关系。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由孔子创始的儒家文化——心理结构,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却因具有相对独立的稳定性质而长久延续和发展下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泽厚《孔子再评价》,载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51页。这一影响自然也包括对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的塑造,古雅、古朴、高古依然是今天我们经常使用的艺术品评语词。

在收藏古物方面,虽然如吴昌硕所言,“好古之心中外一致”,但是中国的艺术家更为自觉地把古代的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学习的经典,这是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书法艺术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