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方和西南地区的统一

秦灭六国后，在南方广大区域还居住着部落众多的“越”人，统称为“百越”；西南方主要居住的是“夷”人，统称为“西南夷”。

一 “百越”的统一

“百越”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古老的成员，他们的历史乃是中国历史的重要部分。

“百越”的名称和位置“百越”的名称正式见于史籍，是在战国时期。但早在战国以前，我国史籍中就记载了他们的活动，说明在三千多年前“百越”就同中原地区有联系。秦统一之前，“百越”民族的分布及各支的分类，在中外学者中是有不同看法的。其实，“百越”中的各支，同其他民族一样，“固然是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但也是在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费孝通《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大体说来有如下几支：

于越，散布在今浙江境内，基本上以绍兴为中心。起先，他们“披草莱而邑”（《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春秋时建立越国，并曾称霸于长江下游。公元前306年楚国灭越。于越人所居地区就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灭楚后这部分越人居留地区自然成为秦王朝版图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于越人，早在越被楚亡后，向南迁徙，有的至今日福建、台湾，“流落海上或迁于澎湖”（台湾连雅堂编著《台湾通史》），有的来到海南岛（见屈大均《广东新语》），有的则进入今日之越南境内（见陶维英《越南古代史》）。这些南迁的于越成了南越、闽越和西瓯的一部分。

东越，也称瓯越。居于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大致以温州一带为中心。

闽越的势力范围，在今福建省，以福州为中心。

南越在岭南地区，包括今广东、广西，以及越南等地。

西瓯，居今广西地区。

雒越，“在今日越南的北部”（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第71页），或说其就是南越中的一部分。

除上述大支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名称各异的越人，他们生息、繁衍在今四川、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台湾和越南等广大地区。

越人社会概况“百越”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以其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文化特征和标志，长久地放射着光辉的异彩”（曾骐《“百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载《百越民族史论集》）。其中各支的社会发展程度，因情况不同而各异，但多数地区，在秦统一前已由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阶段。其首领一般称“君长”（《越绝书》）、“君”（《淮南子·人间训》），土地已由氏族公有开始向私有转化，“民垦其田，田名为雒田”（《交州外域记》）。“雒”是姓氏，《南越志》中有“雄民”“雄侯”“雄王”“雄将”之称，反映了越人中已出现等级制（一说“雄”为“雒”之误）。考古资料也说明，秦统一前越人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如广西艮山岭战国末年的西瓯墓葬，诸墓坑大小不一，随葬品亦多寡不一。没有腰坑的（这是商周时期中原地区普遍葬式）占百分之七十九（蒋廷瑜《从艮山岭战国墓葬看西瓯》，载《考古》1980年第2期）。可见，越人居住的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

由于进入阶级社会不久，原始社会的残余还长期在越人中保留着，如到东汉、三国时，在未融入中原民族的越人中，仍然“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后汉书·循吏传》），“交阯糜泠、九真都庞二县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三国志·薛综传》）。这种风俗大概在秦统一前普遍流行于越人中间。

越人有其不同于中原华夏族独特的文化。据专家总结，其文化有七大特点：断发文身、契臂、食异物、巢居、语言不同、使舟、水战和使用铜器（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参照文献和考古资料考察，上述概括基本不差。其中“断发文身”和使用铜器为最显著的特征。注4尤其是“铸铜为大鼓”（杜佑《通典》）为越人独有，考古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记载是可靠的。此外，在服饰和其他生活习惯方面也有许多地方与中原民族不一样，表现了越人独特的方式。如衣服“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贯头”（《汉书·地理志》），东方的越人盛行七八岁以后举行拔牙仪式（见《古代越人的拔牙习俗》，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以及“悬棺葬”等（《从武夷山悬棺葬探讨越族文化》，载《百越民族史论集》）。这一切均表明，越人与中原的华夏人有着不同的文化特点。

