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几乎没有哪个人是独自工作的，我们也不例外。对其他人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们深怀感激之情，而对他们的帮助致以谢意，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本书的诞生始于《伦敦书评》上的一篇文章，而就像在本书的前言中所叙述的那样，如果不是由于《伦敦书评》的编辑玛丽-凯·威尔默斯的勇气和远见卓识，那篇文章可能不会发表。没有她，这本书是不会存在的。《外交政策》杂志的编辑莫伊塞斯·奈姆（Moises Naim）在该期刊的2006年7/8月一期上，组织了一次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讨论会。那次辩论使得针对我们那篇文章以及我们俩人本身不理性的攻击的讨论，转向了对这些问题的更严肃考虑，我们赞赏奈姆在处理意见交流中不偏不倚的方式。

我们曾在以下这些场合的陈述发言中，讨论过我们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想法：包括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的卡姆以塞亚以色列宗教团体、康奈尔大学、外交关系委员会、波士顿的爱默生学院、乔治敦大学、帝国美术展览馆、国家新闻俱乐部、哈佛大学的尼曼资助研究项目，以及米苏拉的蒙大拿大学。这些会议帮助我们进一步提炼了自己的观点，因而我们要对这些讨论的组织者们表示感激：他们是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拉比·阿诺德·沃尔夫（Rabbi Arnold Wolf）、杰-琼·苏（Jae-Jung Suh）、奈杰尔·吉布森（Nigel Gibson）、拉尼亚·吉布拉维（Rania Kiblawi）、约翰·亨利（John Henry）、莫哈默德·尼摩尔（Mohamed Nimer）、考利·克罗斯利（Callie Crossley）、理查德·德雷克（Richard Drake）。我们也要对众多的会议参加者，以及给予我们批评和建议的人表示感激。

以下的这些人对我们手稿的部分或全部进行过有价值的评论：他们是柯克·J.贝蒂（Kirk J.Beattie，）、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约翰·C.格林（John C.Green）、伊恩·鲁斯迪克（Ian Lustick）、斯蒂文·E.米勒（Steven E.Miller）、特里塔·帕尔西（Trita Parsi）、杰里米·普雷斯曼（Jeremy Pressman）、威廉·匡特（William Quandt）、尤金·罗根（Eugene Rogan）、杰罗米·斯莱特（Jerome Slater）、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马丁·沃尔特四世（Martin Walt Ⅳ）、萨拉·利娅·惠特森（Sarah Leah Whitson）。我们要特别提到对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的感谢，因为他在近乎创纪录的长时间里，向我们提供了富有洞见而又非常详细的建议，并且润饰了我们文章中许多粗陋之处。当然，本书中表达的乃是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对任何依然存在的错误承担责任。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芝加哥的瓦伊迪亚娜莎·刚德鲁珀特（Vaidyanatha Gundlupet）和坎布里奇（Cambridge）的保罗·麦克唐纳（Paul MacDonald）两位研究助手的帮助。像往常一样，我们的其他两位研究助手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是哈佛大学的戴维·赖特（David Wright）和芝加哥大学的索维克·德（Souvik De）。戴维·恩德斯（David Enders），尤其是马克斯·弗雷泽（Max Fraser），他们两位细心而快速地对手稿进行了事实的核实，我们感谢他们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们在指定的紧迫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的能力。

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代理商比尔·克莱格（Bill Clegg）就是一位精力充沛、富于智慧的支持者；我们非常赞赏他的热情和指导能力。对于他让我们找到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Farrar，Straus and Giroux）来出版此书，我们感到十二万分的高兴。同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一起工作的经历，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们对该出版社的出版商乔纳森·加拉西（Jonathan Galassi），以及出版社其他情绪高昂、具有无穷专业精神的工作人员表示感激。我们的编辑埃里克·钦斯基（Eric Chinski）特别值得赞赏：他的洞察力、他对细微之处的敏感性，以及他那一贯的高标准要求，促使我们写出了一本质量比原本要好得多的书。辛西娅·默尔曼（Cynthia Merman）的编辑校对工作做得棒极了，而吉纳·哈姆肖（Gena Hamshaw）则使这本书的流通工作处理得顺畅和令人高兴。

最后，撰写一本大部头的书，不可避免地要给作者的家人和朋友带来牺牲。我们两人独自是完不成本书写作的；或者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妻子、子女，以及许多很棒的朋友、同事给予我们的爱和支持，我们两人是完不成本书写作的。对于过去一年中我们毫无疑问曾表现出的那些疏离、分心和易怒的时刻，我们表示歉意；我们感谢你们所有人的耐心。我们欠你们一份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