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答案

政治学家如何寻找信息以便评估其理论的精确性、相关性和解释潜力？他们用来回答这些基础性问题的工具主要是历史、哲学和科学方法。

历史

答案经常从历史中发现。如果没有历史背景，今天的很多关键问题都将是无法理解的。历史告诉我们，哈马斯在以色列制造的定期爆炸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领土争端的一部分，该领土争端起源于圣经时代，其当代根源则是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苏丹穆斯林北方和基督教／泛灵论南方之间长达20年的内战和始于2003年的达尔富尔危机，都是中央政府长期忽视边缘地区造成的，并因宗教差异而加剧，因自然灾害而恶化。没有这些历史背景，我们就没法讨论处理阿以争端的适当方案，我们也没法理解为什么2011年南苏丹共和国的建立没有解决达尔富尔危机。

因此，历史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背景。历史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如此重要，以至于直到20世纪初期一直没有独立的国际关系学科分支。在此之前，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国际关系在大多数学术机构仅仅属于外交史研究而已。拥有外交史和国别史知识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依然至关重要。

历史不仅可以让研究者获得关于具体事件的详细知识，而且还能用于检验一般法则。历史研究者从过去的事件中破解行为模式，并得以开始解释各种不同事件之间的关系。例如，外交史学家根据历史发展记录下了战争发生时的各种案例，描述了导致战争爆发的不同模式，因此可以寻找对战争或战争根源的解释。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1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使用了这种方法。修昔底德对战争的潜在根源和直接根源作了区分，他发现，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权力增长。由于雅典城邦国家的权力增加了，作为雅典最大对手的斯巴达担心自身权力的丧失。因此，变革中的权力分配成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潜在根源。

很多学者循着修昔底德的足迹，以相似的方式运用历史。但是，运用历史必须谨慎，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通常依赖类比方法，例如，把2003年伊拉克战争同越南战争进行类比。在两次事件中，美国都针对一个自己不了解甚至常常无法辨别的敌人开战。在两次事件中，美国都采取了支持国家建设的战略，以使两国中央政府可以继续进行战斗，这个政策分别被称作“越南化”和“伊拉克化”。当美国国内支持减弱和美国退出时，这项政策便使美国在两地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二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任何类比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越南历史悠久，并在对华和对法战争中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相比而言，伊拉克是个比较新的国家，种族和宗教严重分裂，每个团体都有各自的目标。在越南，美国的战争目标是帮助南越盟友对抗受到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北越。在伊拉克，美国的战争目标首先是将萨达姆赶下台，美国怀疑他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其次是建立民主制度，美国认为伊拉克实现民主最终将给整个地区带来更大的稳定。在两次事件中，尽管我们不能忽略历史，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从其他历史经验中总结“教训”。

历史类比是不全面的。人们吸取什么教训往往取决于有什么样的理论取向。现实主义者从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可能吸取的教训是美国没有使用其全部军事力量；政治行为体制约了军事行动；否则，战争的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自由主义者的结论可能是，美国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卷入战争，因为美国本土并未受到影响，而且一国建设或重建另一国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从美国默认俄罗斯人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事件中，我们又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盟国绥靖德国的慕尼黑事件的重演吗？抑或是对民族自觉的肯定，因为大多数人为俄罗斯裔的克里米亚人通过投票决定脱离乌克兰并入俄罗斯？2015年西方国家与伊朗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能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吗？这是又一次的慕尼黑事件还是又一次的赫尔辛基时刻？赫尔辛基时刻是指正式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边界和倡导尊重人权的1975年协定。历史并不能提供清晰明确的教训或指南。

哲学

哲学能帮助我们回答国际关系问题。很多经典的哲学探讨聚焦于国家及其领袖——国际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分析的方法。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前347年）在《理想国》中提出，在“理想国”中应该进行统治的是那些在哲学和战争方面出类拔萃的人。柏拉图称这些理想的统治者为“哲学王”。柏拉图尽管并没有直接讨论国际关系，但他提出了两个对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观念——阶级分析和辩证推理，这两个观念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家奠定了基础。激进主义者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经济阶层看作国内和国际政治的主要区分单位；这个观点将在第三章和第九章作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者还认识到辩证推理——即通过对话或交谈发现最初主张或政治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并由此进行推理——的重要性。用当代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这种分析揭示了全球政策和地方政策之间的矛盾。例如，地方层面的纺织工人因国外竞争而丧失了工作，并被高技术工业所取代。