注4关于越人断发文身的记载，见《墨子·公输篇》：“越王勾践，断发文身。”《淮南子·齐俗训》：“越王勾践，断发文身，无皮弁拙笏之服，拘环拒折之容。”《史记·赵世家》：“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庄子·逍遥游》：“越人断发文身”。《后汉书·西南夷传》：“种人皆刻画其身，象尤文，衣皆著尾。”断发文身的目的，最初是由于南方多水，人们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避蛟龙加害”。（《汉书·地理志》）这种解释是合理的。以往人们认为“断发”就无所谓发式，这实是误解。至少在秦汉时期，越人的断发已有两种发式，一曰“椎髻”（《吴越春秋》）、“结”（《史记·陆贾列传》）；二曰“被发”（《淮南子·原道训》）。1956年在广州动物园麻鹰岗西汉墓出土女铜俑头上就有“锤形髻”（广州市文管处《广州汉墓》），1963年在广东清远县马头岗出土的一件人首铜柱上就有高起的髻，这就是所谓“椎髻”（《考古》1963年第2期）。又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铜鼓，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的Ⅰ式铜鼓的人物图像，均有“被发”的形象（见《文物》1978年第9期，及《广西出土文物》图76至78）。

但同时，在秦统一中国很久以前，越文化同中原文化就有交流。据记载，周代越裳国就“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郑樵《通志》卷198）。当时，还有骆越人（在今广西南部）向周王朝献“大竹”，仓梧部落（在今广西东部）给周成王献“翡翠”（《逸周书·成周之会》），以后的往来更是史不绝书。中原的文化也在很早以前就传播至越人居住的地区，从考古资料可知，在广西平乐及其附近，发掘出印有越族特点的几何印纹陶器出土的同时，也有商周王朝的铜器出土，广西兴安就出土过商代铜器，恭城也发现过春秋战国之际的有青铜器的墓葬等（见余天炽《南越国小史》）。这都证明：中原文化与越文化的交流有悠久的历史，而这种交流对双方的文化和社会进步，都是极其有益的。

秦王朝开始统一“百越”公元前222年，秦灭楚后，就以灭楚的军队“因南征百越之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开始了统一“百越”的历史性进军。不过，由于当时中原地区战事尚未最后结束，所以进军的速度相当缓慢，到秦王朝建立后二年，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才正式拉开了战幕。

秦始皇二十八年冬，尉屠睢率领早已结集于边境的五十万秦军中的十余万人，分东西两路，向“百越”地区大举进攻。

秦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闽越。由东路军主攻。这路部队又分为两路：一路驻余干（今江西余干、平乐一带），此地北通鄱江，南连龙窟河，为闽越人由东北出江淮之要道；另一路聚集于南野（今江西南康西南），此地据赣江上游，是闽越人出入南岭口的必经之路。这样，面对着秦的会稽郡的闽越，又处于两路大军夹击之下，形势非常不利。再加上闽越“僻处海隅，褊浅迫隘，用以争雄天下，则甲兵糗粮不足供也；用以固守一隅，则山川间阻，不足恃也”（《读史方舆纪要》卷95《福建叙》）。所以，在秦军凌厉的攻击下，闽越立即被占领。就在当年，秦王朝在此地置闽中郡。东瓯也归入秦的版图。

攻下闽越后，东路秦军取道揭扬岭与攻取番禺的西路军会合，向南越进攻。

“三年不解甲弛弩”秦的西路军向居于岭南的南越进攻。这一路也分两队，“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淮南子·人间训》），即在“镡城之岭”（湖南靖州西南）和“九嶷之塞”（湖南宁远县南）分别集结、扼守。因为这里是由湖南进入广东和广西，即南越和西瓯的通路。约与进攻闽越东路的同时，扼守九嶷之塞的秦军也向南越进击。他们取道湟溪，突入南越西北部，随后又顺北江而下，攻占了番禺（今广州附近）。这时，攻闽越取胜后的东路军也前来会合。于是，秦军从东、北两面形成对西瓯、雒越的包围形势。

