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秦浪潮的复起和秦王朝的灭亡

一 农民起义军重振军威

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主力军虽暂时受挫，但遍及全国、分散于各地的农民反抗秦王朝统治的火焰并没有熄灭。它们像深夜中点燃在漫山遍野里的堆堆篝火，在黑暗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映红了关东的半壁河山。不久，它们就连成一片，终于以其迅猛之烈焰彻底烧毁了秦王朝的罪恶统治。

项羽、刘邦继续领导起反秦战争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当秦朝的宫廷内李斯和赵高正在围绕着二世进行权力的角逐之时，在反秦起义的队伍中又涌现出两个领袖人物，将分散的义军汇合起来，这两个人就是项羽和刘邦。

二世二年一月，奉陈胜之命率兵攻广陵的召平，听陈胜兵败，秦兵又逼近，就与项梁取得联系，并以陈胜的名义，命项梁为上柱国，令他立即率兵西进，主动出击秦军。项梁和其侄项羽率八千人渡江西向攻秦。从此，这支突起于江东的武装，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力军。

项梁和项羽是楚国贵族之后，项梁之父就是被秦将王翦所杀的楚国名将项燕。项氏世世为楚将，在江东有很大势力，即使在楚亡后，项氏门下还有很多的“宾客及子弟”，而且“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史记·项羽本纪》）。项梁曾杀人，而躲避在吴中，在此地他常常主持办理征发徭役及丧葬等大事，并训练宾客及子弟，准备起事。项羽，名籍，字子羽。秦灭楚时，羽虽仅11岁，却早有夺取江山之志，曾与其叔梁观秦始皇游会稽，羽竟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秦二世时，羽已二十余岁，“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吴中子弟皆已惮籍”。唯少年时，羽学书、学剑均不成，学兵法也“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史记·项羽本纪》）。项氏叔侄对秦之亡楚自不会甘心，他们在江东举事反对秦王朝，若仅以恢复楚国为目的，当然是一种逆历史趋势而动的倒退行为。但在当时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不可抗拒的潮流，使项氏举兵的客观效果已不能仅限于以恢复战国旧秩序的范围，而成为推翻秦王朝统治的农民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梁和羽也认识到这种形势，他们是在陈胜起义之后，在吴中举旗响应的，而且起义之后始终尊陈胜为首领，统一在“张楚”的旗号之下，自居于同陈胜领导下的其他各路将领同等的地位。因此项梁和项羽所率的武装，也是农民起义军的一部分。

另一个起义领袖是刘邦，前文已提到，在陈胜等占领陈县后，刘邦在沛举行起义。这支队伍的上层与项羽所率的队伍构成略有不同：刘邦于公元前256年出生在沛县西丰邑的中阳里，比秦始皇小三岁。起义前刘邦任过秦的亭长，妻儿耕于家，占有一块土地。青年时代的刘邦不事“生产作业”，且“好酒及色”（《史记·高祖本纪》），未必对秦有多少仇恨，甚至对秦始皇既羡慕又崇拜。有一次他在首都咸阳见到秦始皇出巡时的威风，竟情不自禁地喟然叹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汉书·高祖本纪》），这种与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显然不同的口吻，流露出刘邦当时对秦始皇崇拜的心情远胜于打倒他的决心。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刘邦亦不反感，而且声称“读书无益”（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全汉文》卷1所引《古文苑》）。可见，作为秦王朝基层政权的一个亭长，刘邦最初还是这个地主政权的支持者。然而，秦始皇及二世的暴虐统治不久终于将自己的拥护者也驱进了农民起义军的队伍。

早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前，任泗水亭长的刘邦为县押送服苦役的徒去骊山，但这些不甘心受折磨、送死的徒隶在路途中纷纷逃亡。身负押送之责的刘邦“自度比至皆亡之”（《史记·高祖本纪》），到时他也交不了差，要受严惩。所以，他决心干脆把余下的徒全放掉“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史记·高祖本纪》）。他自己也和十余个徒一起逃跑，从此在芒砀之间招集流亡，没有几年已聚众“数十百人矣”（同上）。后来，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传来，他就利用里应外合的方法攻杀沛令，举行起义。可见，刘邦之参加农民起义军，是秦王朝的严刑酷法促成的。

先后投入刘邦所率领的起义队伍而成为领导集团成员的，有陈平、萧何、樊哙、韩信、灌婴、周勃、曹参、周苛等，他们在起义前大部分是小生产者或小官吏（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也有个别贵族参加刘邦集团，如曾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未成功的张良就是其中一个。总之，不论项羽和刘邦两个集团领导成员构成和起义背景有何不同，在秦王朝暴虐统治之下，他们都卷入到反秦的农民起义洪流之中，成为秦末农民起义武装力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陈胜、吴广牺牲后，刘邦、项羽就成为领导这场起义的领袖人物。

