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布罗克勋爵的靴子
他已经当了一年医生，总共看了两个病人……不对，好像是三个。对，是三个。他们的葬礼我都去了。
——马克·吐温
要想通过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考试，成为会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医学院的解剖教室里做一名解剖演示员。向新生讲授解剖中的细节，帮助他们一片一片地分解尸体，从一具完整的死尸上拆分出皮肤、脂肪、肌肉、肌腱和器官，这样就能透彻地了解人体，通过考试了。学生会领到一具具油腻腻的死尸，它们躺在铁皮推车上，都做了防腐处理。每具尸体供六个学生使用；他们入学不久，心灵还很敏感。他们排队进入解剖教室，穿着浆得雪白的大褂，带着崭新的解剖器械——手术刀、剪刀、钳子和钩子，全都卷在一块亚麻布里。孩子们个个年轻，鲜嫩得就像青草。就像刚开始的我。
我给一组组新生轮流鼓劲，帮他们维持学习的动力。有少数人撑不下去。花费无数个小时分解尸体，这并不符合他们对医学的憧憬。为了让他们坚持下去，我会尽可能给他们一些建议，比如多喷点香水，不要不吃早饭，解剖的时候尽量想些别的事情——足球、购物、性生活，什么都行。我会告诉他们，学这门课，及格就行，别让尸体挡你的路。这些建议只对一些学生有用。还有一些会做噩梦，梦见他们解剖的尸体夜里来找他们。
我的第一次外科考试要求掌握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这些学问并不能让你掌握手术的技术。在伦敦有一些应试课程，教课的都是从前的考官，他们反复向你灌输考点，教给你医学院希望你掌握的知识。这些课程的宗旨是花钱上课就给过，只要不是傻子，都能通过考试。但是即便如此，也还有三分之二的考生不及格。我第一次应考时也没通过。
在这片单调乏味的求学氛围中，皇家布朗普顿医院打出了招募“外科住院医师”（Resident Surgical Officer）的广告，申请者“最好”是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成员，但也不强求。我能申请上吗？我才刚刚通过第一轮考试，还要至少努力三年才能全部考完。但是现在申请对我并没有损失。
虽然希望不大，我还是得到了这份工作，几周后就到布朗普顿上班了。医院给我分配了两位导师，一位是马蒂亚斯·帕内特（Matthias Paneth）先生，他是个仪表堂堂的德国人，身高一米九八；另一位是克里斯托弗·林肯（Christopher Lincoln）先生，新上任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身高与帕内特相当。初见面时，我觉得这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但各有各的可怕之处，直到比较熟悉了才不再害怕。在查令十字医院做住院医师的那段脚不沾地的日子里，我明白了一件事：要跟上医生的节奏，就必须把一切都写下来。医生说出的每一条命令或要求，都要原原本本地记录。一旦忘记什么，就有大麻烦了。于是，我不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块笔记板。这让帕内特先生忍俊不禁，他后来总喜欢问我：“韦斯塔比，这个你记下了吗？韦斯塔比，那个你记下了吗？”
我这本外科日志的开篇就写得惊心动魄。当时帕内特团队在门诊后给一个病人预约了手术，那是一位来自威尔士的身材矮小的老太太，要接受二尖瓣置换术。老板帕内特自己要先看两个自费病人，于是请我先开始手术。我换上蓝色刷手服，相当得意。不仅如此，我还在一只打开的储物柜里发现了一双白色橡胶手术靴，已经磨得很旧，脏兮兮的。我本可以穿一双新的手术鞋，但还是满怀渴望地穿上了这双被丢弃的二手靴。为什么呢？因为靴子后面的带子上写着“布罗克”的字样。我要继承布罗克勋爵的靴子啦。
那时，温布尔顿的布罗克男爵已经有七十岁，不再亲自手术了。帕内特隐约跟我提过原因，说他“总是因为无法做到尽善尽美而失望”。在我念医学院时，他已经是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主席，还兼任学校外科学系的主任。而今天我将名副其实地踏上他的足迹。我大步走出医生更衣室，径直走进手术室，向大家介绍了自己。
