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多元取向、历史意识与人文关怀

章太炎曾经说道：“大波将激，大火将，而无忧怖者，其人情乎哉！”同时人一样，一代文化大师章太炎，对于当时中国出现的社会混乱与文化失序现象也颇为敏感。在沉重民族危机的迫压之下，章太炎那一代人的忧患意识显得特别地沉重。如何才能重造民族文化的生命，这是当时困扰着时人，也是困扰着章太炎的最重要问题。然而，在危机四起与回环震荡的大变动时代，章太炎对于民族文化生命的重建并不是诉之于激情的昂越，而是诉之于理智的沉著。由此，他对于我们在上文曾经论述过的传统主义者及欧化主义者所提出的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模式，皆不表赞同。通过对于中、西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章太炎提出了自己的别具特色的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主张，建构了一个庞大的且系统严密的学说体系。章太炎既然反对传统主义者与欧化主义者所界定的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价值取向，那么，他自己所界定的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

由于“苏报案”事件，章太炎曾经被羁上海西牢三年，在此期间，他在其所写的“狱中自记”中这样说道：“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翳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他认为干革命、建立新政权（“金火相革”），其同志大有人在，自己的使命即是要阐扬文化（“国粹”），即是要将“支那闳硕壮美之学”，“恢明而光大之”。这段“自记”，不仅表达了章太炎对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浓厚“命运担当”之怀，而且也基本上表达了章太炎对于重建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看法，即是要在继承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进行中国文化新命的再造，这与以“国粹派”为主流的民族主义者的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思想倾向是颇为一致的。章太炎曾被“国粹派”奉为精神领袖，是近代中国最为著名的民族主义大师。时人曾称他为“中国玛志尼”，美国的华裔学者汪荣祖先生则将他与十九世纪德意志民族建国运动的精神领袖赫尔德相提并论。章太炎与其“国粹派”同人一样，也将“民族精神”确立为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建的基础，这使其文化重构的模式也有着牢固的对于“民族性”的持守。然而，由于章太炎并不赞同斯宾塞式的“一元主义”的单线直进的“进化论”，这又使他与其“国粹派”同人在思想上歧出，而使自己的学术与思想染上了浓厚的“多元主义”的色彩。章太炎之所以要将文化的“多元取向”，置为其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基本的价值参数，当然同上文我们曾经论述过的章太炎的“特立独行”的“狂者”个性，及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两者是我们论述章太炎思想的最为根本的出发点），此外，它还同章太炎独特的民族思想与历史观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章太炎通过对于民族起源的历史，以及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程序的追寻，不仅进一步地凸显了由其独特的思维模式所致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而且，还使其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运思理路，充满了浓厚的“历史意识”，有着“历史主义”的浓厚色彩。下面，我们就章太炎的民族思想与历史观，首先来作一番梳理，以揭示出章太炎学术与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学术与思想的深层内核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