在“张楚”旗号下军威复振 项羽和刘邦都是响应陈胜、吴广起义而举兵的。项梁、项羽叔侄在吴中起义后，杀死会稽守，占据县城。项梁自为会稽守，项羽为裨将。当他们接受了召平的任命后，就尊陈胜为首领，统一在“张楚”的旗号下，忠实地执行农民起义军的号令。项梁、项羽率兵渡江之后，首先与陈婴领导的东阳（江苏盱眙东）起义军联系，把这支二万人的队伍合并过来。渡淮以后，又有刑徒英（黥）布和蒲将军率领的起义军前来汇合。至此，在项梁、项羽统率下的队伍，已有六七万人之众。当这支队伍到达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安营扎寨的时候，各地分散的起义队伍都纷纷向这里集中，在“张楚”的旗帜下逐渐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在这股起义洪流中，也出现过逆流和支流。有个别起义军将领不顾大局、不愿接受“张楚”的统一号令，而走分裂起义军的道路，吴广的部下秦嘉就是其中的一个。当他听到陈胜失败消息以后，就自作主张立楚国的景驹为楚王，并在彭城（江苏徐州）以东地区驻扎，以阻挡项梁、项羽军队北上攻秦。这种行动已经发展到对起义背叛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项梁宣布：“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史记·项羽本纪》）出兵进击秦嘉，并于胡陵（山东鱼台东南）将其杀死，使秦嘉所部统一在项梁、梁羽指挥下。

接着，项梁、项羽就率兵由胡陵西进，这时章邯率领的秦军在镇压了陈胜的队伍以后，正回过头来还军至栗县（河南夏邑），阻挡项梁、项羽西进。项梁派朱鸡石和余樊君出击，余樊君战死，朱鸡石败走至胡陵。项梁就率军取薛（山东滕州东南），并诛朱鸡石。与此同时，项羽也攻下襄城（河南襄城），由于秦军顽守，襄城久攻不下，到攻下后，项羽竟将守城士卒“皆阬之”（《史记·项羽本纪》）。战争杀人是不可避免的，但将俘虏全部活埋也是不应该的。这种残忍的做法，充分反映了项羽的性格，也是导致他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时期里，响应陈胜而在沛县起义的刘邦也正率领数千人与秦军苦战。刘邦率沛县起义的二三千子弟据守丰（江苏丰县），秦王朝的泗川监平率兵攻丰，被刘邦击退。后来，刘邦命部将雍齿守丰，自己率主力向外扩展，不料，雍齿以城投周市，周市原为陈胜派往魏地之部将，此时他已立魏咎为魏王，刘邦听到周市叛变的消息十分生气，数次攻丰，均不能取胜，听说项梁在薛，就率百余从骑往见。项梁拨给刘邦五千人，以五大夫（第九级爵）十人统率，加强了刘邦领导下的军事力量，刘邦随即“引兵攻丰”（《史记·高祖本纪》）。

这时，项梁得到陈胜已死的确实消息，便召集诸将在薛商讨今后行动。七十岁的居人范增深谋远虑，劝项梁“立楚之后”，以便号召群众。项梁采纳了这个建议，在民间找到了正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心。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六月，尊为楚怀王（义帝），封陈婴为上柱国，自为武信君。从此，楚怀王孙心成为各地起义军名义上的领袖。推翻秦王朝的战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克服内部危机后的进军 自楚怀王被推为义军的领袖地位后，实际指挥大权完全操在项梁、项羽叔侄手中。不过，在起义军内部还潜藏着严重危机，不一个个地战胜起义军内部的危机，就无法取得推翻秦王朝战争的胜利。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项梁在东阿（山东阳谷东北）把秦将章邯所率的军队打败后，又独自率兵追击，直至濮阳（河南濮阳西南）再次大败秦军。与此同时，由项羽、刘邦率领的另一支军队也攻下城阳（山东菏泽东北）。八月，项羽、刘邦又率兵向西攻雍丘（河南杞县），在此与秦军展开激战。这场激战给秦军以沉重打击：李斯之子、秦王朝的三川郡守李由被刘邦部下的五大夫将曹参率兵击毙。项梁所率的主力军也在定陶（山东定陶北）大破秦军。定陶是战国以来中原的大都会，也是秦王朝的东方重镇（见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9月出版，第110—130页）。项梁取得连续胜利，尤其是占据定陶这个大城市后，志得意满，骄傲起来“有骄色”（《史记·项羽本纪》）。看到这一危险的端倪，其下属将领宋义曾提醒他，但项梁满不在乎。果然，秦军趁项梁轻敌麻痹之际，补充了章邯的部队，在夜间向定陶偷袭。义军毫无防备，被秦军打败，项梁被杀于阵中，定陶又重陷于秦军之手。

