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姆村
Kafr Karam

第一章

每天早上，我的双胞胎姐姐巴希亚都会把早餐拿来我房间，她总是边推开门边喊：“起来，里面的！再睡，你就要像发酵的面团一样胀起来了。”接着把托盘放在床尾的矮桌上，打开窗户，然后捏我的脚趾。她的举止带有一股权威，果决的态度和温柔的声音大相径庭。只因为比我早出生几分钟，她就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没意识到我早已长大了。

她是个瘦弱的女孩，有一点古怪，而且对秩序和卫生的要求极为严格，不容讨价还价。在我还小的时候，都是她帮我穿好衣服，带我去上学。虽然不同班，不过我总是会看见她站在学校游乐场的一角远远地观察我。要是让她发现我做出半点“让家族蒙羞”的事，我就惨了。后来，当我开始冒出胡须，渐渐长成虚弱多病、满脸青春痘的男孩，她又将对付我的反抗期视为己任。每当我和其他姊妹大呼小叫，或者我吃的饭食不足成长所需时，便会遭她严厉斥责。我不是难缠的小孩，但她觉得我在青春期的举止还是有几分粗野，必须纠正。有时候母亲觉得她做得太过火，便出声提醒她，此时巴希亚会缓和一两个星期。但要不了多久，她就像为了弥补落后的进度一样，再次开始严格管教我。

对于她过度的控制，我从未反抗过，很多时候反而觉得很有趣。

“今天穿白色的长裤和格子衬衫，”她指向我用来充当书桌的塑胶板小桌子，上面放着叠好的衣服，说道，“昨晚我已经洗好、熨好了。而且你该考虑买双新鞋。”巴希亚一边把我发霉的旧鞋推到角落，一边抱怨道：“这双鞋的鞋底都快磨光了，而且好臭！”

她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拿出几张钞票。

“这些钱应该够你买双鞋了。别再买低档次的凉鞋！还有，也买点古龙水吧！假如你再这么臭的话，我们家很快连杀蟑剂都不用买了。”

没等我起床，她把钱放在我的枕头上，就离开房间了。

巴希亚没有工作。她十六岁时就被迫辍学，准备下嫁给一位表亲，然而新郎在婚前六个月突然死于肺结核，结果她只好待在家里，等待其他求婚者。她在这方面的运气并不好，但其他姐姐也好不到哪儿去。大姐艾莎之前嫁给很有钱的养鸡商人，搬到邻近的村子和婆家同住在一间很大的宅子里，可是大姐和他们的相处每况愈下。直到有一天，大姐再也忍受不了他们的欺侮，他们也受不了大姐的恶习，于是她带着四个孩子回到老家来。我们本来以为她丈夫迟早会来接她回去，但对方一点表示也没有，甚至过节来探望孩子的时候，也只字未提。年纪次长的姐姐阿法芙也三十三岁了，她小时候得过某种传染病，后遗症害得她一根头发也没有，父亲怕她去上学会成为同学的笑柄，便认为还是别送她上学比较好，于是阿法芙就一直住在家中的小房间里，像个残疾人，每天躲在房里，或修改旧衣服，或缝制裙子，让母亲拿去四处兜售。当父亲意外受伤无法再工作之后，阿法芙的收入竟成了负担家计的支柱。当时我家方圆几里内，整天都听得到阿法芙的缝纫机不停运转的声音。至于三十一岁的法拉荷，则是家族里唯一上过大学的女孩。尽管整个部族都反对，并用异样眼光看待她，认为一个女孩子远离父母就会接近诱惑，但法拉荷还是坚持己见，并且轻松取得大学文凭。后来，舅公打算介绍一门亲事给她。男方也是亲戚，一名虔诚而亲切的农夫，而法拉荷断然拒绝了舅公的好意，选择在医院工作。她的态度使整个部族感到十分沮丧懊恼，那位感觉受到羞辱的对象，从此也不再与我们家往来，他的父母也是。现在，法拉荷在巴格达一间私人诊所工作，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我的双胞胎姐姐不时塞给我的钱，就是来自于她。

