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周朝的创建和东征的胜利

一 武王的建国措施和建都丰镐的政治设施

（一）克商后在牧野举行的告捷礼

古代贵族十分重视祭祀，以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记刘子语）。出师之前常常要祭祀天神或祖先，胜利之后也要向天神和祖先献祭告捷。据《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克商之后，就在牧野举行告捷礼，接连举行了五天注14：

注14《世俘解》既说武王从辛亥到乙卯在牧野举行告捷礼，献祭上帝与烈祖，当在四月内。又说四月庚戌武王在周庙举行献殷俘礼，次日辛亥祭祀天位。不可能在同一月的辛亥在牧野和在周庙同时参与祭礼。过去刘歆引用古文尚书《武成》相类的记载，有闰月的说法，但是在殷、周之际还不可能在岁中置闰，一般都只在岁末置闰。顾颉刚说：“窃意篆文‘四’作‘’，‘六，作‘’，其形甚近，或‘四月’为‘六月’之讹文，亦未可知。”目前尚无其他史料可以校正，不易解决这个矛盾，暂时只能认为“四月”是“六月”之误。

辛亥（四月十五日），荐（献祭）俘（所俘）殷王鼎。武王乃翼（敬），矢（陈设）珪、矢宪（一篇法令），告天宗（泛指天神）、上帝。王不革（原误作“格”，从卢文弨校正）服（不革服谓不改易显祖服装），格（到）于庙，秉（执）黄钺（“黄钺”二字原脱，从朱右曾校增），语治庶国（向祖先报告统治许多邦国的情况）。籥人（奏乐之官）九终（奏乐章九节）。王烈祖（意即显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即仲雍）、文王、邑考（即武王之兄伯邑考），以列升（把神主按次序升登到一定的位置），维告殷罪（向祖先报告殷的罪状）。籥人造（进）；王秉黄钺，正国伯（“国伯”谓诸侯之长，“正国伯”谓确定诸侯之长的席位）。

壬子（四月十六日），王服衮衣（衮衣为天子之服），矢琰，格庙。籥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确定诸侯的席位）。

癸丑（四月十七日），荐俘殷士百人（用所俘殷贵族一百人作为牺牲献祭）。籥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王入，奏庸（通作“镛”，大钟），大享一终（奏大享的乐章一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通作“镛”），大享三终。

甲寅（四月十八日），谒戎殷于牧野（“戎”原误作“我”，从卢文弨校正，谓报告用兵伐殷于牧野情况）。王佩赤、白旂（指赤色、白色军旗）。籥人奏《武》（宣扬武功的乐章）。王入，进《万》（挥舞盾一类兵器的舞蹈），献《明明》三终（三节）。

乙卯（四月十九日），籥人奏《崇禹生开》（崇禹即崇伯鲧之子禹，开即禹子启），三终，王定。

一连五天的祭祀典礼，前两天是礼的开始，末一天是礼的结尾，主要礼节是在第三、第四两天举行。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四点：

第一，武王出兵时带着祖先的神主（木主）载在车中，随军而行，直到牧野，战胜之后，就临时建造“牧室”，举行告捷之礼。《礼记·大传》：“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郑玄注：“牧室，牧野之室也。”这在春秋时代还有相同的事例。公元前五九七年（周定王十年）邲之战，楚胜晋，楚大夫潘党建议收集晋军尸体建筑“京观”（高丘），使子孙“无忘武功”，楚庄王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举出武王克商之后制作《颂》和《武》为例，主张“为先君宫（楚君祖先之庙），告成事（报告战胜）”（《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这样在前线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该就是效法武王的。

第二，祭祀的祖先有太王、太伯、王季（季历）、虞公（仲雍）、文王、伯邑考等六人，不分嫡庶和直系、旁系，也不分立为国君者或未立而早死者。太伯、仲雍、季历同为太王之子，季历继承君位，而太伯、仲雍另外建立虞国；伯邑考与武王同为文王之子，伯邑考未立而早死。这种祭祖的制度，和商代完全相同。王国维认为武王用的就是殷礼，“盖周公未制礼以前，殷礼固如斯矣”（《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第三，癸丑之日举行大享之礼，这是当时隆重的祭典，杀所俘殷王士一百人作为牺牲。这种杀人祭献之礼，也和殷贵族用“人牲”祭祀祖先相同。在殷墟的殷王陵东区曾发现一片大规模杀人祭祀后的埋葬坑。一九七六年发现了二百五十座这样的坑，其中一百九十一座中被杀害者的骨架多到一千一百七十八具。据研究，这一带就是商代王室的杀人祭祀场的遗址。被杀的都是战俘。殷墟卜辞中也常见用羌人与牛、羊一起祭祀祖先的例子。