至此，秦军的进攻还是颇为顺利的，一举解决了闽越和东瓯的问题，又迅速占领南越的中心——番禺。剩下的就是攻取南越全部地区和解决西瓯、雒越的问题了。

秦军开始还能取得一些胜利，“杀西呕君译吁宋”（《淮南子·人间训》）。但不久就碰到空前的困难。首先是岭南地区河道纵横，给秦军行军和运输造成极大障碍；其次是越人的英勇反抗，使秦军遇到重大损失。“粤人之俗好相攻击”（《汉书·高帝纪》），喜“剽杀人”（《汉书·地理志》）。越人开始由于毫无准备，所以一触即溃。但当惊魂稍定之后，他们就利用自己的优势同秦军进行顽强的较量了。他们采取的战术是“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淮南子·人间训》），又利用岭南山高、谷深、苔滑、水多的地势，发挥自己善于爬山涉水的特长，使北方来的秦军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乏绝”，“（秦）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汉书·严安传》）。他们“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淮南子·人间训》）。秦兵被打得大败，“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按：‘十’或为衍文）”（《淮南子·人间训》）。秦军既不能取胜，又“进而不得退”（《史记·主父偃传》），处于越人的包围之中。这种紧张艰苦的时期，延续了三年之久，“三年不解甲弛弩”（《淮南子·人间训》），正是此时秦军将士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灵渠的开凿 为解决进攻南越秦军的供应问题，秦始皇派史禄负责，在今广西的兴安县境内凿一条连接湘水和漓水的运河，以“通粮道”（《淮南子·人间训》），这就是著名的灵渠。灵渠选择湘水和漓水最近的地方开凿，全长三十公里，沟通了江南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开渠的军民表现出高度的智慧，他们巧妙地使渠道迂回行进，降低渠道坡度，以平缓水势，便于行船。渠道和堤坝的工程均充分利用了我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的最新成果，并有多方面的创造。其规划布局，和蜀地的都江堰十分相似：有分湘江入漓水的铧嘴；有防洪设备——大、小天平，以宣泄水量，工程十分复杂。灵渠的修成，对沟通古代交通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直到明、清时代，灵渠还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修复陡河碑》），它在世界航运工程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

灵渠的修成时间，约在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为秦军取得统一南越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秦尉任嚣、赵陀、屠睢等“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史记·主父偃列传》）。粮食、给养通过水道源源不断地运来，保障了秦军作战的需用。到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末，秦军终于将包括西瓯及雒越在内的“百越”之地全部占领，取得伐“百越”的最后胜利。

徙民、建郡和设关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但人烟稀少。秦王朝统一南越后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向这里移民。就在战事取得最后胜利的这一年，秦始皇便征纳内地“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史记·秦始皇本纪》）。“陆梁”即指今日广东、广西地区。同年，秦政府在这里正式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南海在今广东境内，郡治在番禺（广州附近）；桂林在今广西境内，郡治在桂平西南；象郡则包括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越南的中部。这时，秦的南部版图达于“北向户”，从此这里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都统一于秦王朝的郡县组织之下，而成为秦封建政府属下的一个区域。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政府又将五十万罪犯谪戍到这里开垦土地，与越人杂处。这对岭南的开发无疑是有好处的。

在进军岭南的过程中，和取得胜利之后，秦政府又在这里修筑了不少城、关。其中至今可考者：在今广西境内之大融江、小融江间有秦城，城北三十里处有“严关”（《读史方舆纪要》卷106）；在今大庾岭上有“横浦关”（《史记·南越尉陀列传》），“横浦关”又称“梅关”（《寰宇通志》卷103）、“台关”（《南越笔记》卷2）或“红梅关”“岭南第一关”（《读史方舆纪要》）；在今广东英德西南有“洭口关”（又称“横浦关”）；在今广东省阳山县东北有“阳山关”；在今广东阳山县西北四十里之茂溪口有“湟溪关”。横浦、阳山、湟溪均建于连江上，地势险要，名曰“三关”。这些城、关同水、陆路的修建相配合，将内地同岭南进一步联系起来，是统一“百越”的重要措施。

“新道”的修建 在岭南设郡的次年，即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王朝又在这里修筑道路，“筑南越地”（《读史方舆纪要》卷100《广东》）。这些道路被称为“新道”（《史记·南越尉陀列传》）。历来“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通典》卷184《刑郡》十四）。“新道”修建的目的，是要打通南岭山脉的阻隔，将岭南的道路同始皇所修的驰道联系起来，从而使秦王朝统治中心——咸阳与南部边疆的联系畅通无阻。

秦所修的新道主要有四条：

第一条自今湖南郴州逾岭入广东连州。据《淮南子·人间训》所记，在聚集于南方的秦军中，有一路“守九嶷之塞”。“九嶷”即在郴州至连州之间，为进入岭南之要冲，从郴州九嶷山界内流出的洭水（即湟水）东南经连州而会于北江（《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东》）、在这条路上有秦设的“三关”。后来，秦末赵陀割据时，曾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急绝道，聚兵自守”（《汉书·西南夷两粤传》），证明这条路是相当重要的。《岭南丛述》确定这条就是秦的“新道”，“粤东要害，首在西北，故秦所置三关，皆在连州之境，而赵陀分兵绝秦，新道亦在焉”。这条“新道”应是早在秦军进攻南越时就有，后来又在原道上加以修建而成的。