正如柏拉图对当代思维的主要贡献既有实际内容方面的，也有方法论方面的，他的学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的贡献也在于实际内容（探寻理想的国内政治体制）和方法论两个方面。亚里士多德分析了168个城邦的宪法，思考了国家之间的相似与不同，从而成为第一个使用比较分析方法的作者。他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兴衰主要是因为内部因素——这个结论在21世纪仍处于辩论之中。

古典时代之后，很多与国际关系相关的哲学家都集中探讨该学科的基础性问题。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在《利维坦》中设想了一种自然状态，即一个没有政府权威或市民秩序的世界，人被感情驱使，生活在对自身安全的持续担忧之中。对于霍布斯来说，人的生活是孤独的、自私的甚至野蛮的。由此外推到国际层次，在缺少国际权威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也处于一种“自然状态”或无政府状态（anarchy）。国家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只能像人在自然状态中那样行事。霍布斯认为，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案是，建立一个对权力加以集中和绝对控制的单一国家——利维坦。

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同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但由于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他却看到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把自然状态描述为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世界，人的主要关注点是自我保存——与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别无二致。卢梭用鹿与兔的故事说明了这个困境。在狩猎社会，每个个体都必须保证完成指派的任务，以便找到并捕到一头鹿作为群体成员的食物。然而，如果一只兔子碰巧在附近经过，一个个体可能会去追这只兔子，指望尽快获得他下一顿的饱餐，根本不管他的行为会如何影响群体。卢梭对这些猎人与国家进行了类比。国家会不会像追赶兔子的猎人一样追求短期的私利？抑或国家有没有认识到共同利益的好处？

为解决鹿与兔的故事提出的困境，卢梭设想的方案不同于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的优先选择是创建一个可以达成公意（general will）的较小规模的共同体。实际上，根据卢梭，“只有公意”，而不是利维坦，才能“按照创建国家的目的，即提供公共物品（common good），来掌管国家的力量”。在卢梭的构想中，“我们每个人都把共同拥有的自身及全部权力置于公意的最高掌管之下；而且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把每个成员都接受为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还有另外一种关于国际社会特征的哲学观点，是由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在《普遍历史观念》和《永久和平论》中提出来的。康德构想了一个国家联邦，作为实现和平的手段，在这种世界秩序中，人可以在不必担忧战争的情况下生活。国家主权可以继续完好无损地得到保留，但是新的联邦秩序将既优于“超级利维坦”，又比卢梭的小规模共同体更有效、更现实。康德的分析是以不同于卢梭和霍布斯的人类观为基础的。在他看来，尽管不可否认人是自私的，但人可以学习采用世界大同主义和普世主义的新方式。

这些哲学家奠定的传统有助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它引起人们对几种基本关系的关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就这些关系究竟是什么和应该怎样的问题，这些哲学家提出了各种不同甚至通常是彼此竞争的看法（参见表1.1）。早期哲学家还引导当代国际关系学者考察领导人的个性，认识一个国家国内层面的重要性，对国家和自然进行类比，并对国际共同体进行描述。历史和哲学让我们得以对基础性问题——人性、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主要特性——进行深入研究。历史和哲学使我们思考政治生活中的规范性（normative）（或伦理性）要素：国家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国际社会的规范应该是什么？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加以建构以便实现有序？什么时候战争是正义的？应该对经济资源进行再分配吗？人权应该被普世化吗？哲学方法或许不能帮助我们回答具体问题。哲学方法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为我们的行动提供规范指南，但哲学往往不能帮助我们制定或执行政策。尽管如此，历史和哲学仍是国际关系学者使用的重要工具。

科学方法：行为主义

20世纪50年代，有些学者开始根据对人性和历史的某种理解，发展一种更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他们依赖的哲学假定是，人倾向于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行事。如果个人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行事，难道国家会不这样吗？国家行为是否存在某些反复再现的惯常模式？外交史是否存在某些微妙的模式？国家是不是渴望获取权力，就像某些哲学家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我们如何才能解释这些经验性发现？我们能用这些发现来预测未来吗？