老太太躺在手术台上。洗手护士已经用碘酒给她消了毒，用几张湖绿色的亚麻手术巾盖住了她的裸体，现在正不耐烦地在大理石地板上踢踏她的手术鞋。任劳任怨的麻醉医生英格利希大夫（Dr. English）和主灌注师正在麻醉机旁下象棋。我看出大家都已经等候了一段时间，于是戴上口罩，迅速刷手上台。想到自己的技术终于能够发挥，我实在有些跃跃欲试。
我仔细确定了两处解剖标志——脖颈底部的胸骨上窝和胸骨最下方的剑突。从上到下笔直一划，就能将两者精心地连成一线——这就是此次的手术切口。老太太因为心力衰竭，显得瘦弱憔悴。她的皮肤和骨骼之间已经没有多少脂肪，不用电刀也能切开。另外那名外科助理医师这时还没到场，我不等他了，直接开始手术。我想叫护士们对我刮目相看。
我拿起振动骨锯试了试，“嗡嗡”几下，听声音够锋利的。于是我大着胆子用它锯开脖颈下方的骨头。灾难发生了：切口中央先是溅出一点带血丝的骨髓，接着就忽然涌出大量暗红色的血液。坏了！我瞬间惊出一身汗。护士长看出情况不对，迅速绕到第一助手的位置。我抓起吸引器准备吸血，但她已经开始下令了：“压住出血点！”
英格利希大夫从棋盘上缓缓抬起头来，对眼前的忙乱好像无动于衷。“给我拿一单位血。”他平静地吩咐麻醉护士，“再给门诊部的帕内特先生打个电话。”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是骨锯撕开了右心室。但怎么会呢？按说胸骨后面有一片组织间隙，心脏周围的心包里还有一些液体，骨锯应该碰不到心脏才对。护士长看透了我的想法——之后的六个月里，她还要看透许多次。“你知道吧，这是再次手术。”她这表面是在陈述，其实却在询问。
“不，我当然不知道！”我暴躁地答道，“上次的倒霉切口在哪儿啊！”
“上次做的是闭式二尖瓣扩张术，切口在胸部侧面，在乳房下面就能看见。帕内特先生没有告诉你吗？”
到这个当口，我已经决定闭嘴了。现在要紧的是行动，不是推卸责任。
再次手术时，心脏和它周围的组织会因为炎性粘连而接合在一起，心脏和它周围的心包之间也就没有了间隙。比如这个病例，老太太的右心室是贴在胸骨的内表面上的，一切都糊在了一起。更糟的是，她的二尖瓣因为风湿而变得很窄，导致肺动脉压力升高，右心室扩张。这台手术的目的是换掉病变的二尖瓣，而我却一开始就搞砸了。真有我的！
按压没有控制住出血。血液依然从胸骨后面大量涌出，而这时胸骨还没有完全锯开呢。病人的血压开始下降，她是位矮小的女士，没有多少血可流。英格利希大夫开始给她输血，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这就好比往排水管里补水，刚刚输进去就流走了。我是外科医生，止血是我的责任，而想要止血，我就必须看到出血点才行。
我的汗水滴进了病人的伤口，也沿着我的双腿流进布罗克勋爵的靴子。老太太的血没过手术巾，滴到靴子的白色橡胶上。一名巡回护士已经刷手上台，协助我们。这时的我已经不再胆大，我再次举起骨锯，叫护士长把手拿开。我瞄准脖子下方，对着胸骨还连在一起的最厚的部分，在一片血泊中锯了下去。接着，我们再次按住出血的部位，英格利希大夫也不停输血，血压终于回升了一些。
当血压下降时，出血的速度也随之变慢。我抓住这个机会，把心脏与胸骨内表面充分分离，然后塞进一只金属的胸骨牵开器，把胸腔撑开来。这下我终于看清楚了：撕裂的右心室正在从伤口喷出里面的血液。当一切都像这样粘成一团时，骨骼切开的边缘就会在心肌上划出大口子，有时还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算我走运，她的心脏还没有完全撕裂——不过也差不多了。
这时我自己的心脏也在咚咚直跳。我看出了问题所在：右心室的游离壁上有一条参差不齐的伤口，长5厘米，幸好离主要的冠状动脉还有一段距离。当我打开牵开器，护士长本能地用拳头压在了伤口上，血终于止住了。英格利希大夫又通过输液管补充了一单位血，老太太的血压回升到80毫米汞柱。待命的洗手护士分开了连接心肺机的几根长塑料管，好让我们随时使用。不过现在心脏暴露得不多，还没到用的时候。我最紧迫的任务还是缝合出血的伤口。作为外科住院医师，我缝合过皮肤、血管和肠胃，就是没缝过心脏。
