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民战争性质的变化

秦末农民起义，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推翻秦王朝的农民革命战争；项羽和刘邦的“楚汉战争”，是封建地主阶级为争夺农民战争胜利果实而进行的一场厮杀。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战争。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战争是何时转化的？刘邦、项羽从何时由农民起义领袖变为地主阶级代表的？这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 “约法三章”——农民战争结束的标志

刘邦的变化 秦王子婴投降以后，有人劝刘邦杀掉子婴，被刘邦拒绝。他说：怀王派我率兵入关，就因我“宽容”，“且人已降服，杀之不祥”（《史记·高祖本纪》）。从这里可以看出，刘邦与后来的项羽有很大不同。不过，当他以战胜者的身份进入咸阳以后，见到秦的“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的时候，也不能自持了，这个一贯“好酒及色”（《史记·高祖本纪》）的刘邦对如此辉煌壮丽、姹紫嫣红的场面，真是眼花缭乱，恋恋不舍，“意欲留居之”（《史记·留侯世家》）。这时樊哙提醒他说：你是欲有天下，还是欲当“富家翁”？若欲有天下就立即离开这里，还军霸上。秦宫内的美人妇女以及奇物等等正是“秦所以亡天下也”（《史记·留侯世家》引《集解》徐广曰）。樊哙所说是有道理的，无奈刘邦听不进去。最后，张良对他说：正因秦“无道”，“故沛公得至此”，现刚刚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请刘邦相信樊哙之“忠言”（《史记·留侯世家》）。这时，刘邦才大悟，立即“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退出咸阳，并非放弃当皇帝的欲望，而是由于当时还存在一个比他实力更强大的项羽。他不敢、也不能贸然登上帝位，只好“还军霸上”，准备与项羽一决雌雄。虽然刘邦并没有在此时称帝，但历史发展表明：他们在起义推翻秦王朝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重建一个封建政权。因此，在刘邦势力所到之处，就已开始建立封建秩序，改变了农民起义军的性质。

收秦图籍和“约法三章”当刘邦率军刚刚进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史记·萧相国世家》）争分财物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先至丞相御史府，将载有全国形势、户籍和档案资料、法令文书的“律令图书”保存起来，这个具有深谋远虑的人就是萧何。

萧何与刘邦同为沛丰人，参加农民起义前“为沛主吏掾”，是地方小吏，史称其“素有方略”（《史记·萧相国世家》），随刘邦起事后“为丞督事”，成为刘邦的得力助手。由于萧何将秦的“律令图书”收藏起来，使后来的汉代统治者很快地掌握“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史记·萧相国世家》），为建立西汉地主政权做了重要准备。

刘邦还军霸上以后，即发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对于刘邦的“约法三章”，历来在史学界有不同评价。有人认为：这一法令“安定关中的封建统治秩序，从而得到地主阶级的广泛欢迎和拥护”（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第157页）；有人则认为：约法三章的宣布，“深得那些饱受残酷压迫的人民的欢迎”（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第41页）。同是一个“约法三章”，却有这样截然相反的意见，正反映了它本身具有复杂性质。

实际上，“约法三章”正是刘邦由农民起义领袖向地主阶级代表转变的标志。首先，这道法令在于保护地主阶级的生命财产，所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乃是针对农民起义中“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汉书·张耳陈余传》）的情况制定的。至于“盗”更是明显地指贫苦的人民而言。在此之前，农民战争过程中，贫苦人民杀地主、官吏，劫夺官府、地主财物，在刘邦所率的队伍中视为合理的，但“约法三章”公布后，这些行为都被视为“犯罪”，要处死或“抵罪”。而这些秩序又都靠原来秦朝地主政权的官吏维持，“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可见“约法三章”在本质上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说“得到地主阶级的广泛欢迎”，应当是符合事实的。

但是，“约法三章”比起秦代的残酷刑罚来，毕竟是轻简得多，在秦的严刑酷法下，一些地方官“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因此，“约法三章”虽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法令，但它对人民说来也还算是“仁政”。所以，它也得到受尽“秦苛法”折磨的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出现了“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刘邦）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史记·高祖本纪》）的场面。

总之，“约法三章”是推翻秦王朝后，刘邦发布的第一道法令，这一法令的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但由于它较“秦苛法”对人民的束缚轻简得多，因此，也受到广大人民欢迎。然而，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标志着刘邦已经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二 项羽入关和“鸿门宴”上的刀光剑影

“新安坑卒”当刘邦率兵进入咸阳时，项羽也率在巨鹿城下得胜之师向关中急急赶来。本来，在楚怀王遣刘邦和宋义两路军向秦军进攻时，曾约定“先入关者王之”（《汉书·高帝纪》），刘邦先入关，当然应为关中王。但项羽对此甚不满，他将章邯击败后，即封降将章邯为雍王，雍即在关中，表明项羽根本不愿让刘邦在关中为王。这就是他如此匆忙向关中赶来的原因。