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提出，个人，不论单独还是集体，都以某种模式化的方式行事。行为主义科学家的任务是，就这些模式化行为提出令人信服的假说，并系统地从经验上验证这些假说。这些学者用科学方法的各种工具描述和解释人类行为，希望最终可以对人的未来行为进行预测。然而，很多人仅满足于能够对行为模式进行解释，因为在社会科学中预测依旧是一件没有把握的事。

战争相关系数研究计划是一个以密歇根大学为基地的研究项目，它让我们得以审视行为主义的适用性。从1963年开始，政治学家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和他的同事历史学家斯梅尔文·斯莫尔（Melvin Small）专攻国际关系的基础性问题之一：为什么会有战争？受在如何才能实现和平这一规范性哲学问题的启发之下，这两位学者选择了一条经验研究路径。他们不是集中研究某一场改变历史趋势的“大战”，就像修昔底德所做的那样，而是寻求在很多不同战争中发现某些模式。辛格和斯莫尔相信可以从全部战争中发现一些可归纳概括的模式，他们于是转向统计数据，试图揭示这些模式。

战争相关系数研究计划的最初任务是收集有关1865年到1965年间在12个月内造成1000人以上死亡的国际战争的数据。对符合标准的93场战争的每一场，研究者都建立了有关战争规模、严重程度和激烈程度以及战争频率的数据。这个数据收集过程是一项比辛格和斯莫尔预期的要大得多的任务，雇用了不计其数的研究员和研究生。

一旦这些战争被编撰成典，第二个任务就是形成具体的、可检验的或许可以解释战争爆发原因的假说。国际体系中联盟承诺的数量与发生战争的数量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国际体系中大国的数量与战争的数量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战争的数量和冲突的烈度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哪些因素群与战争爆发最为相关？这些因素是如何彼此关联的？虽然回答这些问题永远都不能证明一组特定的因素群就是战争的根源，但是它会提醒我们某些高水平的相关性值得进行理论解释。这是这项研究计划的目标，很多沿袭科学行为主义传统的其他研究计划也都以此为目标。

另一个行为主义研究的例子是人权。很多学者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很多国家违反人权条约。是因为这些国家从来没想要遵从这些条款吗？在人权条约上签字是跟说空话一样吗？还是因为没有国际执行方面的威胁？抑或是因为国家通常没有能力执行新的标准？跟战争相关系数研究计划从数据收集开始不同，社会学家韦德·科尔（Wade M. Cole）始于提出一个假说，即“不遵从国际条约义务既非随意也非蓄意”。相反，它取决于国家的行政效率。科尔使用辛格纳利—理查兹（Cingranelli-Richards）人权数据库中有关国家行政效率的每个独立变量和有关国家赋权与人身安全权利的依赖变量，用精炼的统计模型证实了他的预期。在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国家赋权与人身安全权利的改进取决于国家能力。

不过，两个研究计划都存在方法论的问题。战争相关系数的数据库查看所有国际战争，而不管它们的政治、军事、社会和技术背景有何不同。19世纪末期的战争和新世纪的战争能用相同的因素进行解释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很多随后的研究者将数据库进一步扩大，涵盖军事化的国家间争端，即没有发展成全面战争的冲突。而且，这些数据不仅包括国际战争和内战，还包括地区内部、社区之间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战争。人权研究也涉及关键变量的度量和操作问题。我们如何度量像国家赋权和国家能力这样的概念？很多不同指数需要整合。而且，可能无法获得用于研究所有国家和所有时间的相关数据。以上每个例子都需要考察替代性的解释。此类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改进解释的手段，以及为其他学者提供可供进一步验证的假说的手段。

对行为主义路径的不满以多种形式被表达出来。首先，数据只能被选取和编撰。不同的数据可以让人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例如，在全球暴力是否减少、世界是否事实上更和平的问题上就存在对比明显的评估。其次，很多批评者认为，对数据和方法的关注已经淹没了其研究的实质内容。很少有人怀疑辛格和斯莫尔对战争根源问题进行开创性探讨的重要性，但甚至这些研究者本人都承认，在追求汇编数据和磨砺研究方法的过程中，他们忽略了很多重要问题。一些仍然坚持行为主义导向的学者建议，简化那些深奥的方法，以便重新聚焦实质性问题。再次，对于一些人来说，很多基础性问题——人和社会的本性——被行为主义者忽略了，因为它们并不是可以用经验方法轻易加以验证的。这些批评家建议重新回到国际关系的哲学根源。大多数学者继续坚定地忠实于行为主义和科学方法，他们会说在解释国家间互动方面已经取得了缓慢但却渐进的进步。