在卡拉姆村，我这年纪的年轻人已经不像从前，还会因为姊妹或母亲塞钱给他，假装感到羞辱愤慨。起初当然会有些别扭，然后为了挽回面子，总会许下尽快还钱的承诺。每个男孩都想快点工作，好让自己抬起头来，然而时局艰难，战争和禁运把整个国家给压垮了，村子里的年轻人又太虔诚信教，不肯到脱离神灵庇佑的大城市工作。大城市里，魔鬼能轻易使人的灵魂堕落，就像变戏法一样快。卡拉姆村的人无法这样讨生活。我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去偷、去抢。金嗓女妖的歌声纵然诱惑，却永远无法取代祖先的召唤。诚实是我们的天命。

美军占领巴格达前几个月，我才刚进入大学。我欣喜若狂，因为我的大学生身份让父亲感到骄傲。他，一名不识一丁、衣衫褴褛的凿井工人，儿子竟然可能成为医生，说不定还是未来的文学博士！这可不是对一切不幸的最佳复仇吗？我对自己保证绝不让他失望。这辈子我可曾让他失望过？我想为了他而成功，看见他骄傲地抬起头来，我想在他蒙尘面容的双眼里看见收获的喜悦：他种下的种子，一颗身心健康的种子终于发芽了。当别人的父亲急于使后代像祖先一样为承担家计而服苦役时，我的父亲却为了供我读书，竭尽所能勒紧裤带。不论他或我，都不确定是否读了书就一定能出人头地，但他深信穷而有知识，总比又穷又无知来得好。读书识字，能自己填写各种表格，就已使他感到很有尊严了。

第一次迈入大学校园时，尽管生来就具有鹰般的锐目，我还是戴上了近视眼镜，以显示自己的博学，纳瓦勒也才会在教室门口对我一见倾心。看到我，她的脸就红如罂粟花。尽管我还不敢接近她，她的笑容却足以让我感到幸福。当我正在幻想中为她构筑更多美好前景时，巴格达的上空却亮起异常的烟火，警报声划破黑夜，建筑物冒出浓烟。隔天，最美妙的田园牧歌全化作眼泪与鲜血。我的讲义档案夹和爱情都在地狱中烧毁，大学成了文物破坏者横行的天堂，美梦也跟着埋葬。我回到卡拉姆村，精神恍惚、不知所措，并且再未重返巴格达。

回到父母家，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要求不多，很容易知足。我住在由洗涤间改建的房间，用旧箱子充当家具，床则是用四处捡来的木板拼凑而成。我对自己构筑的这个包围私生活的小宇宙感到很满意。我没有电视，但有一台声音朦胧的收音机，为我的孤独生活带来一丝暖意。

我的父母住在二楼面对院子的房间。走廊尽头的另一边，面对院子的两个房间，由我的姐姐们共享。那两间房里堆满了旧物和许多从巡回市集买来的宗教绘画，有些是拼写如迷宫般的阿拉伯书法，有些则描绘领主阿里重创恶魔或痛宰敌军的英姿。画中，他握着传说的双刃圆月弯刀，像一阵龙卷风般扫过那些不信神者的头。房间、客厅都有这些绘画，门窗上也挂了一些，不是为了装饰，而是因为它们就像护身符，保护我们免于诅咒。有一天我在踢球时，不小心踢中了其中一幅画。那是一幅很美的画，黑色背景上用黄线绣满《古兰经》的经文。被我的球砸中后，它立刻像镜子一样破了。母亲看到差点没中风。至今我仍清楚记得她当时的模样：手压着胸口，双眼突出，脸色像混凝土一样灰白。就算要遭逢连续七年的厄运，恐怕都不会让她如此惊恐。

屋子一楼是厨房，对面就是阿法芙的小工作间，隔壁则是两间紧邻的客房，还有一间宽敞的起居室。起居室里的落地窗则正对着外面的一片菜园。

我一整理好东西，就下楼去向母亲问安。她是个结实快活、眼神坦率的妇人，家庭杂务或岁月的耗损都不能消磨她的勇气。只是亲吻她的脸颊，就已经为我注入一股来自于她的充沛活力。母子连心，轻触一下或眼神交会就足以使我们理解彼此。

