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春秋”名称的由来和《春秋史》的起讫年代
《春秋》本是记述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间鲁国历史的一部编年史著。据史载，“春秋”是周代列国国史的通称。《国语·晋语七》：“羊舌肸习于春秋。”韦昭注：“春秋，纪人事之善恶而目以天时，谓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时孔子未作春秋。”《国语·楚语上》：“教之春秋。”韦注：“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楚语上》：“唯是春秋所以从先君者，请为‘灵’若‘厉’。”韦注：“言春秋禘、祫，当以立谥，序昭穆，从先君于庙堂也。”《国语》所记说明晋、楚等国按“周史之法”都有本国的国史《春秋》。《墨子·明鬼》也说：“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记述《墨子》佚文称：“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当时各国的国史均名《春秋》。但到汉代其他各国的《春秋》已失传，仅存鲁的国史《春秋》。
《春秋》至汉代列入“五经”，被儒家奉为经典。历代学者对其进行的注释考证繁多，仅《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所载有关著作就有115部，加上存目118部，共233部，此外在史部中专谈春秋历史的还有多部，实际上《春秋》成为中国古代一个研究门类，形成了所谓的“春秋学”。
为《春秋》作传的据《汉书·艺文志》载原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夹氏传》五家，后《邹氏传》、《夹氏传》失传，仅存《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公羊》、《穀梁》两传起讫年代都依《春秋》，独《左传》将文延长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后又续到鲁悼公四年（前463年），还预言智伯被灭应是公元前453年之事。
正因为《春秋》经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它又是记述某阶段历史的最早著作，后人就把这一时代称为“春秋时代”。叙述春秋史的起讫年限，有的依据《春秋》，从公元前722年叙述到前481年，如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有的按照《左传》，由公元前722年叙述至前473年越灭吴，如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有的一直叙述到公元前453年晋智氏之亡，如马骕的《左传事纬》。
到了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在北大、燕大主讲《春秋史》课，1936-1937年由他定稿、童书业助编的《春秋史讲义》（未公开出版，仅有油印本），以现代史学方法论述，从“三代”开始叙至战国结束，其中春秋时代的起讫时间依《左传》，由公元前722年至越灭吴，顺带也谈到三家灭智氏。40年代童书业的《春秋史》与此同。吕思勉《先秦史》中的春秋时代是公元前770年至前481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则说：“春秋自鲁隐公元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春秋史的起讫时间，仍各持看法，并不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范文澜修订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将春秋这段历史以两种年代标明，即东周是公元前770年至前403年，春秋是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之后，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将春秋时代定为公元前770年始，以《史记·六国年表》所载周元王元年即前475年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分界线。从此“春秋史”的时间就定位在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
70年代末以来史学界对这一年代定位的下限提出了异议，如金景芳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下）》提出以公元前453年作为春秋、战国的界线。，很多学者同意这一看法。我们也认为这种划分比较合理，因为以公元前475年作为分界线，仅依《史记·六国年表》，完全按照帝王纪年起始来定，没有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转折的标志，这是不科学的。而公元前453年韩、赵、魏灭智氏，实际上已三家分晋，战国七雄并列的局面大体已形成，这符合现代史学的分期原则。同时，三家灭智氏正是《左传》最后提到的内容，这也与中国古史的记载相吻合。所以，我们同意将公元前770年至前453年作为春秋时代的起讫年代。
二、春秋史的主要文献资料
（一）《左传》
春秋史最早的史料应是《春秋》（关于《春秋》一书将在第七章中详述），由于该书文字过于简略，以后陆续出现《春秋》的注释本。最早的本子是《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于第一，名为《春秋古经》十二篇，据王先谦《汉书补注》称：“钱大昕曰谓左氏经也，刘歆传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多古字、古言。”说明汉代《左氏春秋》是以先秦文字写成的本子。