第四，这时武王尚未宣布建立周朝，但是从所用礼制和所穿服装来看，已具天下之君的地位。他在“大享”之前，先“正国伯”，再“正邦君”，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国伯”和“邦君”之上的“王”了。

上章所引《世俘解》说：“戊辰，王遂祡，循追祀文王。时（是）日王立政。吕他命伐越戏方。”说明武王在发布讨伐殷的南国诸侯命令之前，已在发布作为天下之王的政令。孔晁注：“是日立王政，布天下。”《世俘解》开头说：“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成辟”就是说成为天下之君。“乙未日”不合古代文例，有人认为这三句出于后人所加。

（二）在殷都举行社祭和告诫殷贵族

武王克殷后，曾到殷都举行社祭，见于《逸周书·克殷解》（《史记·周本纪》和《齐世家》曾引用）：

翼（翌）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即百夫长）荷素质之旗（《史记》作“罕旗”）于王前。叔振（即曹叔振铎）奏（进）拜假（“假”通作“嘉”，“拜嘉”谓祝贺嘉礼），又陈常车（孔注：常车，威仪车也）。周公把大钺，毕公把小钺（“毕公”原误作“召公”，今从《周本纪》改正。《玉海》卷一五一作“原公”），以夹王（孔注：二公夹卫王也）。散宜生、泰颠、闳夭皆执轻吕（剑名），以奏王（《周本纪》“奏”作“卫”，刘师培谓“奏”即“夹”讹）。王入，即位于社、大卒之左，群臣毕从（《史记》作“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按“位”与“立”通用，当读为“莅”。大卒谓军士，“之”训“至”。朱右曾云：“王立于社南而屯卒于其西以卫也”）。毛叔郑奉明水（明水是用鉴在月下取得的露水），卫叔封傅礼（《周本纪》作“卫康叔封布兹”，《齐世家》作“卫康封布采席”，《周本纪》集解引徐广云：“兹者籍席之名。”“傅”通“敷”，义即“布”。刘师培谓：“礼疑丰讹，即《尚书·顾命》丰席，《顾命》言丰席画纯，正与《齐世家》采席合”），召公奭赞采（《周本纪》正义：“赞，佐也。采，币也”），师尚父牵牲（祭祀用牺牲）。尹逸筴曰（尹逸即史佚，“筴”古“策”字）：“殷末孙受（纣）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周本纪》作“天皇上帝”，刘师培校作“皇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膺受大命”以下十六字原脱，从卢文弨引梁玉绳说，据《史记》、《文选》李善注及此书孔注校补）。

在殷都举行这样隆重的社祭，无非对殷贵族表明“革殷”是出于天命。

武王在殷都除举行社祭外，还曾召集原来殷的各等贵族加以告诫，见于《逸周书·商誓解》。告诫的对象，包括“冢邦君”（属国之君）、“旧官人”（原来殷的官僚）、“太史友”、“小史友”（上“友”字原误作“比”，下“友”字原误作“昔”，从孙诒让校正）及百官、里君、献民等（太史友、小史友指史官所属官员，里君指一里之长，献民指贵族）。

《商誓解》反复告诫殷贵族，内容主要有下列三点：

第一，周作为“小国”而克商，是出于天命，指出殷王纣违反商先哲王（指先前殷的贤君），特别是违反汤的传统政策，“昏忧（通作“泯扰”）天下，弗显上帝，昏虐百姓，弃（“弃”原误作“奉”，从丁宗洛校改）天之命，上帝弗显，乃命朕文考（指文王）曰：‘殪商之多罪’，今纣弃成汤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国曰‘革商国’”。就是说“殪商”和“革商”都是上帝命令。

第二，把殷王纣称为“一夫”，即“独夫”，把所有殷贵族和纣区别开来，分别对待。宣称殷贵族无罪，只须听从周的命令，就可安居。例如说：“昔在西土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姓无罪，其维一夫”，“尔百姓、里君、君子，其周即命”，“不令尔百姓无告”，“尔百姓其亦有安处”。所说百姓，就是指殷贵族而言。

