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周公东征的胜利

（一）周公作《大诰》兴师东征

《尚书·大诰》是周公东征的动员报告。从《大诰》来看，当三监、武庚及东夷发动叛乱以后，周公就用文王遗留下来的大龟占卜，问上帝兴师东征是否吉利，得到了吉利的卜兆。《大诰》说：

予（周公自称）不敢闭于天降威（闭谓拒绝），用文王遗我大宝龟（“文”原误作“宁”，从吴大澂校正），绍天明（“绍”通作“昭”，谓阐明天意），即命曰（以下为“命龟”之辞，即告龟以所卜事）：“有大艰于西土（“大艰”谓大难），西土人亦不静（西土人指管、蔡，“静”通作“靖”，“不静”谓不安定），越兹蠢（“蠢”谓骚动）。殷小腆（“腆”谓丰厚，是说武庚力量少有积储），诞敢纪其叙（“叙”通“绪”，谓敢于重振其原来统绪）。天降威，知我国有疵（谓知道周国内有病），民不康，曰予复（说要恢复殷朝），反鄙我周邦（反而要把周作为边鄙的属国），今春今翌日（翌祭之日），民献有十夫（谓有治臣十人），予翼（谓辅佐我），以于敉文武图功（“于”谓往，敉谓完成，“文”原误作“宁”，文武谓文王、武王，“图功”谓大功。），我有大事休（“大事”指东征的军事，休谓嘉美，此问东征是否嘉美）？”朕卜并吉（谓占卜得吉兆）。

从周公这段“命龟”之辞，可以看出当时面临的局势十分严重。首先是西土（指周朝）出现了“大艰”的局面，因为西土人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同时殷人乘机复辟，敢于重振其原来统绪，要恢复殷朝，仍然把周作为边鄙的属国，因为殷人知道周有内乱，人民很不安定。这就是说，不但周与殷贵族之间有严重冲突，而且周贵族内部又有深刻矛盾。当周公宣布占卜吉利，准备兴师东征之际，诸侯及其官僚、贵族还强调困难很大，不敢出征，要求违反占卜的结果。《大诰》继续说：

肆予告我友邦君（指诸侯）、越尹氏（指诸侯所属的官长）、庶士（指众多的官员）、御事，曰：“予得吉卜，予维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庶邦”谓诸侯之国，“于”谓往，“逋播臣”谓逃叛之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罔不”谓无不）：“艰大！民不静（“静”通作“靖”），亦惟王宫、邦君室（谓参与叛乱的都是王室和诸侯宗室之人），越予小子考翼（谓有自己父亲一辈的人），不可征，王害不违卜（“害”即“曷”，谓何不）？”

从这些诸侯及其官僚、贵族对答周公的话，可知他们因为两个原因不敢出征，一是人民不安定，二是参与叛乱的都是王室、诸侯宗室以及自己的父一辈亲属。当周公动员诸侯及其所属出发东征的时候，诸侯及其所属居然一起公开出来表示反对。当时贵族是十分重视占卜的结果的，周公以占卜得到吉兆来号召，而诸侯及其所属居然要求违反占卜的结果。这说明当时周贵族的内部，人心已经动摇，这对周公准备东征是十分不利的。周公之所以要作《大诰》，进一步说服所有反对东征的贵族，原因就在这里。

周公用什么道理来说服所有反对东征的贵族呢？主要有下列三点：

（1）必须听从上帝之命，听从占卜结果。认为过去文王听从天命，兴起了我们“小邦周”；文王按占卜行事，所以会接受天命。现在上天又来援助我们，我们也应按占卜行事来成就这个伟大的基业。《大诰》说：“已！予惟小子不敢朁上帝命（“朁”原误作“替”，从三体石经改正，“朁”是不信之意），天休于文王（“文”原误作“宁”，今改正），兴我小邦周；文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绥”谓继承）。今天其相民（“相”谓援助），矧亦惟卜用。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弼”谓辅助，“丕丕”谓伟大，基谓基业）。”