关于《左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说法较多。西汉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这一说法一直保持到唐代。中唐以后学者提出疑问，如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说：“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将左丘明生存年代提到孔子之前，也就否定了左丘明曾作《左传》之说。宋、元时有学者主张为战国时成书。清初顾炎武指出《左传》非一时一人之作品。清后期至近代刘逢禄、康有为等认为《左传》是西汉刘歆伪作。如今学者一般认为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该书写成于战国中期以前。《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有说《左传》是解释《春秋》的；又有说它为独立之作；也有折衷上述两种意见，以《左传》为记事之书而又有解经的性质。
《左传》记事详备，为研究春秋史的最重要的典籍。汉桓谭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一四）仅以《春秋》隐公十一年记“公薨”为例，事情真相见于《左传》，隐公被桓公和公子翚所杀，而《公羊》、《穀梁》二传仅解作“弑兄”、“弑君”，于事件原委不著一字。《左传》中又多有先秦其他现存史籍所无之记载，故其史料极具价值。该书还记述古人、时人对于史事的评论之语。评语有具名的，如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条，文末记仲尼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评语不具名的则泛称“君子谓”，如僖公二十八年记城濮之战后诸侯结盟事，称：“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这种评语开史书中加赞语之先河。
《左传》一书从整体而言，比较翔实可信。但记述春秋前期的内容较为简略，也不详书典章制度，所记传说内容前后不一，讲“怪、力、乱、神”的地方颇多，并好作预言，这些均是《左传》的缺陷所在。
有关《左传》的注本很多。东汉贾逵、服虔等曾作过注文，但均佚。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集解》是留存的最早注本，唐代初年孔颖达据以作《春秋左传正义》，这两种注本宋以后被列入《十三经注疏》。清代顾炎武作《左传杜解补正》，惠栋作《左传补注》，沈钦韩作《春秋地名补注》等，其中尤以刘文淇等所作《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未完稿，止于襄公四年）广集了汉人旧注，又补旧注之不足。今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初版）为合注本，该书用力甚勤，多有创见，尤将考古资料和文献相结合作注，甚有价值。
（二）《国语》
《国语》共21卷（或作21篇）。作者在唐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左丘明。西汉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东汉班固沿循此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所以自古认为《国语》和《左传》是左丘明所作的姐妹篇。两者的关系是《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因“其文不止于经，故号曰《外传》”（韦昭：《国语集解·序》）。但从唐宋开始对此提出质疑，至今尚无统一的说法。从《国语》的内容来看，它属于资料汇编的性质，不主记事而主记言，所记八国之语文风不同，应非一人所作。《国语》所记不是各国都有专篇，所记各国的人物与史事皆具侧面，如《齐语》主要写管仲辅桓公称霸的政绩；《晋语》突出记载晋公子重耳的事迹；《吴语》则围绕夫差与句践争霸来展开情节。如此看来，是后人在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基础上加工而成的。由于《国语》所记某一史事较《左传》具体，可补《左传》之不足，因此其史料价值很高，是研究春秋史的主要文献资料之一。
历代注释《国语》者很多，三国吴韦昭的《国语集解》是目前所见的最早注本，该书保存了东汉及三国时期许多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有助于读者理解原书。清代对该书的校释成绩斐然，其中著名的有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国语三君注缉存》、《国语发正》、《国语明道本考异》（合称《国语校注本三种》）等。近代有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和许元浩《国语集解》两种，后者大致集中了清代学者整理《国语》的成果，其观点精审而详备。目前通用的《四部备要》标点本《国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
（三）《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
《公羊传》，据《汉书·艺文志》说是齐人公羊高所作，关于该书的作者历来争论不已，有的学者认为是由战国至西汉初的公羊氏子孙及沈子一批儒生陆续写作，至汉景帝初年才最后成书。
《穀梁传》，据《汉书·艺文志》说是鲁人穀梁喜所作，究竟何人何时所作众说纷纭，至今莫衷一是，一般认为该书写成于汉景帝之后。
《穀梁传》和《公羊传》是注释《春秋》的，汉代两传为单行本，至晋、唐时与《春秋》合一，成《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此二书往往以问答形式讲解《春秋》，主要以儒家的思想为标准来发挥《春秋》经的微言大义，有许多地方解释时牵强附会，还宣扬迷信的灾异思想，难以作为春秋时代的主要信史依据。但是不能否定尚有不少地方仍可作为春秋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来使用，如《公羊传》和《穀梁传》宣公十五年对“初税亩”的注释，对了解鲁国初税亩的史事有重要价值。
《春秋公羊传》由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穀梁传》由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通行本以中华书局影印的《十三经注疏》为佳。
（四）《史记》