第三，告诫殷贵族听从天命和周的命令。如不作乱，就可得到保护，如不听命而作乱，就要用刑杀灭。例如说：“在彼宜在天命，弗反侧兴乱（“弗”字原脱，“反”字原误作“及”，从丁宗洛校补）。其斯弗用朕命，尔冢邦君、商庶百姓，予则肆刘灭之（“肆”字原脱，从孙诒让补，刘灭谓杀灭）。”这是武王为首的周贵族，在灭商以后，对数量众多的殷贵族，采用安抚和刑罚兼施的政策，用来防止殷贵族的叛乱。

值得注意的是，告诫的对象，包括冢邦君、旧官人、史官、百官、里君和一般贵族，其中特别提到大小史官所属官员。

（三）在宗周“天室”举行的献俘礼

武王在六月凯旋镐京（即宗周），就选定日期到“天室”举行规模很大的献俘礼。《世俘解》对此有较详的记载：

维四月既旁生魄（“四月”当是“六月”之误），越六日庚戌，武王朝（早）至于周庙（“至”下原有“燎”字，涉下文而衍，今删）。武王降自车（此句上原有“维予冲子绥文”六字，从陈逢衡校删）。乃俾（使）史佚繇书（“繇”通“籀”，繇书谓读册书）于天室（“室”原误作“号”，今从《吕氏春秋·古乐》改正）。武王乃废于纣共恶臣百人（“共”原误作“矢”，“臣”下原衍“人”字，今从顾颉刚校正），伐右厥甲小子则大师（“则”原误作“鼎”，今改正），伐厥四十夫家君则师（“家君”疑是“冢君”之误，“则”原误作“鼎”，今改正），司徒、司马初厥于郊（通作“校”）号（疑“室”字之误）。乃夹于南门（“乃”上原衍“武王”二字，从朱右曾校删），用俘皆施（通作“弛”）佩衣（“衣”下原衍“衣”字，从沈延国校删），先馘入。武王在祀，大师负商王纣县（同“悬”）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

这个献俘礼，主要有下列四个特点：

第一，献俘礼举行于宗周的“天室”，“天室”即是明堂。《吕氏春秋·古乐》说：武王“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世俘解》的“天室”即是“京太室”。武王时制作的大丰簋说：“王祀于天室”，又说：“衣祀王不（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这个以文王配合上帝祭祀的天室，即是明堂。蔡邕《明堂论》说：“所谓京太室即周庙也。”因为周人以后稷配天，以祖先配合上帝一起祭祀，“天室”亦称“周庙”。《世俘解》下文“告于周庙曰：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可为明证。其实周的宗庙和明堂是有区别的。《礼记·乐记》记载武王克殷后“祀乎明堂而民知孝”，郑玄注：“文王之庙为明堂制。”其实并不是文王之庙为明堂制，只是把祖先配合上帝一起祭祀于明堂。《史记·封禅书》说：“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淮南子·齐俗训》也说：周公“克殷残商，祀文王于明堂。”《礼记·祭法》说：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所有这些记述都有一定的依据。《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克殷后，对周公说：“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依”和“衣”通用。“依天室”就是说举行殷见礼于天室。天室既然是明堂，明堂即是辟雍，在诸侯国又称泮宫，亦即太学。按周礼，这里确是举行献俘礼的礼堂。《礼记·王制》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以讯馘告”就是献俘礼。到春秋时，讲究周礼的鲁国还在泮宫举行献俘礼。《诗经·鲁颂·泮水》描写鲁侯征服淮夷之后，“在泮献馘”，“在泮献囚”，“在泮献功”。

第二，举行献俘礼时，要杀死一批重要俘虏献祭。主持杀俘者是有等级的，杀的方式也有“废”、“伐”两等。先由武王主持“废”纣的共同作恶之臣一百人。“废”是杀灭之意，《尔雅·释言》：“替，废也；替，灭也。”郭注：“亦为灭绝。”其次由大师（即太公望）主持“伐”甲小子（指殷贵族），再其次由师（即师氏）主持“伐”冢君（即诸侯）四十夫。“伐”是杀头之意，甲骨文“伐”字像以戈杀头之状。后来由“司徒、司马初厥于郊（校）号（“号”疑“室”字之误）”，就是由司徒、司马于校室杀死一批战俘，“初”字从“刀”从“衣”，裁剪之意，就是按照武王、大师、师氏指定的杀死方式，由司徒、司马指挥从属官吏具体执行。当时辟雍中有校室，亦即“宣榭”，“榭”一作“射”，又作“序”或“豫”，是厅堂式的建筑，用于讲武、比射等等。当举行献俘礼时，司徒、司马就率领所属官吏在此按照指示杀死战俘。

