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照片
来自越南的新闻没能成为今晨报纸的大标题。报纸上只是说,美国空军正有组织地实施对(越南)北部的轰炸计划,他们在昨天一共发动了270次袭击。
在这则报道背后,还有其他的信息在积聚。就在前天,美国空军发动了这个月中最猛烈的一次袭击。而到目前为止,美军于当月投下的炸弹数量已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可与之相比的时期。在所有被投下的炸弹中有7吨重的超级炸弹,每一枚都可以炸平大概8000平方米的地域。与大型炸弹一同被投下的,还有各种小型的杀伤性炸弹。其中有一种炸弹的内部装满了塑料钩,它们可以撕开血肉,嵌入体内,X光却又无法定位它们。还有一种炸弹叫“蜘蛛”,这是一种类似手榴弹的小炸弹,上面有近乎隐匿的30厘米长的触须。这些触须在被碰到的时候,就会像引信一样引爆炸弹。“蜘蛛”一般会被布置在刚刚遭遇了大规模爆炸的地面上,其作用是在幸存下来的人跑向着火点灭火,或者是去帮助其他伤者的时候消灭他们。
今天的报纸上没有从越南发来的图像。有一张唐·麦卡林(Don McCullin)1968年在顺化拍的照片,却实在应该和今早这则报道一同刊出。照片中,一位老人蹲坐着,怀里还揽着一名儿童;他们两个人都流了很多血。在黑白照片中,血是黑色的。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战争照片在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获得发表已是稀松平常的事,但在此前,它们却往往会因为太过恐怖而被压制。有的人可能会辩解说,促成这一进步的原因是这些报纸发觉他们读者中的大部分人现在已经意识到战争的恐怖,想要真相。还有的人认为,进步的原因是这些报纸相信,他们的读者已经习惯了暴力的图像,所以现在甚至要利用更加暴力的煽情主义彼此展开竞争。
第一种辩解有些太理想主义,而第二个则明显有点愤世嫉俗。报纸现在之所以登载暴力的战争照片,是因为除极少数的情况以外,它们的效果已不再是曾所设想的那样。像《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这样的报纸,持续发布关于越南或北爱尔兰的恐怖照片的同时,在政治上却又支持着那些需对这些暴力行为负责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问一句:这样的照片到底有什么效果呢?
很多人会认为,这样的照片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提醒着我们,隐藏在抽象的政治理论、死亡的统计数字以及新闻简报背后的,是现实,活生生的现实。他们可能还会继续说,这样的照片印在了黑色窗帘之上,那窗帘原本遮蔽住的是我们选择性遗忘,抑或是拒绝了解的现实。对他们而言,麦卡林就是我们那无法合上的眼睛。但这些照片究竟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它们让我们突然停了下来。对它们来说,字面上最合适的形容词就是“引人注目”(arresting)。我们会被它们捕获。(我发现,也有人会对之无动于衷,但是关于他们,这儿没什么要说的。)当我们盯着它们看的时候,他人正在受苦的瞬间吞没了我们。我们出离绝望,抑或是出离愤怒。这种绝望使我们徒劳无益地承担着他人的痛苦,而这种愤怒,则要求着行动。我们想要从照片给出的瞬间中逃脱出来,回归自己的生活。但此间的反差在于,我们生活的恢复之于我们方才所见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充满缺陷的回应。
麦卡林最典型的照片是对突如其来的痛苦瞬间的记录——一种恐怖、一次受伤、一场死亡,一声声悲伤的叫喊。这些瞬间在现实中与正常的时间全然断裂。正是认识到这些瞬间的可能,并预料到它们会出现,让前线的“时间”迥异于其他所有时间经历。相机孤立出一个痛苦的瞬间行为,与那个瞬间的经验对自己的孤立一样暴力。同时被应用于步枪和相机之上的单词“扳机”(trigger),反映出它们之间一种没有止步于纯粹机械特性的联系。被相机捕获的图像具有双重的暴力,而它们也强化着同样的反差:那被拍下的瞬间和其他所有瞬间之间的那种反差。
但在我们摆脱被拍下的瞬间重返生活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以为这里的不连续是由我们造成的,但真相却是,对拍下的瞬间的任何回应都会让人感到不适。而那些被拍下来的人,挽着垂死之人的手或是在给伤口止血的人,他们都无法像我们一样看着这个瞬间,他们的回应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秩序之中。没有人能够无动于衷地观看这样一个瞬间以及也不可能因此变得更强大。即使是麦卡林,他的“凝视”不但危险而且积极,也在一张照片下面以苦涩的语调写道:“我将使用相机当作使用一把牙刷。它只是用来完成任务。”
战争摄影中潜在的矛盾现在愈发变得明显了。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它的存在是为了引起关注。而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正如麦卡林的大多数作品——借由展示痛苦的瞬间来引出最大程度的关注。这样的瞬间,不管被拍下的还是没被拍下的,都不连续于其他的时刻。它们以自身为依据而存在。但是,已经为这张照片所捕获的读者却也许会倾向把这种不连续当成他自己在道德上的缺陷。这一情况一旦发生,甚至连他的震惊感也被驱散:他自己的道德缺陷将会和战争中正在发生着的罪行一样令他震惊。或者,他可能会以熟视无睹来摆脱这种缺陷感,或者会去做一些被他认为是赎罪的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给乐施会(OXFAM)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捐款。
以上两种状况,引起这个瞬间发生的战争议题都被有效地去政治化了。照片成为一个普遍人类境遇的证据。它没有指控任何人,或者说,它指控的是所有人。
只是去面对一个被拍下来的痛苦瞬间会遮蔽一种远比它深刻和紧迫得多的面对。展示给我们的这些战争通常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我们的”名义发动的。它们所展示出来的东西把我们吓到了。我们的下一步行动原本应该是直面自己在政治自由上的缺乏,但在现行的政治系统中,我们却没有一点合法的机会去有效地影响这些以我们的名义而发起的战争的实际走向。意识到这一点,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才是回应照片所展示之内容的唯一有效方式。但是,被拍下的瞬间中的双重暴力却抵抗着这种觉醒。这才是它们可以有罪不罚地被发表出来的原因。
197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