（2）必须顺从天意，在文王勤劳建成的基础上，继续完成文王的大业。《大诰》反复说：“尔知文王若勤哉！”“予不敢不极卒文王图事（“图事”谓大事）！”“予害（曷）其不于前文人图功攸终（“图功”谓“大功”，“攸终”谓到底）！”予害（曷）敢不于前文人攸受休毕（“毕”也是“终”的意思）！”“肆予害（曷）敢不越卬敉文王大命（“卬”谓我，“敉”谓完成）！”

（3）当前有明哲之臣辅助我，可以保证取得胜利，完成文王的功业。《大诰》分析遭难的主要原因是：“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就是说：遭难是由于没有得到明哲之臣帮助，使人民安乐，又不能够知道天命。周公在命龟之辞中说道：“民献有十夫，予翼。”无非表示他今天已经得到了明哲之臣为助手。《大诰》末段又说：“呜呼！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就是与上文呼应，说明他有十个明哲之臣作为得力助手，可以保证取得胜利。这和武王在《太誓》中说：“予有乱十人，同心同德”，意思是一样的。

（二）东征经三年而取胜

周公东征的战略，先控制大局，制止叛乱，然后各个击破，全面平定，先后用了三年时间。《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第一年只是制止了叛乱，第二年才克殷而平定三监和武庚之乱，第三年继续东征，才灭亡东夷奄国。《史记·鲁世家》也说：“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所谓“二年而毕定”，是对《尚书·金縢》“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的解释。其实周公东征首尾就有三年之久。《孟子·滕文公下》说：“伐奄三年而讨其君。”这是连首尾三年而言。

关于周公东征前后的事，《尚书·金縢》有这样的记载：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

从汉代起，经学家对这段记载有不同的解释，意见很是分歧。司马迁读“辟”为“避”，解释“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说：“我之所以弗辟（正义：音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史记·鲁世家》）。郑玄也读“辟”为“避”，连同“居东”解释为“避之居东都”，并且解释“罪人斯得”为“居东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属党”（《礼记·文王世子》正义引）。郑玄又说周公“以谦让为德”，“居东者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诗经·豳风》正义引）。而许慎另外有解释，《说文》引古文“辟”作“”，解释为“法”，谓以法治之。伪《孔传》从其说，说：“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王肃谓“居东”是“东征镇抚之”，“罪人”指“管、蔡与商奄”（《尚书·金縢》正义引）。伪《孔传》也说：“周公既告二公，遂东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斯得。”我们认为，应以许慎、王肃之说为是。伪《孔传》采用其说，是正确的。“居东二年”是说周公兴师东征，亲自出居东国指挥作战了二年。所以不说东征二年而说“居东二年”，无非表示“罪人斯得”是周公坐镇东国亲自指挥作战的结果。所谓“罪人斯得”，就是处死或流放管叔、蔡叔、武庚。

对三监和武庚叛乱的平定，对管叔、武庚等“罪人”的处置，确是在周公亲自兴师东征的第二年。这在《逸周书·作雒解》上有明确的记载：

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辟”谓用法处罚），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里”原误作“毕”，从王念孙校正。孔注：“九里，成周之地”）。

《作雒解》“辟三叔”的“辟”，和《金縢》“我之弗辟”的“辟”，用意相同，都是说依法判刑。关于对三监和武庚的刑罚，古书记载有出入。《作雒解》说“王子禄父北奔”，而《史记》说“杀武庚”，可能武庚先北奔，后被追捕杀死。《作雒解》说“管叔经而卒”，其他书上都说“杀管叔”。《作雒解》说蔡叔被囚，其他书上都说蔡叔被流放。《左传·昭公元年》和《定公四年》都说：“杀管叔而蔡蔡叔。”杜注：“蔡，放也。”这个“蔡”字，即是《说文》的“”字，古音同通用。这和《史记》所说“放蔡叔”相合。关于霍叔的刑罚，只有《商君书·赏刑》说：“杀管叔，流霍叔。”