第三，献俘礼上献祭的，既有战场上杀死而割下来的敌人的头，即所谓“馘”；又有准备当场杀死的各等战俘，即所谓“俘”。“馘”和“俘”都先要陈列在宗庙南门夹道的两旁。《世俘解》说：“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通作“弛”）佩衣，先馘入。”“用俘”的“用”字是有特定意义的，是指杀人用作牺牲。这到春秋时“用”字还有这个意义。例如宋襄公使邾文公杀死鄫君祭祀社神，说是“用鄫于次睢之社”（《左传·僖公十九年》）。又如楚灵王灭蔡后，杀死隐太子祭祀山神，说是“用隐太子于冈山”（《左传·昭公十一年》）。所谓“用俘”就是准备杀死用以献祭的战俘。所以要“皆弛佩衣”。就是表示即将杀戮。

第四，献俘礼上献祭的重要的“馘”，要挂在军旗上，掮着送进庙来。《世俘解》说，当武王开始主持献祭典礼时，太师太公望就掮着挂有商王纣的头的白旗，还掮着挂有纣两个妻子的头的赤旗，先于一般的“馘”进入庙中。当时指挥作战的军旗是有等级规定的，大白最贵，小白次之，赤旗又次之，其他色彩之旗更次之注15。当时战场上惯例（即所谓军礼），斩得敌人首领的首级，是要挂悬在军旗上，用来表示胜利的。《墨子·明鬼下》说：武王“与殷人战于牧之野，王手（原误作“乎”，从孙诒让校改）禽费中（仲）、恶来，众畔百（皆）走，武王逐奔入宫，万年梓株，折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所谓“万年梓株”，当是指一种很长的旗杆。《逸周书·克殷解》又说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到商王纣居处，先射箭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剑名），斩之以玄钺，折县（悬）诸大白”；又同样的到二女（二妻）居处，“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这种用军旗挂着敌人首级的献祭方式，西周曾长期沿用。例如小盂鼎记载盂向康王献俘，“盂以多旂佩方”，就是说盂掮着多面旗子佩挂有鬼方首领的头。又如敔簋记载敌向荣伯献俘，“长（榜，通作“枋”）（载）首百”，就是长旗杆上载有一百个敌人的首级。这和《墨子》所说“万年梓株”“载之白旗”，情况是相类的。

注15《逸周书·克殷解》谓牧野之战，“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诸侯”，又说斩殷王纣后“折县诸大白”，斩二女后“县诸小白”。可知大白最贵，小白次之。周初分封诸侯，分赏车、旗等仪仗，只有少白。《左传·定公四年》载：“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茷、旃旌、大吕”。少帛即小白。详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九“少帛”条。康叔为周公之弟，在同时所封诸侯中辈分最高也只分得小白。可知诸侯所用军旗中最贵是小白，次于天子用大白一等。齐桓公名小白，也是以诸侯的军旗为名。是大赤色，茷是大赤旗。春秋时吴国尚沿用这种礼制，吴王夫差北上与晋争霸，王亲自统率中军，“王亲秉钺，载白旗以中阵而立”。左军赤，右军玄旗。见《国语·吴语》。《周礼·春官·巾车》谓王车有五路，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方”。革路即是用皮革制成的车，“以即戎”谓用于军事，其旗大白，这确是周制。至于《礼记·明堂位》说：“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是后起之说，已与五行之说有关。

《世俘解》又说庚戌在宗庙举行献殷俘礼以后，次日又祭祀天位；隔五天乙卯，又在周庙举行献“庶国馘”之礼。“庶国馘”是指伐南方的越戏方、宣方等国所得馘俘。最后又告于周庙，祭祀百神和水土之神，誓于社。据说“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