《史记》为汉代司马迁著。该书所写的春秋史部分主要有《周本纪》、《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吴世家》、《齐世家》、《鲁世家》、《晋世家》、《楚世家》、《宋世家》、《卫世家》、《蔡世家》、《陈杞世家》、《越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田世家》、《孔子世家》、《封禅书》、《管晏列传》、《老子列传》、《孙子列传》、《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刺客列传》、《循吏列传》、《货殖列传》等。由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任太史令，能广阅汉代当时保存在宫廷中的众多图书档案资料，仅《史记》各篇所引的古书就有30余种之多。司马迁一生到各地游历考察，了解采集了许多文献中不载的材料。所以，史记有关春秋时代的记载较《春秋》、《左传》、《国语》生动、具体，有些地方弥补了它们的不足，如《史记》的《吴世家》、《越世家》、《伍子胥列传》、《孙子列传》等对吴越史事的记载比《左传》、《国语》更全面详细，《史记》的史料价值不亚于《左传》和《国语》，是春秋史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对《史记》的注释考证很多，尤以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家注为佳。《史记》的刻本也不少，目前通用的以金陵局本为底本、顾颉刚分段标点、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为佳。
（五）《古本竹书纪年》
《古本竹书纪年》又名《汲冢纪年》。此书是西晋太康年间汲郡（今河南汲县）魏国古墓出土的竹简。全书分《夏纪》、《殷纪》、《周纪（附五帝纪）》、《晋纪》、《魏纪》，是记述夏代至战国的史料，其中《晋纪》的大部分、《周纪》和《魏纪》的少部分是春秋史的重要资料。
《古本竹书纪年》在唐宋年间逐渐佚失，后散见于各种古籍中。明代出现了伪造的《今本竹书纪年》，被清代史学家所否定。清代的朱右曾和近代的王国维先后将散在各书的《古本竹书纪年》汇集并加以考证，写成《汲冢纪年存真》和《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新中国成立后，范祥雍又加以校订增补，写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方诗铭、王修龄编辑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一书，集前人的研究于一书，并加案语和考订，是较好的《古本竹书纪年》读本。
（六）《诗经》
《诗经》305篇是西周至春秋时代的诗歌集，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十五《国风》160篇中大多数为春秋时代的民歌，《鲁颂》4篇为春秋鲁僖公时的庙堂诗歌，这些均是研究春秋时代的生产、风俗、生活诸方面的重要原始资料。
（七）《世本》
历来学者不能断定此书的作者为谁，成书于何时。汉刘向《别录》说：“《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录黄帝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与左氏合也。”《汉书·艺文志》记：“《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刘知幾《史通·正史》说：“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此书约在宋代散佚，清时有各种辑本。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中的《世本》题汉代宋衷注，清代张澍粹集补注。1957年商务印书馆合印成《世本八种》。《世本》分《作篇》、《居篇》、《氏姓篇》、《帝系篇》、《王侯大夫谱》5卷，其中《居篇》、《氏姓篇》、《王侯大夫谱》记载了春秋时代王侯大夫的居地、姓氏、世系，对研究春秋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八）《周礼》
《周礼》又名《周官》或《周官经》。原说此书为周公旦所作，但历代为人所疑，“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四库全书总目》）。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此书写定不晚于西汉早期，它的内容包含了西周至战国的先秦官制。经汪中和王国维等人考证，书中官名至迟不出春秋时周王室、鲁、郑、卫等国的官制范围，但职掌范围多取于战国现实，可能此书原写于春秋以前，后来杂采了战国的某些内容，因此可作为春秋至战国的史料。例如《考工记》大致记述了春秋末至战国初的官府手工业情况，可资春秋史经济资料之用。
《周礼》通行的是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的《十三经注疏》本《周礼注疏》。对《周礼》资料汇集丰富、考订精审的当以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为最佳。
（九）《仪礼》
《汉书·艺文志》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后氏、戴氏。”其中所述经十七篇至晋代称《仪礼》。《仪礼》共分《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丧服》、《士丧礼》等。《仪礼》原说出于周公旦，经后人考证认为不可信，一般学者据《史记》、《汉书》和《礼记》等文献推测《仪礼》成书于春秋至战国期间，可作为春秋时代风俗礼仪制度方面的重要史料运用。
《仪礼》通行的是由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的《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考订精详者当以清胡培翚《仪礼正义》为佳。
（十）《礼记》
《汉书·艺文志》载《礼》十三家中在《礼古经》下著录：“《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说明汉代在礼经外还有记，它是对礼经的解释。作者是哪些人?学术界历来争论不休。近年荆门郭店竹简出土，内有《缁衣》一篇，内容与今本《礼记·缁衣》大体相合，说明《礼记》早在战国时已流行。西汉时戴德从《礼记》中选辑85篇，世称《大戴礼记》，其侄戴圣选辑49篇，世称《小戴礼记》。由于汉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使《小戴礼记》受到后世的重视，也就是现今的《礼记》。《礼记》主要讲战国以前的各种礼制礼节，也有对儒家思想理论的阐述，其中谈到的春秋时代的礼制和人物，是研究春秋史的相当重要的史料。
