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一切的事务当中，不时地对你长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打上一个问号，那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2002年秋，《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邀请我们两位作者撰写一篇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特写文章。我们俩有些保留地接受了这一委托，因为我们俩知道，这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而且任何对这一游说集团、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或者对以色列的政策本身进行追根究底细查的文章，都可能激起严厉的反应。然而，我们却感到，人们再也不能够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了，特别是在考虑到“9·11”的恐怖袭击和令人忧虑的伊拉克战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中东的反美主义以及美国与其主要的战略盟友之间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的话，如果亲以色列的团体和个人是对美国在这一至关重要地区的外交政策的一股主要影响力量的话，那么公开提出这一问题并鼓励对这一游说集团的行动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公开的讨论，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在随后的两年里，我们两位作者时断时续地撰写这篇文章，并且与《大西洋月刊》的编辑们保持紧密的合作协调。2005年1月，遵照先前的合同，在其中几乎加入了编辑们的所有建议，我们将一份手稿寄给了他们。令人吃惊的是，几个星期过后，文章的编辑通知我们说，《大西洋月刊》已决定不采用这篇稿件了，说他对我们打算修改这篇文章不感兴趣。

我们考虑过将这篇文章送交给其他几家刊物，但是得出的一个结论却是，他们不可能采用这篇稿件，原因既在于它的内容，又在于它的长度。我们也曾考虑过将这篇文章扩展为一部专著，但是人们对我们刚开始的研究所作出的反应，不足以使我们有热情说服自己去额外地耗时、耗力做这件事情。因此，我们将文章的手稿搁在了一边，转而去忙其他的项目。虽然如此，这份材料的缩写版，却已纳入了斯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Walt）所著的《驯服美国权力》（Taming American Power）一书当中，该书于2005年由诺顿（W.W.Norton）公司出版。

随后，在2005年10月，有位著名的美国大学教师与我们联系，并建议我们应考虑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这篇文章。《大西洋月刊》给了这位教师一份这篇被拒文章的复印件，他告诉我们说，《伦敦书评》的编辑玛丽-凯·威尔默斯（Mary-Kay Wilmers）会对这篇文章有兴趣。我们将手稿寄给了她，她很快就表达了发表这篇文章的愿望。经过另一轮的更新修改后，被冠以《以色列游说集团》（The Israel Lobby）的这篇文章，在《伦敦书评》2006年3月23日那一期发表了。由于那些曾阅读过这篇文章较早的草稿、并对之进行过评论的学者们的建议，我们同时将这篇文章的完整版张贴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员工作底稿（Faculty Working Papers）网页上。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伦敦书评》的版式不允许刊出旁征博引的参考内容或注解说明，而我们则要让读者明白，我们的观点是建立在大量广泛的可信资料基础之上的。

文章中提出的论据是直截了当的。在对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程度可观的物质和外交支持进行描述之后，我们认为这种支持并不足以用战略的或道德的理由来加以解释。相反，这种支持基本上是由于以色列游说集团——这是一个由个人和团体组成的松散联盟，其目的是以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式来寻求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政治权力所导致的。除了鼓励美国或多或少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之外，在制定美国的以巴冲突政策、注定要受到惩罚的对伊拉克的入侵、持续地同叙利亚和伊朗保持对峙等问题上，这一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团体和个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我们认为，这些政策既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又对以色列的长远利益造成了伤害。

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十分令人激动。到2006年7月，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网页记录显示，下载这篇工作底稿的次数达到了27.5万次，而且我们收到了翻译或重印《伦敦书评》上这篇文章的无数请求。正如预期的那样，文章一开始的时候引发了来自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著名团体或个人的猛烈批评，我们两位作者则被“反诽谤联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家谴责为反犹分子。《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则用了四篇不同的文章来攻击我们的文章，而且还有许多批评者指责——错误地指责——我们犯了无数的历史事实错误。有几位批评者甚至预言，这篇文章（及其作者）很快就会被世人遗忘——他们认为这是罪有应得。

他们错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读者——既有犹太人，又有非犹太人——出来支持这篇文章。他们并不同意我们文章中的每一个观点，但是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研究考察早就应该进行了。可以预料，来自美国之外的反应普遍都是赞成嘉许的，甚至以色列本身也有一些正面的回应。《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纽约观察家报》（New York Observer）、《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和《国家》（Nation）杂志上纷纷出现了表达尊敬的评价，而且这场论战最终在一系列的新闻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从以色列的《国土报》（Ha'aretz），到美国的“全国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著名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在其2006年7/8月的一期上为这篇文章组织了一组专题文章，而《华盛顿邮报星期日杂志》（Washington Post Sunday Magazine）则在7月就我们提出的问题出版了一个有思想深度的封面专题。当年的夏末，《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一位评论者，把这篇文章描述为“无懈可击的分析……它可能掀起美国中东政策有益的范式变化”。

在2006年期间，有关以色列和美国中东政策确实在发生变化的对话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而且对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中所起的作用的讨论也容易一些了。当然，这并非全部是我们的贡献；2006年夏，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的那场灾难性的战争、美国在伊拉克灾难性失败的继续、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巴勒斯坦：要和平而非种族隔离》（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一书出版后受到的人身攻击、美国和伊朗之间火药味十足的战争言辞，以及明显但并不成功的封杀或诽谤其他批评以色列游说集团者的企图，也使得人们增强了对以色列游说集团活动和影响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似乎认识到，这一话题需要宣扬，而且有更多的人愿意大胆地说出来。

