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情绪主义的问题

｜问题1｜ 蕴涵错误问题

情绪主义是一种投射主义（projectivism）。当我们在一个评价性判断中使用“是错的”，例如，当我们判断“杀人是错的”，似乎是把“错的”当作一个谓词，就类似于我们语言中的非评价性谓词。换言之，我们把“错”视为杀人这种行为的一个属性。由此，我们认为“杀人是错的”和“黄金是金属”相似，因为“错的”和“金属”都是真正的谓词，指向事物的真正属性。但根据情绪主义，用这种观点来解释“杀人是错的”并不正确：当我们把“错”视为事物的真正属性，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将我们的情感或情绪投射到世界上。“错”并非真的是世界中的事物的一种属性，而是我们对世界产生某种态度或情感时投射到世界上的某种东西。如布莱克本所说：

我们将态度、习惯或者其他承诺投射到世界上，这些东西不是描述性的，但是当我们说话和思考时，就好像它们是我们的话语所描述的那些事物的一种属性，我们可以对这种属性做出推理，进行认知以及产生误解，等等。投射就是休谟所说的“将所有自然对象涂上和染上来自内在情感的颜色”，抑或心灵“通过自己给世界着色”。（1984，170—171）

情绪主义的问题是，解释这样的投射如何可能不是一种差错或错误。如果我们的言谈和思考显示存在“好”这种属性，而实际上不存在这种属性，我们的言谈和思考不就有很大缺陷吗？对此，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合理的反应不应该是要求消除或者至少修正我们的道德实践吗？

在日常生活以及文学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上面这样的担心。例如，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胜利》（Victory）中，故事的讲述者和故事里的戴维森船长疑惑，海斯特将莱娜救出臧加科莫的旅行乐团是出于什么动机：在海斯特心里，这种行为是情急之下利用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还是解救一个受折磨的人？由于海斯特具有一种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世界上的倾向，讲述者和戴维森担心海斯特是否因此犯了这种错误：当他的行为实际上只是情急之下利用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他却以为是在解救一个受折磨的人：

戴维森和我都怀疑这在本质上是否是解救一个受折磨的人。我们不是两个以自己的性情给世界染色的浪漫主义者，但我们早已对海斯特的为人心知肚明。（1915，66—67）

由此，戴维森和讲述者排除了海斯特的错误，但这么做的前提是认为他倾向于以自己的性情给世界“染色”，从而可能陷入某种相关的错误。

我们再看一个更普通的例证，即具有字面意义上的投射功能的投影仪。设想一位解剖学讲师用投影仪向学生展示关于人类大脑的幻灯片。他调试投影仪，使之照射到一面平整的白墙上。讲课过程中，讲师和学生的讨论就“仿佛”墙上有一张人类大脑的图片。比如，讲师问一个学生图片的哪一部分表示小脑，另一个学生让讲师指出图片上的脑干部分。但显然，墙上并非真的有图片，而只有投影仪所投射的图像。在某种意义上，这在眼下的例子中不会让我们感到担心：讨论时“仿佛”墙上真的有一张图片，这无非是一种方便而无害的虚构。然而，当我们判断“史密斯折磨猫的行为是错的”时，认为自己是在“投射”，就很令人不安了。我们真的可以接受这样的看法吗：史密斯的行为并非真正是错的，“错”这种属性只是投射我们的忧虑或震惊？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对道德属性的理解上是投射主义者，他如何避免这样的蕴涵：将道德属性赋予事物总是会让我们陷入错误？

｜问题2｜ 弗雷格—吉奇问题

这个问题以彼得·吉奇（Peter Geach）的名字命名，他在Geach（1960和1965，在后者中，吉奇将这一反驳归于弗雷格）中，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经典的现代阐述。根据情绪主义，当我真诚地说出“杀人是错的”这个句子，我不是在表达信念或者做出断言，而是表达某种不具有真假的、非认知的情感或感受。