《礼记》通用的是《十三经注疏》本中由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的《礼记正义》。宋卫湜《礼记集说》和清杭世骏《续卫氏礼记集说》两书集《礼记》各种注释之大成，是研究《礼记》必读之书。另有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甘肃武威1960年出土的《礼记》竹简9篇可资参考。
（十一）《论语》
《论语》20篇主要是孔子的言行录，也记有其弟子的一些言行。这是研究春秋时代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主要资料。
目前《论语》的译注本很多，当以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编著的《论语译注》为精审之作。
（十二）简本《老子》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老子》竹简，该墓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当战国中期偏晚。多数学者认为此简大约流传于战国中期或更早，成书当在春秋年间。《史记·老子列传》称老子是春秋时楚国的老聃（李耳）或老莱子，也可能是战国时的周太史儋。由竹简流传的时间看，老子应是前两人，尤以老聃的可能性较大，所以简本《老子》可作为研究春秋时代道家思想的基本史料。
目前相关史料和研究可参见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和1999年《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等。
（十三）《管子》
该书托名管仲著，实出于战国齐稷下学者之手，也有西汉学者附益部分，应该说是多人陆续写成的集体著作，反映了法、道、阴阳等多家思想。全书分8部分，86篇（10篇仅存目录），其中《牧民》、《形势》、《立政》、《乘马》、《小称》、《侈靡》、《度》等篇保存了管仲的部分思想，《大匡》、《中匡》、《小匡》则记录了管仲的遗事。它对于研究春秋时齐国的政治、法律、军事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有关《管子》一书的研究，自唐以来各家论述颇多。比较著名的有唐贺知章的《管子注》，辽刘续的《管子补注》，明翁正春的《管子评林》，清洪颐煊的《管子义证》、许光清的《管子校》、俞樾的《管子平议》，近代章炳麟的《管子余义》，现代郭沫若等的《管子集校》等。
（十四）《晏子春秋》
此书托名齐晏婴著，唐“柳宗元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四库全书总目》）。目前学者一般认为书写成于战国。《汉书·艺文志》载：“《晏子》八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晏子》竹简部分篇章，文与今本大体相同，说明此书西汉前已流行于世，否定了今本《晏子》是伪书之说。《晏子春秋》均以短篇故事形式记述齐国大臣晏婴的言行，有许多是记晏婴与齐景公、庄公等人的对话，当可作《左传》、《史记》等书记载齐国史事的补充资料。但由于书中相当部分属流传于战国时代的遗闻轶事，带有传说性质，不能全作为信史使用。
目前常用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二子》本中收入的清孙星衍《晏子春秋》7卷附《音义》2卷，另有近人张纯一的《晏子春秋校注》（《诸子集成》本）。
（十五）《孙子兵法》
此书共13篇。原来对其是否为春秋末孙武的著作一直存疑。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残简，《孙子兵法》简书的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同，多了《吴问》等5篇，证实了《孙子兵法》是孙武所作，其成书时间约在春秋战国间。《孙子兵法》反映了春秋时期列国的治军思想、军事制度、军事组织等方面的情况，是春秋军事史的重要史料。简本《吴问篇》，对研究春秋后期晋国的历史和田制有重要参考价值。
（十六）《孟子》
战国儒家孟轲的言论集。全书7篇14卷。一般认为该书是孟的学生万章等所记的语录。此书虽以阐述唐、虞、三代之事为主，但其中有关井田制、孔子思想等阐述是春秋时期的重要史料。全书由汉赵岐作注，宋以后列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备受重视，研究者众多。以清焦循《孟子正义》用力较深。通行的有《四部丛刊》本、《十三经注疏》本，目前以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杨伯峻编《孟子译注》为佳。
（十七）《韩非子》
战国末韩国贵族韩非子作。全书55篇，主要讲刑名法术的道理和作用，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今本《韩非子》一书，不全是韩非所作，已搀入了道家、纵横家等的思想。该书为论证法家理论往往引用历史典故，其中涉及春秋史事较多，如《难言篇》为了说明不听忠臣之言铸成大错，举了伍子胥被枉杀、孔子在匡被围、管仲被鲁囚禁的例子。又如《二柄篇》为了证明君主不运用刑德，反被臣下利用而导致被夺权，就举了田常弑齐简公、子罕劫宋君的史事。《韩非子》中有些史事的记载补充了《左传》之不足，如《外储说左下篇》记述了齐桓公立管仲为仲父，遭到东郭牙的反对，“乃令隰朋治内，管仲治外以相参”。《韩非子》的版本自宋乾道本至清代有数十种，中外校释者达上百家，其中以清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为全。目前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重版、原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的陈奇猷校注的《韩非子集释》为佳。
（十八）《吕氏春秋》
战国末吕不韦门客合撰。此书集当时不同学派的思想，历来被列入杂家著作。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26卷，160篇。《吕氏春秋》保存了不少春秋时期的史料，可补其他文献之不足。如《孟春纪》的《重己篇》记述了管仲病时，齐桓公去探问，征询谁接管仲当政，管不同意鲍叔牙，却同意隰朋。又如《仲冬纪》的《至忠篇》叙述了吴王阖庐派要离去行刺王子庆忌的经过。该书最早由汉高诱注，宋元以来版本很多，当以清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下功夫较深，当前以学林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为佳。