上述在牧野举行的告捷礼和在国都举行的献俘礼，不仅用来庆祝克商的胜利，更是为了表示周的“革殷”出于天命，因此具有开国大典的性质。不仅举行的礼仪隆重，而且祭祀的场面也极铺张。所用礼制，有周人传统的，例如以后稷配天的祭祀，所用白旗、赤旗和服饰，所奏《武》、《万》、《明明》、《崇禹生开》等乐章，都该是周人的传统。但当时周礼尚未完全确立，其中不免有沿用殷礼的地方。宗庙中祖先神主的排列，没有嫡庶之分，兄弟辈同时列入祭典，显然是沿袭殷礼的。大规模杀人献祭的方式，大量用牲的方式，都是沿用殷的礼俗。如果单就《世俘解》来看，用牛五百多头，用小牲二千七百多头，似乎不免夸张。但是，我们以殷墟卜辞作比较，就感到不足怪了。殷王每次祭祀祖先，用牲从几头、十几头到几十头、几百头不等，甚至有用“千牛”的（《殷虚文字乙编》5085+5157+5227+5393片）。

（四）迁都到镐及其政治设施

武王迁都到镐，是一件大事，从此西周时代长期作为国都。《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对这事有歌颂：

镐京辟廱（同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美好）哉！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事），诒厥孙谋，以燕（安定）翼（保护）子。武王烝哉！

上列三章的诗，第一章强调镐京所设辟雍的政治作用，因为辟雍是举行重要典礼和宣布政令的地方，能够使得东西南北四方都服从周朝统治。第二章说明武王迁都镐京，是依据大龟占卜的吉兆选定和建成的，无非表示迁都符合天意。第三章讲武王建都于镐的事，是给子孙留下了好的谋划，能够起安定和保护子孙的作用。

镐，周原甲骨和西周金文作“蒿”。因为周王居于蒿，到岐周或成周去举行祭祀，甲骨、金文中都有“自蒿”出发的记载。如周原甲骨：“祠自蒿于周（指岐周）。”德方鼎：“隹（唯）三月，王才（在）成周，武王福，自蒿。”

自来记载，都认为镐京在沣水以东的滈池附近，汉武帝开昆明池，兼并滈池，镐京故址即在昆明池以北，一部分已被昆明池所破坏。《水经·渭水注》：“渭水又东北与鄗水合，水上承鄗池于昆明北，周武王之所都也……自汉武帝穿昆明池于是地，基构沦褫，今无可究。”《三辅黄图》：“镐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经考古调查，昆明池的北界在上泉北村和南丰镐村之间的土堤（所谓干龙岭）的南侧。镐池位置应在这条土堤之南。镐京遗址应在今沣河中游东岸，北到洛水村，南到斗门镇，东至昆明池故址，西至鄗水故道。

镐京和丰邑相距很近，虽有沣水之隔，相去不过二十五里。自从武王建立镐京以后，丰邑仍继续使用，西周早、中期诸王和大臣常有居于丰邑而处理国事的。例如康王时代的玉戈铭：“六月丙申王在丰，令大保省南国”（《陶斋古玉图》第八四页著录），小臣宅簋：“惟五月壬辰同公在丰，公使宅事伯懋父。”该是武王克商后，创建周朝，感到原来文王所建的丰邑不敷应用，因而向东开拓，另建镐京。镐京在西周时有宗周之称，或者简称为周。

西周金文记王所在地，以周为最多，其次要数京与，再次是成周，即洛邑。据士上盉：“王大禴于宗周，（出）（馆）京年。”可知京就在宗周附近。麦尊记载井（邢）侯于二月朝见王于宗周，次日他就和王在京举行祀，可知京就在宗周。京有宗庙的大室，弭叔簋：“王在，各（格）于大室。”还有寝，麦尊：“王以侯内（入）于寝。”这个寝当为宫内之寝。又有宫名泾宫、上宫等，史懋壶：“王在京泾宫”。匜：“王在上宫”。更有辟雍，见麦尊，又称学宫，见静簋。更有大池，可以乘舟而射擒大龚，见麦尊；又可以渔，见遹簋。这个大池，当在辟雍之中。《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镐京辟雍”，而麦尊和静簋都说辟雍（学宫）在京。方濬益以为京在距镐京几十里范围内。我认为当在镐京的东郊。《礼记·王制》说：“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麦尊说邢侯“见于宗周”，就是来到宗周朝见周王，而周王正在京“祀”，次日周王到辟雍举行“王乘于舟，为大丰”的礼仪，邢侯乘着赤旂舟随从，可知京即在镐京附近，当为镐京东郊的一个地点。这种建筑，四周有水环绕。《诗经·大雅·灵台》毛传：“水旋丘如璧，曰辟雍。”“辟”与“璧”本为一字。辟雍的所以称辟，表明其形状像圆形的璧。“雍”和“邕”音同通用，《说文》：“邕，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雍”字，甲骨文、金文从巛，从，从隹。从巛，像四周环绕有水；从，像水中高地上有宫室建筑；从隹，像有鸟集居其上。《韩诗说》说辟雍“圆如璧，壅之以水”，“立明堂于中”，“盖以茅”（《诗经·大雅·灵台》正义引《五经异义》）。辟雍中高地上的建筑，所以叫做明堂，因为它四周无壁，外户不闭，很是明亮。《淮南子·主术训》说：“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吕氏春秋·慎大览》更说：“武王胜殷……故周明堂外户不闭，示天下不藏也。”这些说法都是有依据的。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献《黄帝时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官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史记·封禅书》）。“命曰昆仑”云云，因为古神话中昆仑山具有上天的天梯性质。整个明堂的形制，基本符合周的礼制。