由此，情绪主义者主张，在“杀人是错的”表面上用于断言杀人是错误行为的语境中，这个句子实际上是用于表达一种反对杀人的情感或感受。然而在有些语境中，“杀人是错的”即便表面上也不是用于做出断言，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语境？句子“如果杀人是错的，那么让弟弟杀人是错的”便是一个例子。显而易见，即便在表面上，这个句子前件中的“杀人是错的”也不是用于做出断言。那么，情绪主义者如何解释“杀人是错的”在诸如条件句前件这样的“非断言语境”（unasserted contexts）中的功能？由于它在这种语境中不是用于表达反对杀人，对其语义功能的解释必定不同于解释“杀人是错的”表面上表达直接断言的情形。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何解释下面这样的有效推理：

（8）杀人是错的。

（9）如果杀人是错的，那么让你弟弟杀人是错的。

所以，

（10）让你弟弟杀人是错的。

倘若“杀人是错的”在断言语境（8）中出现时的语义功能，不同于它在非断言语境（9）中出现时的语义功能，以上述方式推理的人不就完全犯了偷换概念（equivocation）的错误吗？上述推理如果是有效的，（8）和（9）中出现的“杀人是错的”必须具有相同的意义。而如果“杀人是错的”在（8）和（9）中具有不同的语义功能，它在（8）和（9）中当然不会有相同的意义。所以，上述推理看来和如下推理一样无效：

（11）我这瓶啤酒有一个头。

（12）如果某样东西有一个头，那么它必定有眼睛和耳朵。

所以，

（13）我这瓶啤酒有眼睛和耳朵。

这个推理显然无效，因为它偷换概念，“头”在（11）和（12）分别出现时具有不同涵义。

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在基础逻辑中，我们如何确定一个已知推理是否有效？一种途径是构造真值表（truth-table），检查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所有的前提为真而结论为假。如果有这种情况，推理无效，反之，则推理有效。但是，如果推理的某些前提［例如（8）］甚至不能依据真假来评价，这种办法又有什么意义？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弗雷格—吉奇问题为什么不会困扰认知主义的伦理理论，这类理论认为“杀人是错的”具有真值条件，真诚地说出“杀人是错的”可以表达信念。根据认知主义，像上面（8）和（9）到（10）这样的道德假言推理，跟下面这样的非道德假言推理并无差异：

（14）下雨了。

（15）如果下雨了，那么街道是湿的。

所以，

（16）街道是湿的。

尽管事实上，“下雨了”在（14）中是断言的，在（15）中则否，为什么这个非道德假言推理仍然有效呢？答案显然是，（14）中通过断言“下雨了”所得到的事态，和（15）的前件所假言地引入的事态是相同的。（14）中的“下雨了”用于断言实现了一个事态（下雨了），而（15）则断言如果那个事态实现了，那么另一个事态（街道是湿的）也会实现。赋予相关句子语义功能的，自始至终都是简单的断言语境中所断言实现的那种事态。至于从（8）和（9）到（10）的推理，我们不知道情绪主义者如何能提出类似的解释：我们不知道“杀人是错的”在（9）的前件中的语义功能，如何能由它在（8）中所表达的情感来赋予。

由此，情绪主义者面临的弗雷格—吉奇挑战是：当道德语句出现在诸如条件句前件这样的“非断言语境”中，如何给出一种符合情绪主义的解释，可以不损害这些语句所构成的那些推理在直觉上的有效性？

｜问题3｜ 分裂态度问题

如果“对”、“错”等属性只是投射我们自身的情感和态度，我们如何能认真对待它们？布莱克本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是：

投射主义者能认真地对待责任、义务、“神声音严肃的女儿”这样的东西吗？倘若他否认这些代表着外在的、独立的、权威的要求，他如何能认真对待它们？那么，他一方面持有自己的道德承诺，一方面又认为它们是没有根据的，这在某种意义上难道不是一种分裂的态度吗？（1984，197）

立场一贯的投射主义者真的能避免最终接受一种法国黑帮道义吗？（1984，ibid.）

｜问题4｜ 心灵依赖问题

倘若如休谟所说，“对”、“错”等属性是“我们的情感的产物”（Blackburn，1981，164—165），不就意味着这些属性以一种可疑的方式依赖于我们的情感吗？情绪主义不就蕴涵着如果我们的情感发生变化，“对”和“错”也会发生变化（类似于投影仪上的变化导致白墙“上”的东西变化）？以及如果我们的情感消失，“对”和“错”也会消失（类似于毁坏了投影仪也就消除了白墙“上”的东西）？情绪主义能避免让道德以如此糟糕的方式依赖于心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