同样重要的是，那些有思想见地的人开始承认，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AIPAC）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其他强硬派团体——其中包括一些大声叫嚷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Christian Zionists），他们并不代表美国犹太人团体，或者更广泛地说，并不代表美国的主流舆论。有关那些团体所提倡的政策是否符合美国或者以色列利益的辩论变得激烈起来。结果，一些亲以色列的团体开始公开谈论有关均势朝更温和方向变化的需要，而像《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纽约时报》这样的著名出版物则发表评论，认为为了双方的利益，是形成新的美以关系的时候了。

对这样的发展我们感到满意和高兴，因为我们当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促成对这一话题进行更加清醒而开诚布公的讨论。尽管对话刺耳难听、充满对抗，并且有公然的人身攻击，但是依然在进行。可是我们需要写一部专著吗？或许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而这正是转向其他话题的时候。在进行一些思考之后，尽管有些疑虑依然挥之不去，我们却得出一个结论——撰写一部专著将可以在几个方面有助于促进这场对话。

第一，尽管最初的那篇文章对大多数杂志而言是够长的，但是版面篇幅的限制迫使我们略去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在处理一些话题时比我们希望的更加简略。这种不可避免的长话短说，可能导致读者对原来那篇文章产生一些误解，而撰写一部专著将使我们有机会来向读者呈现我们观点中更加详细周到的内容。

因此，这本书包括了对游说集团更加完整的定义、对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所起作用的进一步讨论，以及对随着时间流逝而演变的以色列游说集团更加全面的叙述。我们也对以色列过去和当前的行为——尤其是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叙述。我们这样做并非出于任何对以色列或者它在美国的支持者的偏见，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热衷于夸大以色列的不当行为。相反，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是因为这一话题对一些道德观点而言是重要的，而这些道德观点被普遍地用来为美国例外地支持这个犹太国家所达到的程度进行辩护。换言之，我们之所以集中关注以色列的行为，是因为美国集中关注对以色列的支持达到了超常的程度。我们也提出了充满争议性的双重效忠问题，而这在最初的那篇文章中并未涉及。

第二，撰写这本书，使我们能够对那些反对我们最初那篇文章的主要批评作出回应。我们在随后给《伦敦书评》以及上面提到的《外交政策》杂志的那组专题文章的两封信中进行了回应，并且逐点对那些针对那篇文章的指控——进行了驳斥[可登录www.israellobbybook.com，参见《正确记录：对〈以色列游说集团〉一文批评者的回应》一文]。尽管绝大部分反对那篇文章的指责之词是站不住脚的，就像那些对我们的人身攻击一样，但是存在许多富有思想见地的批评，它们提出了进行阐释和加以强调的重要问题。即便在并非完全被说服的时候，我们也从中受益良多，我们试图在此加以提出。

第三，撰写一部专著，使得为我们的核心主张提供经验上的支持，并进行最新的分析成为可能。不仅有关那些重要事件的额外证据逐渐被大家知道了，如伊拉克战争，而且在最初的那篇文章出现时，其他一些事件——最著名的是2006年7、 8月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还未发生。美国对那场战争的反应，进一步说明了那一游说集团的力量，以及它对美国和以色列利益的有害影响。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也可以从美国对伊朗和叙利亚政策的演变中，从前总统吉米·卡特、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以及其他数位批评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行径的著名人士的严词攻击中看得出来。

第四，本书提供了一个机会，讨论美国应该如何在中东推动自己的利益，以及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应该如何考虑亲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对于美国人和非美国人来说，赌注同样是很高的，因为中东是一个战略上至关重要但却并不稳定的地区，而美国对那一地区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广泛的回响。就像伊拉克战争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政策被误导，美国能够对自身和他人产生巨大的伤害。这一事实使得认清是什么在驱动美国的政策，并领会到那一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内容，变得更加重要。我们最初的那篇文章并没有给出正面的解决问题之道，但是在本书的结尾一章，则勾画出了美国中东政策的不同方法途径，辨明了应该如何来减小那个游说集团的权力，或使之提出更具建设性的方法。尽管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令人鼓舞、进行更加公开讨论的迹象，但是那一游说集团依然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力。自我们当初的那篇文章发表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一地区所面临的难题并未减少；事实上，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这些难题是进一步恶化了。伊拉克是一个大失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还陷在冲突之中，哈马斯和法塔赫在为控制巴勒斯坦社会而战，真主党在黎巴嫩的作用是个大麻烦。伊朗正在寻求获得对核燃料循环技术的完全掌握，像基地组织那样的团体依然活跃而危险，而工业世界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依然故我。这些都是非常麻烦的问题。如果美国不能够就我们在那一地区的利益，以及所有那些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因素——包括以色列游说集团，进行一场文明而又礼貌的对话，那么美国就不能够有效地处理任何或者全部难题。为鼓励对话继续进行，我们写出了这一本书。在本书的结束之处，我们表达了对众多亏欠过的人的感谢之情，但我们愿意在此提及其中的一位。在超过25年的岁月里，我们一直有幸享受到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美国最为成就卓然的社会科学家中的一位——的友谊和支持。他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好的行为榜样。萨姆总是处理那些重大的问题，而他解答这些问题的方式，是世界其他地方不能够忽视的。在过去的岁月里，虽然我们俩在数不清的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有时候还是激烈而公开的意见相左，而他却从来没有以此来反对我们，而是持之以恒地、通情达理地支持我们的工作。他理解学术研究并不是一种知名度的竞争，他理解对于学术进步和健康的民主来说，勇敢而礼貌的辩论乃是根本。我们对萨姆满怀感激之情，感激他给予我们的友谊，感激他在自己整个的学术生涯中为我们树立的榜样。我们很高兴将此书奉献给他。

约翰·J.米尔斯海默于芝加哥大学

斯蒂芬·M.沃尔特于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