《尚书·金縢》这篇富于神怪色彩的文献，前人对它的真实性有怀疑，甚至认为是“伪书”。我们认为，还是值得重视的。《金》在“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之后，接着说周公做了一首《鸱鸮》的诗送给成王，“王亦未敢诮公”。这年秋天大雷大风，“禾尽偃”，闹灾荒，成王和大夫从金縢（匮名）中发现了武王病时周公祷告的简册，简册上有周公要以自身代替武王死去的话，才使成王大为感动而悔悟。《金縢》的记载以及所载简册，不免有后人增饰和修改之处，例如所说成王感悟以后，“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岁则大熟”，显然不是史官的实录。但是所记整个事件的经过，还是可信的。当时贵族本来十分迷信。迷信色彩很浓，正是真实的情况。由此可见，原来由于管叔等人流言而造成成王对周公的误会，等到周公东征第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发现周公祷告简册以后，就完全消除了。所以到东征第三年，成王就亲自出来参与东征的活动，亲自参与“践奄”的重大战役。

上文引《尚书大传》讲到周公摄政“三年践奄”，“践奄”是东征三年中的重大战役，成王确曾亲自参与。《书序》说：“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经典释文》：“政”，马本作“征”）。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从《多方》开头说：“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来看，成王确曾亲自到奄。《书序》也说：“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可是，《史记》上把“践奄”的事记载在“周公反政成王”之后。该是司马迁看到成王亲自参与这个战役，就误认为是成王亲政以后的事。《周本纪》把“诛武庚、管叔，放蔡叔”记在周公摄政当国时；而把“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记在“周公反政成王”以后；这样把周公东征三年内的两件大事割裂开来，显然不合历史实际。今本《书序》对篇目的排列，也把《成王政》、《将蒲姑》列在《康诰》、《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以后，《多方》以前。郑玄曾对此提出疑问说：“此伐淮夷与践奄，是摄政三年伐管蔡时事，其编篇于此，未闻。”（《书序》正义引）而伪《孔传》却另创新说，以为“践奄”先后有两次，先是周公东征，再是成王亲征。伪《孔传》说：“成王即政，淮夷奄国又叛，王亲征之，遂来奄而徙之，以其数反覆。”这一说法，被一些经学家所接受。例如皮锡瑞说：“《孔传》成王亲征之说甚合经义，郑君（指郑玄）偶有不照”（《今文尚书疏证》），反而认为郑玄所说践奄在周公摄政三年是错误。其实，怎么可能发生周公与成王先后两次“践奄”的事呢？明明是司马迁的“偶有不照”，并不是郑玄的“偶有不照”。

“践奄”的“践”，是有特定意义的，决不可能先后有两次“践奄”。《尚书大传》解释《成王政》说：“遂践奄。践之者，籍之也。籍之谓杀其身，执其家，猪其宫。”段玉裁说：“必篇中有此语，伏生记忆释之，非释《书序》也”（《古文尚书撰异》）。伏生读“践”为“籍”，郑玄又读“践”为“翦”。郑玄云：“践读曰翦，翦，灭也。凡此诸叛国，皆周公谋之，成王临事乃往，事毕则归”（《书序》正义引）。郑玄又说：“奄国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摄之时亦叛，王与周公征之，三年灭之。自此而归”（《诗经·豳风》正义引）。郑玄此说是有根据的。我们可以西周金文为证。禽簋载：

王伐侯，周公某（谋），禽祝。禽又祝，王易（锡）金百寽。禽用乍（作）宝彝。

侯即盖侯，亦即奄侯。王乃成王。伐奄之役，成王确实前往。“某”读为“谋”，主谋之意，足证郑玄所说“皆周公谋之，成王临事乃往”之说，确实可据。禽即伯禽，祝谓祝祷于社神。古时出兵，要祭社祝祷。《左传·闵公二年》：“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脤，《说文》作祳，云：“祭肉，盛之以蜃。故谓之祳。”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祭祀仪式。伯禽因为主持这种祭祀而受赐。劫尊：“王征，易（锡）劫贝朋。”劫当是从征的人员，因功而受赐。