父亲盘腿坐在内院一棵大得几乎看不到边际的树下。每天在清真寺做完必要的晨祷后，他就回到内院这棵树下开始拨捻念珠，手边放着一杯咖啡，受伤的那只手藏在衣袍的凹陷处。他在重建一口水井时，因为工程坍塌受伤，一只手于是残废。受伤让父亲一下子衰老许多，过去他身上那股老成持重的光彩衰退，身为一家之主的眼光也变得短浅。之前他曾经加入过附近一个团体，在聚会上大家各抒己见；刚开始大家的言论还算得体，但话题渐渐变成毁谤和中伤，父亲就退出了。每天早上他一离开清真寺，在街道都尚未醒来之前，他就已经回到内院的树下坐定，手边搁着一杯咖啡，开始专心倾听四周树梢随风摆动的呢喃，仿佛想从中辨析出什么真谛。父亲是个好人，一个没什么钱的贝都因人，节俭、克制，饿了不一定就要吃。除了父亲的身份之外，他也一直是我最尊敬的人。然而每次看到他坐在那棵树下，我就忍不住深深地同情起他来。没错，他严肃而正直，但生活的困苦却悄悄破坏了他竭力想维持的庄严神态。我想他永远都不可能从手臂受伤的意外中恢复过来了，而且依赖女儿的缝补活计度日，也正在压垮他的自尊。

我记不起上次与他亲近或者靠在他胸口撒娇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不过我确信只要我先踏出第一步，他不会拒绝我。问题是：怎么才能冒险踏出第一步呢？他总像一幅永恒不变的图腾，毫不透露一丝情绪……小时候，他的存在对我而言经常有如鬼魅。清早晨曦微现时，我就朦胧听见他窸窸窣窣整理包袱准备上工的声音。等到我起床的时候，他早已出门了，而且总是工作到很晚才回来。我不知道他算不算是好爸爸。也许因为谨慎，也许因为穷困，他从来不曾给我们买过任何玩具。而且不论我们大吵大闹，还是吵闹后突然安静，他似乎都不当一回事。有时我会思索他到底有没有爱人的能力？仅在血缘上还带有父亲身份的他，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变成一根僵硬的盐柱？在卡拉姆村，父亲总是刻意和孩子保持距离，因为他们深信亲密会有损父亲的权威。多少次我都看见威严的父亲眼中确实闪过渴望，但总是马上恢复往常的模样，清清嗓子，让我吓得逃开。

这天早晨，父亲如常坐在那棵老树底下。当我严肃地拥抱他，亲吻他的头顶，向他问安的时候，他也如常清了清嗓子，却没有立刻抽走我握着亲吻的手。我明白这表示如果我在那里陪他待一会儿，应该不会打扰他。但独处时该说些什么好呢？我们甚至无法直视彼此的脸。有一次我在旁边坐着陪他，结果好几个小时我们两人都没能说出一个字。他只是拨弄念珠，而我则一直不安地拧着席子的一角。要不是母亲过来叫我去跑腿，父亲和我可能会一直沉默地坐到天黑。

“我要出门一趟。要不要帮您带什么回来？”

他摇头表示不用。

我赶紧趁此机会借故离开。

*****

卡拉姆村一直是个井井有条的小村庄。这里所需的一切都无须外求。我们有自己的校阅场，还有游玩的场地，通常都是不特定的空地。我们也有自己的清真寺。星期五早上想抢个好位子做礼拜，可得早点起床。这里也有杂货店。咖啡馆有两家，“信差”是年轻人去的，另一家叫“山顶”。村子里有个了不起的修车技师，只要是吃柴油的引擎，他没有不会修的。有一个铁匠，偶尔兼做水电工。有帮人拔牙的，有送信的。还有以收集药草为业的人，闲暇时也替人接骨。市集里还有一个长得人高马大，看起来平静但心不在焉的理发师，他剃一个头比醉鬼穿针引线还花时间。还有一个摄影师，人就和他的工作室一样阴沉。我们还有一个蹩脚的厨师，但因为朝圣的人都不愿在我们村里停留，他只好改行做鞋匠。

对许多人来说，我们村子不过是个横跨道路的小地方，像只陈尸在马路上的动物，才刚瞥见，就已经消失于视线外。然而我们却对这一点倍感骄傲，因为只要人们绕远路避开我们村子，我们就安全了。如果偶然刮起的风沙逼得这些旅人不得已得到我们村子里来，我们也会遵照先知的劝诫，就算他们要动身离开，也不试图去留住他们。过去外来者给我们带来太多不好的回忆了。