项梁之被杀，义军惨败暴露出义军将领的弱点，也使各路义军暂时失去统一领导，形势十分危急。当时，项羽、刘邦正率兵向陈留（河南陈留东北）进攻。听到项梁兵败被杀的消息后，立即改变原作战计划，回师转向东方。集结于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决定在此重新部署各路义军力量，加强统一指挥。经过安排，将各路主力集中于彭城：吕臣在城东，项羽在城西，刘邦在距此不远的砀郡（河南永城东北）。不久，又将楚怀王从盱眙迁至彭城，任吕臣为司徒，吕臣之父吕青为令尹，刘邦为砀郡长。从此，彭城就成为起义军的指挥中心，项羽和刘邦则成为实际指挥与秦军作战的领导人。项梁死后，义军内部作这样的调整，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经过这次调整，克服了项梁死后出现的危机，各路兵马重整旗鼓，统一在以彭城为中心的大本营的号令之下，继续向秦王朝军队进攻。

秦军将领章邯在定陶取胜后，以为南方的义军主力已被消灭“楚地兵不足忧”（《史记·项羽本纪》），已不把项羽、刘邦等率的武装放在眼里，而匆忙领兵向河北扑去。

河北的赵国原是陈胜派出的武臣在张耳、陈余煽动下建立的。武臣称王后不久，又在内部斗争中被杀，这时的赵王是战国时代赵国国王的后代赵歇。当陈胜派兵西征时，赵王不遵令配合“张楚”义军打击秦军，而袖手旁观。这时秦军终于掉转头来“加兵于赵”了。先是秦将王离所率的秦军与赵王歇、张耳、陈余的队伍苦战于巨鹿（河北平乡西南）。章邯率北上之秦军先至赵的国都大肆烧杀，铲平城墙，迁空城内人民。接着移兵巨鹿城南的棘原支援王离军，秦军兵力顿时增强。赵王主力被逼进巨鹿城内，只有陈余率兵在城北。秦将王离、涉间率兵将城围住，章邯筑甬道在城南运粮。赵的形势非常危急，乃派使者到楚求援。当时的形势是：如秦军灭赵，则反动的力量将会加强，对南方的义军也会增加压力；若义军北上救赵，可将秦军主力吸引在河北，同时可趁关中地区空虚，直捣秦王朝统治的心腹地区。义军领导集团分析了上述形势，当即决定：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主力军北上救赵，同时又派刘邦率另一支军队西进，直捣关中。起义军和秦王朝的统治者开始了决定性的战役。

巨鹿大战 原来楚怀王任命为上将军（号卿子冠军）的宋义是个不顾大局的人，他率领援巨鹿的部队行至安阳（山东曹县）即停留下来，一直拖延四十六日还不前进。当时聚集在河北的秦军不下三十万之众，而巨鹿之北的陈余也筑壁自守，不敢进援。巨鹿城内的赵军在王离等率领的秦军包围下，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但宋义却迟迟不进，当项羽建议趁秦军围赵于巨鹿之机，与赵内外夹击向秦进攻的时候，宋义竟说什么：先让秦、赵互斗，若秦“战胜则兵罢（疲），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以图坐享渔人之利。宋义还下令对军中勇猛杀敌的士卒“皆斩之”，而他自己则在军中饮酒高会。当时岁饥民贫，军中也已无粮，士卒只能食菜和豆，又值天寒大雨，广大士卒饥寒交迫。项羽非常愤慨，指出：宋义不与赵戮力而攻秦，还借口“承其敝”迁延观望，坐失时机，又不恤士卒，“非社稷之臣”。在盛怒之下，项羽将宋义杀掉，并向怀王报告。怀王即封项羽为上将军，并将英布和蒲将军所部划归项羽指挥。于是，项羽派英布和蒲将军领二万士兵渡漳水救巨鹿，但不能取胜。之后，项羽亲率全部兵马从安阳北上进攻秦军，这支起义军斗志高昂，渡河后，为表示与秦军决一死战，有进无退，全部沉没了渡船，打碎了釜、甑，烧掉军营，每人只携三天粮食，“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表现出农民起义军义无反顾的决心和英雄气概，这种“破釜沉舟”的壮举，是中国人民敢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象征，它从此彪炳于史册，永远放射着夺目的光彩。