（十九）《吴越春秋》
东汉赵晔著，《隋书·经籍志》载为12卷，今本仅10卷。全书从卷一《吴太伯传》到卷十《句践伐吴外传》详细记载了吴、越两国争霸的史事，从内容来看大体与《左传》、《国语》、《史记》所记相符。但因此书撰写并不全依正史，搀杂了传说故事和主观想象，《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所以《吴越春秋》虽可补正史之不足，但不能全作为信史引用。
《吴越春秋》现存的最早刊本为元大德十年（1306年）刊本。元徐天祜对此书作了补注，考辨了一些错误。《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汉魏丛书》均收入此书。今通用的是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苗麓点校的《吴越春秋》。
（二十）《越绝书》
原无作者姓氏。《四库全书总目》考证为东汉初袁康著。今本为16卷，19篇。书中主要叙述春秋吴、越两国史事，着重描写伍子胥、范蠡、文种、计倪等人的外交、军事活动，这些史料可与《左传》、《史记》等正史相印证，并补它们的不足。《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相类似，杂有不少传说和迷信的内容，但《外传记地传》对吴、越地理的记载，《外传记宝剑》对炼钢技术的描写，还是相当有价值的春秋史资料。
《越绝书》现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汉魏丛书》等本子。目前以195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越绝书校注》为较好的本子。
（二十一）《汉书》和《后汉书》
《汉书》为东汉班固著。虽写西汉一代的史事，但其中的《刑法志》、《食货志》、《地理志》、《艺文志》、《匈奴传》等载及春秋时代的有关史料。
《后汉书》为南朝宋范晔著，是写东汉一代的史事，其中《西羌传》等有春秋民族史的重要资料。
该两书目前通用的是标点本《汉书》和《后汉书》。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对两书的注释作了补充，是读两书必需的参考书。
（二十二）《水经注》
北魏郦道元著，该书虽是注释《水经》，但通过叙述我国主要水道源流，广泛谈及沿水的众多历史地理和史事，书中保存了后已遗失的有关春秋史的珍贵资料，对《左传》、《国语》等起了补充作用。如卷二八“沔水条”中谈及章华台事说：“《国语》所谓楚灵王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者也。”今本《国语》却无此语。明代就开始有人研究《水经注》，清代致力于此书的更有二三十家之多。集大成者是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目前通用的是王国维校的《水经注校》，此书后由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标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除上述主要文献外，先秦著作中的《墨子》、《荀子》、《列子》等对有关的春秋史事也时有谈及；秦汉著作中的《新语》、《淮南子》、《新序》、《说苑》、《古列女传》、《韩诗外传》等均有一些春秋时代的可信史料，可以补先秦史籍的不足。
三、春秋史料的整理和春秋史的研究
汉代将《春秋》列入“五经”，《公羊》和《穀梁》两传首先在西汉时入学官，西汉末刘歆提出将《左传》入学官，遭今文经学家们反对，未被列入。东汉初一度获入，后复被废，但经郑玄、贾逵、许慎等人的提倡，尤其郑玄合今古文之大成，使《左传》之学大盛，自此《春秋》及其三传成为中国古代一门专门的学问。
历代对《春秋》及三传的考证、注释陆续不断，其中不少是对春秋史事的订正，但尚不能成为春秋史的专门著作。至宋代开始才出现专门撰写春秋史事的史书，如南宋章冲将编年的《春秋左氏传》改编为纪事本末体的《春秋左氏传事类本末》，全书5卷，内容依《左传》，缺乏创新。《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书不及袁枢编的《通鉴纪事本末》，说：“冲书门目太伤繁碎，且于左氏原文颇多裁损，至有裂句摘字联合而成者。”
进入清代，考据学达到顶峰，出现了一批有关春秋史的专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马骕的《左传事纬》、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姚彦渠的《春秋会要》等。此外马骕的《绎史》、陈厚耀的《春秋战国异辞》、李锴的《尚史》，它们中的春秋部分也是研究春秋史的重要著述。顾炎武的《日知录》虽是笔记，内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考证春秋史事的，其见解独到，对研究春秋史有重要参考价值。下面分别对顾栋高等的春秋史专著作简要介绍：
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对春秋及其三传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分类整理和考证研究。全书共有50篇，64卷，将春秋时令、朔闰、长历、列国疆域、爵姓及存灭、地形、都邑、人物、山川、险要、官制、姓氏、卿大夫世系、刑赏、田赋、军族、五礼、执政、争盟、交兵、四裔等均以表格的形式加以归纳、总结、考辨，并加按语论述。这部书的优点是条理清楚，只需翻阅某表就能精确了解春秋史某方面的情况，对研究春秋史提供了简便的捷径，加上他对史事考证翔实精到，论述又有独到见解，成了研究春秋史必读的专著。但此书也有缺点，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原可无庸立表，栋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的确，有些内容用表反映局限了对史事的表述，反使人感到繁琐零碎。《春秋大事表》最早的刻本是万卷楼本。《四库全书》也有此书的抄写本。现以吴树平、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的标点本为佳。
马骕的《左传事纬》，全书20卷，分编为108篇，另有附录8卷。此书以时间先后为次序，不分国别，按事类立题作系统叙述。从“郑叔段之乱”一直讲到“晋智氏之亡”，每篇后有评论，谈个人的见解。《四库全书总目》说：“然骕于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考证精详。”因此，《左传事纬》是了解春秋史事的重要参考书著。此书仅有清李调元的《函海》本、《四库全书》抄本、汉阳朝宗书室活字版本。