护士长告诉我应该用什么缝合线，还说最好来回多缝几道，不要一道一道地缝，因为这样速度较快，缝合效果也比较好。“结不要打得太紧。”她补充说，“要不然线会切进肌肉里。她身子弱，下手要轻。现在开始缝合，或许还能赶在帕内特到这儿把你的脑袋拧下来之前缝好。”
病人的心脏每跳动一次，都有血液从右心室涌出，要精确缝合实在不容易。眼下我的手套外面已经在淌血，里面也被汗浸湿了。在这种状态下缝合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格利希大夫见状大声说道：“用纤颤器！让心脏停跳两分钟！”
纤颤器是一种电气设备，它能引起我们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想见到的现象：心室纤维性颤动——心脏不再泵血，而是一味颤抖，无法在正常体温下向脑部输送血液。心室纤颤超过四分钟，脑就会开始受损。
英格利希大夫向我保证道：“只要在两分钟后再为她除颤就行了。如果到时候还没缝好，我们就等两分钟，然后再让她室颤一次。”
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了一具提线木偶，正由几名老练的艺人操纵着。我觉得他的建议挺有道理，于是将纤颤器的电极放到我能看见的那块心肌上面，英格利希大夫接着打开了开关。心脏随即停跳，开始颤抖起来。我随即以最快的速度缝合。就在这时，帕内特先生出现在了手术室门口。他在心脏监护仪上看见室颤，立刻想到了最坏的情况。但是我没分心，继续埋头缝合。到英格利希大夫宣布两分钟已到的时候，我已经快要把伤口两边的肌肉拼接起来了。我继续工作到了第三分钟，终于伤口闭合，再打个结就完成了。
我把除颤器的电极板放到尽可能靠近病人心脏的位置，说了声“开始除颤”。没有动静——原来电极板还没有接到机器上，一个小失误。滴答声中，时间一秒秒过去。终于，我的耳边传来了期待的“呲啦”一声。心脏静止了一小会儿，接着再次纤颤起来。
帕内特大步走了进来，他身上还穿着讲究的休闲装和户外鞋，手术帽和口罩之类的一概没有。他看了看手术巾下那块颤抖的心肌，然后提出了一条显而易见的建议：“加大电压！”又是“呲啦”一声，室颤消失了，心脏有力地跳动起来。
帕内特咧嘴一笑，然后问我：“有什么要汇报的吗，韦斯塔比？你应该知道二尖瓣不在右心室吧？我还以为你挺聪明的呢。”说完他冲护士长挤了挤眼睛，然后向众人宣布他要喝下午茶去了，别让韦斯塔比胡来。
我定了定神，判断了一下形势，然后打上了最后一个结。虽然经过我一番折腾，这颗心脏看样子仍在正常工作。血到处都是，在我的手术衣上，在布罗克勋爵的靴子上，大理石地板上也积了一汪。好在病人的血压已经正常。今天的仗我们打赢了。
我望向护士长，只看到口罩上方那对冷静的蓝色眼睛。我伸过手去握她那双沾满鲜血的橡胶手套，感谢她救了病人，也救了我。到帕内特先生来接手的时候，已经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只对心脏正面多缝的几针开了几个玩笑。我很想对他怒吼：“你他妈的怎么不告诉我这是再次手术？！”接着我意识到，大概他不记得了，毕竟他在门诊看这位病人是在好几个月以前。
剩下的步骤进行得很顺利。英格利希大夫和灌注师继续下棋，我举着吸引器吸血，帕内特切下畸形的二尖瓣，换上一片结构玲珑的人工瓣膜，又缝了许多针。
外科住院医师的活是干不完的。那天夜里我一直坐在重症监护病房，等着老太太恢复意识。我一边拼命祈祷她的脑部没有受伤，一边寻思她白天要是因为出血过多死在手术台上，我会有什么感受。我会有勇气继续求学吗？我的外科生涯会不会在这一天结束？从成为英雄到一无所有，两者间只有一条极细的分界线。但我总算是熬过来了。现在我只想要她快点醒来。
老太太的丈夫和女儿在她床边陪夜。她丈夫问我手术是否顺利。我圆滑地回答：“嗯，相当顺利，帕内特先生的技术很好。”完全没提我把手术搞砸的事。
仿佛接到命令一般，老太太张开了眼睛。我浑身一阵轻松。她的丈夫女儿都一下站了起来，好让她直视天花板时能看见自己——因为插了呼吸管，她还只能仰面平躺。他们伸出手，去握她的手。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件事：对我来说，心脏手术或许会成为每天的工作；但对病人和家属来说，这是一生才有一次的事，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历险。做医生一定要善待病人。