项羽率军渡河后，首先将秦将王离的军队包围，同秦军九次大战，项羽切断敌军甬道，断绝秦军粮饷，结果大破秦军，秦军大将苏角被杀，王离被俘，涉间自杀。当时被调来救巨鹿之围的各路六国贵族军并不少，但他们都不敢同秦军作战，只有项羽率的一支义军冲锋陷阵，各路贵族军则只能筑垒自保，“从壁上观”。项羽所率的义军“无不以一当十”，英勇顽强，因此巨鹿大战后，项羽成了各路诸侯军的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从此，项羽被公认为反秦军的领袖。

秦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蒲将军又乘胜于漳水南岸大破秦军，项羽破秦军于汙（漳水支流）。秦军连连失利，内部矛盾又进一步激化，二世派人责备秦军将领章邯。章邯派人向朝廷请示，而专权的赵高却故意不见。在这种情况下，章邯损兵折将十几万人，又无力挽回局面，走投无路，在二世三年（前207年）七月，只好率余众二十万人向项羽投降。

巨鹿之战歼灭了秦王朝反动军队的主力，从此，咸阳的小朝廷已成为瓮中之鳖，秦军的武力已基本瓦解。因此，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二 秦末农民战争的最后胜利

秦王朝的灭亡 与项羽军北进同时，刘邦率一部分义军向西进攻，一路上收陈胜、项梁的散卒，军至昌邑（山东金乡），同另一支起义军彭越部会合，至栗（江苏沛县境内），又将楚怀王故将刚侯柴武的部队收编。在此期间，刘邦的义军与秦军战斗不能取胜，攻昌邑也不克，于是向西过高阳（河北高阳东）。高阳监门（守城门的小吏）郦食其（音力异基）向刘邦献策：首先攻陈留，因那里有秦军粮仓。刘邦接受郦食其的建议，果然袭取陈留，得到秦积粟。于是封郦食其为广野君。刘邦又率军与秦将杨熊大战，在曲遇（河南中牟东）大破杨熊军。义军长驱西进，在南阳郡大破南阳守，败保守宛城（河南南阳），刘邦欲绕过宛向西入关，张良劝他先攻下宛以解后顾之忧。于是刘邦将宛包围准备强攻，后来接受陈恢意见：与守宛秦军“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即同秦军守将谈判，秦军立即向刘邦义军投降，而义军封原来守将继续守宛，结果谈判成功，封宛守为殷侯，陈恢为千户。自从宛城一地和平解决后，刘邦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各地纷纷效仿宛守，向刘邦投降，义军长驱直入向武关进击。

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秦王朝统治阶层内部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在此之前，赵高就杀死丞相李斯，独揽朝政。昏庸的胡亥，只知“肆意极欲”，“作宫室以章德意”，大权早已旁落入赵高一人手中。赵高为进一步篡权，欲试探一下朝廷文武官员，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八月己亥，赵高将一头鹿献给二世，竟当众硬说这是一匹马，二世胡亥笑道：丞相错了，明明是鹿为何说是马？当场问大臣，有的说是鹿，有的不吭声，有的还阿顺赵高也跟着说是“马”。事后，赵高将当时说是鹿的人都加以迫害、打击，结果，“群臣皆畏高”。这“指鹿为马”的故事，反映了赵高的权势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当刘邦率兵至武关时，关东大部分地区已落入农民起义军手，许多地方的秦朝官吏纷纷投降义军，不少六国旧贵族也叛秦而自立。秦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赵高恐二世对他责难，于是就先下手，同其婿咸阳令阎乐和其弟郎中令赵成密谋，杀掉二世胡亥，将秦政混乱的责任推到胡亥一人身上。当阎乐携兵器闯入望夷宫时，对二世说：“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并叫其自杀，二世要求“愿得一郡为王”，不准；又要求“愿为万户侯”，仍不准；又进一步要求“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仍不准。最后逼得二世终于自杀。

赵高杀死二世后，即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同时，暗中派人与刘邦联系，与义军讲和，愿在关中自立为王。据当时的形势，秦朝灭亡在即，刘邦当然拒绝讲和，率军攻入武关（陕西丹凤附近），进至峣关（陕西蓝田东南）。刘邦欲以二万人攻秦守军，张良献计：一方面设疑兵，大张旗鼓威胁秦军；另一方面对守关秦将诱以重宝，引其叛降，然后趁其不备向秦进攻。刘邦按照这个计划执行，果然大破秦军，“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败”（《史记·留侯世家》），蓝田一仗，打得秦军落花流水，一败涂地，秦王朝灭亡已成定局。