第二条自今之江西之南逾大庾岭，入广东南雄，这也应是在原有旧道基础上开拓出来的。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在江西集聚的两军，一军在赣水南的“南野之界”，一军在赣水下游的“余干之水”。从这里出发向南越进攻应有一条道。而横浦关就是这条道上的重要关口。《史记·东越列传》索隐云：“豫章三十里有梅岭，在洪崖山足，当古驿道。”《读史方舆纪要》卷88《江西》条又注：横浦关“秦汉间遗址”。秦修“新道”必然包括这条从江西南逾大庾岭入南雄的重要孔道。

第三条自湖南之道州入广西之贺县。这里也原有一条路，统一南越后又加以拓修，成为自湖南越桂岭进入广西的重要道路。秦末时，赵陀就在桂岭设防，其“拒防遗址至今犹传之”（《广西全省地舆图说·富川县》）。后来，汉高祖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就是“从桂岭取道”（《南越笔记》卷2）的。

第四条自湖南之全州入广西之静江。这是由灵渠开凿而始通的，据周去非《岭外代答》：“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有遗堞存焉，名曰秦城……北三十里有险曰严关，鸟道微通，此秦城之遗迹也。”很明显这是秦所修的一条“新道”。

从以上四条“新道”的修建，可以看出以下共同特点：（1）多是在原有道路上拓建；（2）利用岭南河道纵横的地形，将水道与陆道相连，与北方所修的陆路“驰道”不同。上述四条“新道”应是最主要的干线，实际若包括其他新修之路，远不止四条。这些大小水、陆道路，将岭南越人聚居地区与中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从咸阳出发，沿驰道东出武关，顺汉水下长江，即可分别溯湘水或赣水而至五岭，逾岭后，沿湘水南下可达漓水或贺县，出赣水或西取江东，或沿北江南下可抵番禺。

秦王朝统一南方的历史任务，至此告一段落。

二 加强对“西南夷”的统治

在我国的西南地区，今四川、云南、贵州一带，除“百越”外，还居住着几十个少数民族，在秦代，他们统称为“西南夷”。这些民族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秦统一前的“西南夷”古代的“西南夷”包括数十种民族。他们散布在西南广大地区。这些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可以追溯至遥远的时代。考古工作者在云南丽江发现的更新世晚期的人类头骨化石，经研究确定其与中原同时期人种一样，均属蒙古人种。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物和遗址中，也可以看出中原地区对这里的影响。殷周以后，西南地区同中原的联系更加紧密，如1957年在四川新繁水观音出土的铜兵器和殷商的兵器相同，明显地看出殷王朝对这里的影响。事实证明，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与中原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中原地区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的西南地区文化，是我国古代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秦惠文王九年（前316年）秦国就将西南地区的巴、蜀两个小国消灭，并在这里设郡。至秦王朝建立前夕，秦的统治势力已达到今云南北部和西北部以及贵州境内。其中民族分布和生活情况大致是：

在今贵州境内以夜郎为最大，主要居住于今贵州遵义、桐梓一带。在今云南地区，当时的几十个部落中，以居于昆明一带的滇国最大。自滇以北，到今四川凉山一带以邛都（在西昌附近）最大、再向西有嶲、昆明（在今云南大理一带）等部落。嶲的东北还有很多部落，其中以徙（在四川天全一带）、笮都（四川汉源一带）、冉駹（四川茂县、汶川一带）最大。这些民族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有的过着游牧生活，有的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不少民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较大的部落则进入了阶级社会。总的说，均处于较中原为迟的社会阶段。

秦统一后的“西南夷”秦统一中国后，加强了对“西南夷”的统治，因而也加强了西南地区同中原的联系。

在统一前，蜀守李冰曾用火烧的办法在僰道（今四川境内）凿路。秦王朝建立后，派常頞在原来僰道的基础上，修了一条较中原驰道窄得多的路，因名“五尺道”，据考证“五尺道”约从今宜宾直通云南曲靖附近，使西南边境人民可由此道入川，再由四川进入关中。这对于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和巩固秦王朝在当地的统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秦王朝还在这里“颇置吏焉”（《史记·西南夷列传》），任命官吏进行统治。据《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司马相如向武帝献策时曾说：“邛、笮、冉、駹者近蜀，道易通，异时尝通为郡县矣，至汉兴而罢。”颜师古注云：“异时犹言往时。”这证明该地在秦时已置郡县。虽不知其具体名称，但郡县制已在这里实施是可以肯定的。这标志着“西南夷”地区在秦统一后已正式归入全国统一的行政系统，使秦王朝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