卡拉姆村大部分的居民若不是有亲戚关系，就是从几代以前就定居这儿，大家都彼此认识。诚然，这里的人也有些怪癖，但任何争吵都不会过火，因为事情若有任何差错，耆老们就会介入，出面让大家把头脑冷静下来。如果被冒犯的人觉得所受的伤害已无可挽回，至多就是不再跟对方说话，事件也就结束了。此外，卡拉姆村的人最喜欢聚集在空地或清真寺，踩着旧鞋穿过蒙尘的街道，或者懒洋洋地站在柴泥筑起的墙边晒太阳。而且泥墙处处可见破损、裸露在外的混凝土块。卡拉姆村固然不是天堂，我们也清楚这是个小地方，但我们的心却不狭隘，懂得把握机会放声大笑，也知道如何正面思考，以有尊严的态度面对生命中的逆境。

在所有表兄弟当中，卡德姆是我最好的朋友。每天早上我离开家，一定都是去找他。他总是在肉铺街的一角、在一堵矮墙后面，单手撑着下巴，定定坐在一颗大石头上，整个人和他的宝座简直快合而为一了。他是我见过的最厌倦生活的人。每次一看见我，他就会从口袋掏出烟递给我。他知道我不抽烟，不过每次见到我还是会这么做。长久以来，为了礼貌，我也都会接受他的烟，拿起一根来抽。他总会立刻递上打火机，见我抽第一口就开始咳嗽，便偷笑起来，然后又立刻退回到自己的壳里，恢复空洞的眼神，面无表情。所有的一切都使他感到厌倦。朋友间的夜晚聚会对他来说就跟守灵夜没两样。跟他聊天总搭不上几句话，而且有时聊一聊他还会莫名其妙地生起气来。至于为什么生气，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我得买双新鞋。”

他瞥了我的旧鞋一眼，又望向地平线。

我试图找点话题，让场面融洽点，不过他不是个很会接话的人。

卡德姆是鲁特琴的演奏高手，靠着在婚礼演奏维生。他本来打算组一支乐团，但命运打破了他的计划。他的第一任妻子，也是我们家族里的一个女孩，因为得了肺炎，在医院去世了。时值联合国提出“石油换食品”计划的时期，急救药品全都短缺，连黑市都缺货。妻子的早逝让卡德姆痛不欲生，他的父亲为了减轻他的悲痛，逼他娶了第二任妻子。然而再婚不到一年半，新任妻子又因突如其来的脑膜炎丧生，让他再次成为鳏夫，结果卡德姆从此失去了信仰，也失去了生存的动力。

我是少数能够接近他，却不会让他立刻感到不愉快的人。

我走到他身边蹲下来。

在我们的对面，以前是一间党营的电台。成立时搞得轰轰烈烈，后来却因为在理念上缺乏可信度而成了废墟。在封条封闭的电台大楼后面，有两棵弯腰驼背的棕榈树。我觉得那两棵树仿佛从远古时代就存在了。树的剪影弯曲，干枯的枝叶随风摇摆，看起来有些古怪。除了偶然路过的狗儿，和几只找地方栖息的飞鸟之外，没有人会多看它们几眼。小时候我常困惑地想：这两棵树怎么不趁着天黑的时候从此消失呢？定期到村里来的庸医说，这两棵树其实是远古时期众人集体幻想所创造出来的幻影，古人逐渐消逝，却忘了把树带走。

“今天早上你有听广播吗？意大利人好像要离开了。”

“对我们来说又没什么区别。”他低声说。

“我认为……”

“你不是得买双新鞋吗？”

我高举双手表示投降，不再提及战争的话题。“对，我得活动活动我的双腿！”

卡德姆终于转身面对我说道：“请原谅我的态度，新闻总让我觉得头昏脑胀。”

“我明白。”

“别拿这种事来烦我。我每天无论昼夜都觉得好厌烦。”

我起身离开。

当我走到矮墙尽头时，他开口说：“我应该有一双鞋子，你等一下可以到我家看看，如果合脚就送你吧。”

“好，等会儿见。”

我话还没说完，他已经转身不理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