在这样情况下，秦王子婴将赵高刺杀，当刘邦军队破武关至霸上（陕西西安市东南）逼近咸阳时，刚刚当了46天秦王的子婴“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史记·秦始皇本纪》），向起义的农民军投降。这正是公元前206年（汉刘邦元年）冬。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王朝，只存在了15年，就被伟大的农民战争所推翻了。

秦朝速亡的原因和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 秦王朝自公元前221年建立以后，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就被农民起义所推翻，这一严酷的现实，一直吸引着古今中外的史学家、政治家不断地探讨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多少年来人们从不同角度提出种种解释。但是，笔者认为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秦王朝政权掌握在以秦始皇为首的军功地主手里，其实行的统治特别残暴。如前所述：秦代地主阶级中，实际掌权的只是极小一部分秦国的军功地主，不仅广大劳动人民，就是六国的豪族地主和普通地主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就产生以下三个后果：（一）秦王朝政权的阶级基础非常狭窄，它将愈来愈多的人推向与自己敌对的地位。所谓“奸人并起，万民离叛”（《汉书·贾谊传》）正反映秦代统治者的孤立状况。（二）统治特别残酷。《汉书·刑法志》载：“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从商鞅变法以后，秦即奖励军功，由长期战争中培养起的军功地主，只懂得暴力，不知其他。因此，在取得统一政权以后，依旧“负力怙威”（《汉书·地理志》），对天下人民进行无限度地剥削，压榨。这种剥削压榨已经超过人民和社会可以负担的限度，“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结果“秦皇帝崩，天下大叛”（《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三）未能彻底铲除割据的痕迹。秦王朝统一后，采取各种措施巩固统一，这是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但秦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尚保留着极强烈的、狭隘的地域观念，在一些方面表现出割据的痕迹尚不能完全铲除干净。如秦的统治者对秦国故地关中，和原关东各国地区的人民表现出亲、疏不同的态度，关东各国故地吏卒被征发到关中服徭役的，常常被当地的卒吏欺凌、侮辱，“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史记·项羽本纪》）。这在客观上加深了关东地区同关中地区人民之间的矛盾，削弱了秦王朝统治的基础。由于军功地主统治所造成的上述恶果，使刚刚实现统一的秦王朝，又立刻将自己置于灭亡的境地。如果不把秦王朝推翻，诞生不久的封建社会就无法成长起来，初步实现的统一也不能巩固，社会经济更无从发展。出路何在呢？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解除了由秦代军功地主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为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一场起义，像火山一样在秦王朝统治阶级脚下爆发，首先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沉重得无法忍受的负担，挣脱了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从而调整了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得到调整，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继续发展。其次，推翻秦王朝的主力军，从士卒到将领，多来自关东地区。秦王朝的灭亡，也意味着关中、关东地区间不平等关系的结束。西汉建立后，以刘邦为首的关东地主集团进入关中，对全国进行统治。这对于进一步消除战国以来遗留下的割据痕迹，巩固封建的统一，具有重要的作用。秦末农民战争是推动当时历史发展的动力。

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广大起义群众所表现的勇敢、智慧和创造精神，证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尽管秦王朝建立之时尚处于封建社会初期，地主阶级还有着极大的生命力，但当农民起义狂飙起来以后，不可一世的地主阶级统治就被迅速击溃。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小撮统治者，而是人民，是为争生存而奋起拼命的人民。秦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给那些蔑视群众力量的统治者们当头一棒。秦以后的许多地主阶级政治家，心有余悸地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都不得不重视“民”的作用。从汉代的贾谊大声疾呼，要讲究“牧民之道”（《过秦论》），到唐代的李世民说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时，秦朝覆亡的可怕景象定在他们的脑际中萦回。这就促使他们从自身利益考虑，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缓和的政策。这对于改善农民的境况，促进生产力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秦末农民大起义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被压迫人民的解放道路。秦王朝被推翻的事实，鼓舞着以后无数次农民起义领袖和群众的必胜信心。从而使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此伏彼起，绵延不断，推动着社会前进。

秦末农民大起义表明了：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虽然可以推翻旧王朝，但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他们不可能提出超越封建社会的纲领、目标，因而也不可能建立起与地主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继农民起义胜利而出现的，仍然是一个封建地主政权。所以，农民战争实际上起到改朝换代工具的作用。

总之，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像一颗流星划破黑暗的长空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后，就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