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全书53卷，分周、鲁、齐、晋、宋、卫、郑、楚、吴、秦十国，分别以史事本末系年叙述。它的特点是以其他先秦两汉有关典籍附《左传》史事之后进行比较研究，并对《左传》史实作补充、考订和解释。这样，既汇集了春秋史的基本资料，又为研究者作对比给予很好的启示，所以其价值远远超过章冲的《左传事类本末》，也比马骕的《左传事纬》更有参考价值。此书最早有《四库全书》抄本，后有上海书业公所崇德堂本和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现以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标点本为佳。
姚彦渠的《春秋会要》共4卷，卷一为世系、后夫人妃，卷二至卷四为吉、凶、军、宾、嘉五礼。内容仅取材于《左传》、《国语》、《公羊传》和《穀梁传》等书及有关的注，虽然对查阅春秋世系、礼仪制度等方面史事较方便，但缺少本人的独立考证。此书有清归安姚氏校刊本，现通用的是195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
进入民国时期，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史学界开始以现代史学方法研究历史，在春秋史研究方面，有的史学家专门开设了春秋史课和撰写了春秋史专门著作，据目前我们所知，主要有顾颉刚先生30年代在北大、燕大开设的《春秋史》课，和由他编定、童书业先生助编的《春秋史讲义》，共分20章，还有附编10章。前20章的主要内容是系统叙述春秋各国争霸的历史进程，附编10章是阐述春秋时代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政治、军事、教育制度、宗教、学术和婚姻等。该书有以下几方面与过去的春秋史著作迥然不同：（1）以现代史学方法，按历史重心的变化将春秋历史分成若干阶段，即“郑国独强”、“齐桓霸业”、“晋文霸业”、“楚的强盛”、“晋楚第一次和平盟约的订立与撕破”、“晋楚第二次和平盟约的订成”、“北方政局的终结”、“南方的混战与吴的衰亡”等。（2）在分析大国争霸时，能深入一步提出“晋楚两国的历史是一部春秋的中坚”。将晋楚争霸的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并认为真正的争霸史只有春秋中期一小段时间，即鲁宣公十七年（公元前592年）晋为断道之盟起，到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鄢陵之战止，约20年左右，是晋楚势力互相消长的时代。这种看法较独特，有一定深度。（3）对西周、春秋的社会性质作了分析。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统治者是宗族贵族，被统治者主要是依附于土地的农奴。春秋时代封建社会处于动摇崩溃时期。（4）将春秋时代的特点归纳为四点：第一，种族的混合和中华民族的成立；第二，中国疆域的扩大；第三，统一局面的酝酿；第四，社会经济和学术思想的转变。这样概括，突出了民族融合和社会大变动的时代特点，抓住了春秋时代变化的主线。（5）尤其可贵的是肯定了春秋社会生产力的变化，认为：“春秋时，铁器应用渐广，至迟在春秋中期以后，当已有铁制的农具了。”这种估计与目前的考古发现有相符的地方。
至40年代，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史讲义》的基础上独立撰写了《春秋史》，194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87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重版，全书与《春秋史讲义》（下简称《讲义》）大同小异，主要变化有如下几点：（1）《讲义》第一章仅简单叙述了“三代的略史与周的东迁”。而《春秋史》第一章写了内容较充实的“西周史略”，最有价值的是这一章的注，从三皇五帝一直考证到西周灭亡，不仅论证精详，而且很有独到的见解，是研究先秦史必读的篇章。（2）《春秋史》将《讲义》叙述顺序作了调整，先谈西周到春秋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宗教、学术，再谈列国世系和各国争霸的过程。（3）在“北方政局的终结”这一章前加入了社会制度和孔子出现两章，补充了春秋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赋税的横暴与盗贼的公行、孔子生平和学术思想评价等内容，比《讲义》在这些方面的阐述前进了一步。（4）在叙述春秋历史进程中，每一小段加标题，在每一大阶段结束时往往加上“结论”来概括前面的内容，同时展示下节的内容，这就加强了历史过程阐述的条理性和逻辑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出了不少中国通史或断代史论著，但没有新出一部系统的春秋史专著。到1980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童书业生前的有关笔记，题名为《春秋左传研究》。全书分“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第二卷和“春秋左传札记”、“春秋左传札记续”4个部分。此书的特点之一是将某一方面的史事资料加以汇总考证，其资料范围不光是《春秋》、《左传》，还包括其他文献，乃至古文字资料，这为研究西周、春秋史的学者提供了较系统的资料线索。此书的特点之二是，虽为笔记，但在考证中系统阐述了本人对西周和春秋历史的许多独到见解，是研究西周和春秋历史的重要参考书。
四、春秋时代的考古资料
春秋时代的考古资料发现很早，西晋时在河南汲县魏国古墓中就出土了《竹书纪年》的竹简，内中的《晋纪》即是春秋时代的重要考古资料。唐代李泰等撰《括地志》记述了齐桓公墓在临淄出土的情况，可惜这次考古发现未能留存下资料。唐贞观时发现了有铭文的秦国石鼓，留下了最早的石鼓文记载。自宋以后金石学发展，在各种著作中载录了一些春秋时代的铜器、石器和玉器图像。民国时期在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了春秋时代的器物，一些考古单位在河南辉县、汲县等地发掘过春秋至战国的墓葬。
新中国成立后，50年间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先后发现了许多有关春秋时代的遗址和墓葬，出土了一系列重要的春秋文物，对于研究春秋史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