***
心脏手术好比流沙，一旦进入就会越陷越深。我每次离开医院都很不情愿，因为我不想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时我不在场。我在林肯先生的那些小病人的小床边坐了无数小时，耳朵听着监护仪上的滴滴声，眼看着他们的血压先是下降，接着又在我的努力下再度上升，盼望血不要再滴进引流管。
我的下一次惨败来得很快。圣诞节前的一个周六晚上，我们一班住院医师在杯盘狼藉的午餐之后去酒馆喝酒。布朗普顿医院没有急诊部，所以也很少有夜间紧急手术，在周末夜里就更少了。但在灌了一肚子啤酒之后，我们却忽然接到总台的调度，说有一架美国空军飞机已经从冰岛起飞，机上搭载了一名在车祸中受伤的年轻男子，他的主动脉壁有一处撕裂。帕内特先生正赶回医院手术。这下麻烦了：一是伤口的位置，二是我们肚子里的那些啤酒。倒不是里面有多少酒精的问题，这点酒精我们早习惯了；麻烦的是在四小时的手术时间里，我们要撒几次尿的问题。我是肯定跑不了的，因为帕内特需要两个助手。我不可能在膀胱胀满的情况下集中精神，但我也不想像一个抽搭搭的小学男生那样举手上厕所，那样太丢人了。
就在高级专科主治医师跑去安排手术室时，我脑子里盘算了几种方案。在手术期间接一根导尿管和一只引流袋怎么样？但是想到给自己插导尿管我就犯难，在腿上绑一袋子尿液肯定也不舒服。接着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用布罗克勋爵的手术靴！这双靴子很深，一只就能盛一升多。再接一根保罗管（Paul's tubing，一种薄壁橡胶管，曾经用来给失禁的男病人导尿），我就不会像自己插导尿管那么容易膀胱感染了。
我去病房找管子。管子盘成一卷，使用时切下需要的长度就行。我切下了我的腿部内侧那么长的一段。有了这个，我立马赶到外科更衣室，因为我想在老板进来前做好一切准备——拿好记事板，穿好白靴子，腿上用胶带贴好管子。我刚准备好这身行头，从希思罗机场赶来的救护车就呼啸着驶来，比我们预想的早了很多。战斗机可真够快的。
到午夜时分，我们已经切开男子胸部左侧的肋骨，里面很快开始出血。帕内特刚从一个圣诞聚会上给叫回来，情绪很暴躁。不出我预料，我们肚里的啤酒很快显出了效果，我的医师同事开始躁动起来，他两腿不停挪动，注意力也不在手术上了。终于他憋不住去上厕所，于是我站到了第一助手的位置。我用力咳嗽几声，好掩盖走路时鞋子里的哗啦声。他回来后，我依然站在他的位置，因为我的膀胱一点没觉得不舒服，虽然右脚的那只靴子越来越满。又过二十分钟，那个主治医师又忍不住去上了一趟厕所。
这时病人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帕内特却很恼火：“他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去酒馆了？一直在喝？”
“这个我真不知道，帕内特先生。我一晚上都在图书馆用功呢。”我一边回答，一边等着被天降的一道雷劈死。结果什么都没发生。
“干得好，韦斯塔比。”帕内特说，“你来关闭胸腔，这次换他来协助你。咱们下周一见。”
手术后我倒掉证物，陪年轻男子去了重症监护病房。没人知道我的秘密。
反正已经睡不着觉，我干脆坐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喝起了咖啡。我一边和那里的护士们闲聊，一边看着一个个小人躺在舒适的培养箱里，在这个圣诞夜努力求生。我们这些外科见习医生个个长期睡眠不足，不过说老实话，睡觉也没多大意思，那是我们偶尔周末放假时才做的事。我们都是对肾上腺素上瘾的人，始终亢奋，始终渴望行动。从流血的病人到停搏的心脏，从手术室到重症监护病房，从酒馆到派对，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睡眠不足下，是外科医生的变态人格在勉力支撑——不畏压力，善于冒险，去掉共情。渐渐地，我也加入了这个只对少数人开放的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