伐薄姑之役，当在灭奄以后，路程比奄要远，深入到东夷所住地区，成王没有参与，由周公主持。方鼎载：

惟周公于征伐东尸（夷），丰白（伯）、尃古（薄姑）咸。公归，于周庙。戊辰，酓（饮）秦酓（饮），公赏贝百朋，用乍（作）尊鼎。

“于征伐”，谓前往征伐。“咸”，谓终于击败。《说文》：“，伤也。”这也是周公东征大胜的战役，周公归来就祭祀于周庙，向祖先告捷，还会合将士饮酒，论功行赏。

伐奄和伐薄姑、丰伯，是周公征伐东夷的两大战役。其他的小战役尚不少。据前引《韩非子·说林上》记载，周公采用辛甲的建议，是先“服众”然后“劫大”的，该是在这两大战役之前，周公早已征服东夷的许多小国和部落，使奄、薄姑等大国陷于孤立，于是一举加以破灭。《逸周书·作雒解》说“凡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所谓“十有七国”是指东夷的大小方国，所谓“九邑”当指东夷的许多部落。九未必是九个，当是多数之意。

东夷中有不少是游牧、狩猎的部族，周公这次大举东征，曾经深入到东夷的游牧、狩猎地区，不但征服了这些东夷部族，而且赶跑了许多野兽。《孟子·滕文公下》所谓：“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所谓“灭国者五十”，是包括武王、周公先后攻灭之国而说的；所谓“驱虎豹犀象而远之”，是指周公这次东征而言的。《吕氏春秋·古乐》又说：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高诱注：“践，往。”这个解释不确切。“践”即“践奄”之“践”。所谓“践伐”是指大规模的杀伐。周公统率的大军在大规模杀伐东夷的过程中，迫使许多野兽群大迁移，特别是象群的大迁移。商人确是服象的，但是这里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是诬蔑的话。象是合群生活的，如果受到冲击，往往要整个群的迁移。

周公东征，先后三年之久，有些战役是很激烈的，战士是极其艰苦的。《诗经·豳风·破斧》的诗篇，就是参与东征的战士回归后所作：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皇”借作“匡”）。哀我人斯，亦孔之将（“孔”谓甚，“将”借作“壮”）。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吪”通作“化”，谓顺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遒（“遒”谓平定）。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休”谓幸运）。

这个战士做这首诗，既歌颂了周公东征的胜利，征服平定了许多叛乱的国家；又庆幸自己还能活着，还很强壮；又讲到战斗用的兵器都有破有缺，说明战斗很是激烈，取得胜利是艰难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的兵器不是戈、矛、弓、矢，而是斧、斨、锜、。斧是椭銎的斧头，斨是方銎的斧头。锜，《说文》云：“也”，是一种有齿的金属工具。，《经典释文》：“《韩诗》云：凿属也。一解云今之独头斧。”总之，也是一种手工用的工具。《管子·轻重乙》说：“必有一斤、一锯、一、一钻、一凿、一、一轲，然后成为车。”为什么要用斧头一类工具作为主要战斗武器呢？很可能，与深入到山林地区作战有关。

（三）东征胜利的重要意义

周公东征的巨大胜利，对周王朝的创建和巩固，是有重大的作用的。武王虽然已经克殷，但是实际上，除了周原有的西土以外，只占有殷原来的京畿以及南国，包括今河南的北部、中部，河北东南角，山西南边以及山东东边。因为殷代晚期，国力衰落，夷狄纷纷内迁，西北的戎狄进扰中原，东方的夷族“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殷的直属领地已缩小很多。而四周的夷狄部族和方国势力一时大有扩展，使得殷减弱了力量，这也是殷灭亡的原因之一。周克殷之后，新建的周朝继承了这个局面。同时，周以“小国”攻克殷的“大邦”，一下子不容易控制“大邦”的局势，加上周的克殷，在京畿一战而胜，原来京畿殷贵族的势力仍保持着，根深蒂固。武王不得已而采用安抚和监督相结合的政策，继续分封殷的王子武庚为属国，并设置三监，但是，无法消除殷贵族的顽强的抵抗力量。武王克殷之后二年便去世，所谓“天下未宁而崩”，而成王年幼，三监、武庚、东夷联合起来发动叛乱，确实造成了周的“大艰”局面。经过周公三年的东征，取得巨大胜利，就使“大艰”局面转化为大好形势。经过周公第二次“克殷”，对殷贵族的控制力量就大大加强了。经过周公攻克东夷许多方国和部落，就把东部原来东夷居住地区归入周的直辖领地。可以说，周公东征的胜利，才使周朝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的大业，才奠定了创建周朝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