春秋列国城址遗址的重点勘探和发掘主要有山西侯马晋城（即古新田）、陕西凤翔秦雍城和湖北江陵楚纪南城等处，取得了春秋时代古城址、城内外布局、手工业作坊、宫殿、宗庙情况等一批重要考古资料。
陕西、甘肃、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先后出土了秦、虢、楚、吴、越等国在春秋时期的铁器，证明了中国确实在春秋时已进入铁器时代。湖北的大冶、阳新，安徽的六安、铜陵、青阳等地古铜矿遗址的发掘，对了解春秋时期铜矿的生产状况有重要意义。山西、河南等地的空首布，河北、山东等地的刀币和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的包金贝、铜贝的大量出土，为春秋后期金属货币广为流通提供了实物证明。
山西侯马古城东南郊和河南温县西张村两处春秋时晋国盟誓遗址的先后发现，数千片玉石和万余件石圭片、石简片盟书的出土，使春秋时代的结盟内容有了详细的资料，对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宗族内外的关系等情况有了生动的了解。
春秋时代各国墓葬出土尤为惊人，有代表性的如河南洛阳中州路周墓群、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群、郑州碧沙岗郑国墓群、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国大墓、陕西凤翔秦公陵园、河南淅川下寺楚国大墓、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楚墓群、江苏苏州真山吴国大墓、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安徽寿县蔡侯墓等（上述墓群中部分为春秋时墓）。这些墓葬的出土大大充实了春秋时代政治、经济、风俗、文化诸方面的实物资料。
山西闻喜晋墓出土的子犯（狐偃）编钟铭文可补充有关晋楚城濮之战和践土之盟的一些重要内容。陕西宝鸡太公庙村出土的秦公钟、镈铭文记述了秦襄公受封、秦文公以下世系及秦武公功勋，也可作春秋史的重要旁证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版了《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中国考古年鉴》等全国性的刊物，80年代各地又陆续出版了不少地方性的考古杂志，这些刊物中的不少文章反映了春秋时代考古出土和研究情况。科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许多专题报告，如《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侯马盟书》、《上村岭虢国墓地》、《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淅川下寺楚墓》、《真山东周墓地》等，尤为集中地提供了春秋时代的考古发掘情况。80年代以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文物考古工作30年（1949-1979年）》、《文物考古工作10年（1979-1989年）》、《新中国考古50年》等，是系统总结中国某阶段考古情况的著作，对了解春秋时代的考古及其研究情况提供了系统的资料。由于春秋时代的考古资料比较分散，加之有些单位在发表资料时往往冠以“东周”之名，不分春秋、战国时期，所以本书引用时可能有缺漏和不确之处。
五、春秋时代的主要特点
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大转变的时期，这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但究竟生产力发展到何种程度?社会性质是什么?上层建筑起了哪些变化?中华民族是否已经形成等问题，各人看法分歧很大。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认为春秋时代有以下主要特点，也是我们贯串全书的基本看法：
（一）春秋时代已进入铁器时代
80年代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战国时期中国才进入铁器时代，但80年代以来铁器不断有新的发现，各地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西周末至春秋早、中、晚期的铁制武器、工具和农具，证明铁器生产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扩展，最终使春秋列国的生产力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青铜时代逐步过渡到铁器时代。
由于进入了铁器时代，春秋时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明显的发展，农业中因铁、铜金属工具的使用，促进了垦荒和水利事业的进步。手工业因铁器工具的应用，出现了线刻、金银错等许多新的工艺。商业的发展，表现为春秋后期金属货币的广为流通，城市和私商的普遍出现，反映了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春秋时代的经济，无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出现南方长江流域地区后来居上的发展势头。
（二）春秋时代是大国争霸的时代
由于周天子东迁后王权的衰落，春秋时代由统一走向分裂，出现了各国诸侯竞相争霸的局面。先由郑庄公葛之战大败周桓王，突破了周天子的权威，一度形成郑独强的形势。接着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首先称霸；继齐之后晋文公城濮之战胜楚，形成了晋国的霸业，自此晋楚开始了争夺，到楚庄王胜晋，成为第三个霸主。晋灭狄后国势恢复，晋楚于是长期相持，最终出现中原维持暂时和平的局面。随着北方政局的缓和，南方吴、越进行混战，并先后北上争霸，春秋时代至此结束。综观春秋大国争霸，主要是晋楚之间的长期争霸，到后期由南、北争霸变为南方吴、越争霸，这种历史重心的转移，正是春秋时代南方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春秋时代是宗族公社瓦解时期