公元前206年十一月，项羽所率的六十万大军来到三川郡的新安（河南渑池）。在项羽所率的六十万士兵中，有二十万秦军降卒，项羽任秦降将长史司马欣为上将军，率领降卒为全军先导。原来，关东人民到关中服徭役者，常常受到这里的吏卒虐待，所以这些秦军投降到项羽部队来以后，以关东人民组成的项羽军士卒，也就“乘胜多奴虏使，轻折辱秦吏卒”（《史记·项羽本纪》）。这样，在项羽军内的两部分士卒中，就产生很深的隔阂和猜忌。这些隔阂和猜忌归根到底是秦王朝统治阶级政策造成的。到新安后，那些新降的秦卒忧心忡忡地窃窃私议，他们担心：入关后若不能取胜，项羽必“虏吾属而东”，而“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史记·项羽本纪》）。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古代兵家早已总结出：“（降）卒善以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孙子·作战篇》），然而对“兵法”“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史记·项羽本纪》）的项羽，对秦卒不仅不知用心安抚“善以养之”，反而因害怕“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竟下令将这些降卒全部“击杀之”。于是，在一个晚上就将二十万秦降卒统统坑杀于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城南。只留下统兵的秦将章邯、司马欣和董翳三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新安坑卒”是历史上除白起在长平坑杀降卒以外的最残酷的一次屠杀降卒事件，这是项羽在秦亡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也是项羽由农民起义领袖变为地主阶级代表的标志。如果把它同刘邦在秦亡后所做的第一件事——“约法三章”来比较，恰恰反映了这两个由农民起义领袖蜕变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具有完全不同的作风。

屯兵戏下 在新安将二十万降卒坑杀之后，是年十二月项羽率兵直抵函谷关。在关中的刘邦听到项羽率兵前来，就接受臣下建议：“稍征关中兵以自益，拒之”（《汉书·高帝纪》），派人关闭函谷关，将项羽军拒在关外。项羽领兵至函谷关下，不得入，大怒。立即下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天中记》卷16引《楚汉春秋》），又下令黥布等攻关，关乃开，大军长驱直入，至于戏下（陕西临潼东）。

当时，刘邦仅有兵十万，屯于霸上。项羽之四十万大军驻兵新丰鸿门（陕西临潼东），两军相持于咸阳城东，气氛十分紧张。恰又有刘邦属下之左司马曹无伤暗地向项羽报告：刘邦入关后，任子婴为相，并独吞秦宫珍宝。这一密报，当然有夸大之处，不过反映刘邦有野心，倒也属实。项羽的谋士亚父范增则向项羽指出：刘邦一贯贪财好色，但入关后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可能想当“天子”，劝项羽“急击勿失”（《史记·项羽本纪》）。范增的这一分析显然是正确的。在范增的鼓动下，项羽准备消灭刘邦及其所部，咸阳之东战云密布。

正在项羽紧张地部署消灭刘邦之时，其叔父项伯却连夜将这一消息透露给刘邦军中的张良。项伯，名缠，在项羽军中任左尹，后被封为射阳侯。早年同张良相识，当秦未亡时，项伯因杀人犯罪被张良所救。所以在他得知项羽欲灭刘邦之时，即连夜驰往刘邦军营劝其速去。但张良得此重要情报后，并未逃走，立即向刘邦报告。刘邦大惊，不知所措。张良献策：请项伯为刘邦说情。刘邦闻计大喜，立即宴请项伯，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以便托项伯在项羽面前表白“沛公不敢背项王”（《史记·项羽本纪》），辩解“所以距关者，备它盗也”（《汉书·张陈王周传》）。项伯接受请托后，当夜归营，力劝项羽改变初衷，并鼓吹说：项羽军之能顺利入关，皆因刘邦先入关中，“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这番话果然将缺乏主见又具“妇人之仁”（《史记·项羽本纪》）的项羽说动，暂时放弃消灭刘邦的计划。

剑拔弩张的“鸿门宴”项羽决心虽动摇，咸阳上空的战云仍未消散。次日清晨，刘邦率张良、樊哙等百余骑，亲至项羽营中拜谢。刘邦向项羽表白：自己决无野心。项羽则告诉他说：这都是你的“左司马曹无伤言之”（《史记·项羽本纪》），一时气氛似趋于缓和。

但范增对刘邦之表白仍抱怀疑态度，依旧极力主张趁机杀掉他。所以，当宴饮之时，范增再三示意令项羽下手，但“项王默然不应”（《史记·项羽本纪》）。范增又令项羽之从弟项庄在宴前舞剑，以便趁机刺杀刘邦。这时，项伯亦拔剑起舞，以掩护刘邦。鸿门宴上顷刻剑拔弩张，刘邦处境危险。张良见状立即至军门召来樊哙。樊哙带剑拥盾冲入，对项羽怒目而视“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见樊哙如此威勇，忙赐此“壮士”卮酒一斗，生猪肘一块，樊哙端酒一饮而尽，“拔剑切而食之”。项羽又问樊哙还能饮酒否？樊哙借题发挥：“臣死且不避，岂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史记·樊郦滕灌传》）樊哙的行动和言论进一步动摇了项羽杀刘邦的决心，无言以对，只好请他入坐。

此时，刘邦见空气稍缓和，即借口如厕离席，并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逃出项羽军营，归霸上。回营后，刘邦的第一件事就是处死卖主求荣的曹无伤。

当刘邦逃离鸿门时，张良尚留在项羽军中。张良自忖刘邦等已脱险境，即向项羽言明刘邦已归，并将白璧、玉斗各一双代表沛公献给项羽。项羽见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白璧、玉斗。范增则气愤地将给他的玉斗击碎，并叹道：“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史记·项羽本纪》）

鸿门宴上的刀光剑影，预示着刘、项不两立，一场争夺对全国统治权的较量势不可免，但究竟鹿死谁手，尚待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