这种辟雍的形制，起源于原始氏族制后期村落中的大型公共建筑。原始村落的布局，周围都开凿有沟渠环绕，用于防卫；沟渠以内，四周分布有氏族成员所住的许多小屋，中间有厅堂式的大型房屋供公共活动之用。明堂即起源于这种大型房屋；辟雍的周围环绕有水，即起源于环绕原始村落的沟渠。阮元说：“古人无多宫室，故祭天、祭祖、军礼、学礼、布月令、行政、朝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庙、大学、灵台、灵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问字堂集·赠言》）。这个推断是可信的。到文王、武王时，虽然早已有宗庙的设置，辟雍也还是举行祭祀、集体行礼、宣布政令以及宴会、练武、奏乐的地方。《诗经·大雅·灵台》有描写在辟雍作乐的情况：

虡（悬编钟、编磬的木架）、业（悬鼓的木架）维枞（悬大钟木架），贲（借作“”，大鼓）、鼓维镛（大钟）。於论（通作“伦”，排列）鼓钟，於乐辟雍。於论鼓钟，於乐辟雍。鼍鼓（用鳄鱼皮蒙的鼓）逢逢（鼓声），矇瞍（瞎眼乐师）奏公（通作“颂”）。

武王时制作的大丰簋，更有叙述在天室祭祀的情况：

乙亥，王又（有）大丰，王凡（通作“汎”）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祀于王不（丕）显考文王，事喜（通作“”）帝。

前面已经讲到，这个“天室”即是明堂，亦即辟雍。在这里以文王配合上帝举行祭礼。这里的“大丰”，孙诒让释为“大礼”（《古籀余论》卷三），并不确切。郭沫若读作“大封”（《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上编），也不合适，“大封”是分封诸侯之礼，与铭文内容不合。日本赤塚忠读作“大醴”，也不妥当。铭文中并无举行飨礼的内容。康王或昭王时制作的麦尊也谈到大丰之礼：

王令（命）辟井（邢）侯，出，侯于井。（粤）若二月，侯见于宗周，亡（尤）。（会）王客（格）京祀。（粤）若翌日，才（在）璧（辟）雝（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龚（鸿），禽（擒）。侯乘于赤旂舟，从死（尸），咸。之日，王以侯内（入）于（寝）。

由此可知，大丰礼的举行，先要在辟雍的大池中，由王乘舟，亲自射中水生鸟类（鸿），把它擒住。随从王行礼的邢侯也要乘赤旗的舟，一起行动，然后一同进入宗庙的寝中。这种乘舟的礼节，后世还有流传。《礼记·月令》季春之月：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所谓“天子始乘舟”，就是王乘舟射擒水生动物。所谓“荐鲔于寝庙”，就是王把亲自擒得的鲔献于宗庙的寝中。所谓“乃为麦祈实”，就是祈求麦的丰收。可见大丰礼不是为别的，正是祈求大丰收。大丰簋开头就说：“王又（有）大丰，王凡（汎）三方。”闻一多解释为王泛舟于辟雍之水的三方（《大丰簋考释》，收入《古典新义》下册），是正确的。泛舟于辟雍之水，就是为了射擒水生动物，以便献祭而祈求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