中国是否经过奴隶社会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西方希腊、罗马不完全一样，有自己的特有规律。所谓“井田制”就是贵族统治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公社，农业中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是公社成员，而不是奴隶，同样在手工业中也存在类似的公社组织。虽然西周、春秋时代奴隶的数量相当多，但占主要地位的却是从事家内事务，以“臣妾”为代表的家内奴隶。宗法制度就是维护宗族公社的一种政治制度。随着铁器时代的来临，生产关系也跟着变化，井田制形式的宗族公社到春秋时代开始瓦解，出现了国家剥削小自耕农、地主剥削佃农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中国由东方式的宗族公社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四）春秋时代中华民族已开始形成
西周瓦解后，周天子的地位日益衰落，原来多数在边疆的“戎”、“狄”、“蛮”、“夷”等族纷纷进入中原，与中原的华夏族长期杂处、互相交流，使各族之间在生产和生活上逐渐接近，本来以牧业为主的戎狄也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定居建家、建国，再加上相互通婚，民族之间的差别渐渐缩小，最后走上融合的道路。在春秋前期，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称霸，但后来属蛮夷的楚国日益强大，与中原属华夏的晋国互分天下，长期相持，至春秋后期蛮夷之国吴（吴虽姬姓，实属荆蛮）、越又先后称霸，说明华夏和蛮夷之间已难于区别。在民族经济、文化融合的社会基础上，通过长期的兼并战争，至春秋结束时，华夏族和“四裔”之间的融合在中原已经基本完成，中华民族已开始形成。
（五）春秋时代是政治制度大变革的时期
在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世族和世官制，到春秋中期以后随着井田制和宗法制的瓦解而逐步衰落，到战国时世族、世官制最终被君主集权的官僚制度所代替。各国地方行政组织逐步由采邑制转变为县、郡制。春秋各国的刑法也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有些国家公布了成文法，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上的一大变革，从此法律公之于众。
由于春秋时战争频繁，导致军事体制包括军队组织、作战兵种、武器装备、军赋征收等制度都比以往完备。在总结实战经验的基础上，军事理论有充分的发展，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
（六）春秋时代是各阶级、阶层剧烈斗争和重新组合的时期
由于春秋时代是从宗族公社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反映在阶级关系上出现了剧烈的斗争，奴隶纷纷逃亡，手工业者先后起义，“国人”不断暴动，在阶级斗争的催动下，原来西周宝塔式的统治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地位逐层崩塌。各国政权在不断的内部斗争中陆续更迭，晋、齐、鲁、宋、郑等国自下而上执政，秦、楚、吴、越等国自上而下进行改革，新旧贵族之间不断争斗和兼并，为封建的新政权的出现开辟了道路。西周时期建立在统治宗族公社基础上，内部又有严密宗族关系的世袭宗族贵族，到春秋时代因井田制和宗法制的瓦解而逐渐分化，出现了新的以私有土地制为基础的封建地主，他们逐步控制了各国政权，形成新的封建贵族。春秋晚期因私学的兴起，士阶层渐由“武士”开始向“文士”转变，“士”的力量不断扩大，为战国时各国君主依靠“士”的新阶层逐步建立集权的封建官僚机构奠定了社会基础。随着宗族公社的瓦解，原来的庶人，即公社农民，转变为封建社会的自耕农或佃农，原来的官府工商业者也变为私人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上层上升为统治阶级，成为封建社会的地主、大商人和手工业主。奴隶阶级到春秋时代也有分化，少部分奴隶得到解放变为平民，但大部分仍是封建官府和地主、商人的奴隶。
（七）春秋时代是思想文化急剧变化的时期
西周时某些士大夫开始突破原始宗教的迷信思想——天道观的绝对统治，形成了人本主义的思想。至春秋时，又有一批士人进一步发挥人本主义思想，明确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始宗教的迷信禁忌。春秋后期更出现了提倡人道主义的“仁”为本的孔子和主张“道”为万物之源的老子，他们系统的哲理开启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先河。
春秋时代的文化各方面均有新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纪年体史著《春秋》；诗歌更向民间和地区性伸展，形成了十五“国风”；音乐产生了新乐和乐人，以及孔子的音乐理论；工艺美术也突破旧礼制的束缚，向更实用、更精美的方向迈进；器械制造、天文、数学等科学技术也有明显的进步。
（八）春秋时代是风俗礼仪大变迁的时期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礼仪制度被打破，“吉、凶、宾、军、嘉”五礼均已起了巨大变化，原来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等级被颠倒，下级僭越上级礼制的情况普遍发生。
由于春秋各国间频繁的战争和外交活动，以及各国内部激烈的斗争，使得诸侯大夫间的聘礼、会盟、校阅、通婚等宾、军、嘉等礼仪进一步发展。
因为社会的大动荡，华夏和夷狄间的民族斗争和融合，加之各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等诸原因，使春秋时代出现了人们既仍普信原始宗教礼仪，部分士人又怀疑和反对巫术迷信；婚姻习俗既自由混乱，又提倡妇女遵守贞节；丧仪制度既不相统一，又逐渐创新趋同；人殉制既普遍继续，又开始动摇等一系列互相矛盾交错的社会情况。
春秋时代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风俗习惯，也因各国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区域性的变异。西周以来的尚武民风至春秋后期开始向尚文转化，贪利纵奢和避利节俭之风相互交叉，反映了春秋时代大变动的社会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