在寻找某些发现的时候选择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另一种会不会真的不一样？尽管没有系统比较，但证据显示，在人权研究中，研究发现的确因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历史和哲学传统中的定性研究通常使用较长历史时期中一个具体人权问题的案例分析，研究者往往会发现人权状况在进步。他们还发现新的人权规范已经形成。与之相比，行为主义研究者一般都发现国家行为的改变并不明显。此类研究者通过使用大样本研究，在存在数据的情况下涵盖很多国家，涉及几十年的变化，发现一国人权状况的进步是微不足道的。什么原因可以解释这些不同的发现？数据的操作、问题、时期和可获取性都能说明人们的发现为何不同。这种不同使研究者倾向于采用更加混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多元方法的研究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排除那些因不同方法造成不同结论的令人困惑的发现。

非传统路径

有些国际关系学者不满于使用历史、哲学或行为主义研究路径。建构主义者转向话语分析来回答国际关系的基础性问题。为了探索观念如何塑造身份，他们分析文化、规范、程序和社会习惯。他们考察身份是如何形成和随着时间改变的。他们利用文本、访谈和档案材料，通过乘坐当地公共交通和排队来研究当地习惯。他们通过使用多重数据，创建厚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中的案例研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依据对冷战结束时苏联的外交政策、德国和日本的安全政策从军国主义到反军国主义的发展，以及阿拉伯民族身份的分析，该书作者们探索了不同行为体对文化因素变迁进行的回应，以及由此界定的安全利益。这些研究显示了社会和文化因素是如何以一种与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预期相反的方式塑造国家安全政策的。

后现代主义者通过在潜台词中、在表层下面探寻具有引申涵义的文本（或资料来源），寻求解构国际关系领域的基本概念，像国家、民族、理性和现实主义。一旦这些引申涵义得到揭示，后现代主义者便开始用无序取代一度有序的画面，用多重描述取代二分法。

例如，政治学家辛西娅·韦伯（Cynthia Weber）认为，主权（国家的独立性）既没有得到明确界定，又不是始终站得住脚的。经过深入到主权内部进行探索，并超越传统哲学家的评价，她发现，主权的概念界定是不断变迁的，主权概念的变迁是以当时的特殊情况为基础的，并得到了不同共同体的认可。主权的多重涵义是依时间、空间和历史背景为转移的。卡伦·利特芬（Karan T. Litfin）更具体地说明了主权规范如何不断变化以应对生态破坏，尽管其过程依然是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这些分析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深远，因为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根植于国家主权和支持主权的公认惯例。它对传统理解提出了挑战。

后现代主义者还寻求发现“其他人”的声音，这些个体在国际关系中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并被边缘化了。克里斯廷·西尔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用她的方法讨论了格林汉姆共同和平阵营（Greenham Common Peace Camp），这个主要由妇女组成的团体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背井离乡，从威尔士步行一千多英里到一个英国空军基地，抗议在该基地部署导弹的计划。虽然这些游行者被媒体忽略了——因此成了“沉默无声的”——但她们维持了抵抗政治，征募到了营地附近的其他政治行动团体，同驻扎在基地的军事人员进行了接触。1988年，在《中程核力量条约》得到签署、导弹被拆除之后，这些妇女转移到另外一个抗议地点，继续激发公众对核时代英国作用的关注。使用非传统方法的学者还探究那些“无声者”（或被社会遗弃者）如何在南亚为他们的人权而战斗，残疾者如何在国际论坛中找到代言，以及某些人如因强奸而出生的孩子为何不能找到代言。

今天没有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可以通过排他性地依赖任何单一一种方法来进行回答。历史，不论以广泛的案例研究的形式（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是以研究多重战争的形式（战争相关系数研究计划），都提供了有用的答案。哲学传统为今天的很多重要辩论提供了强有力的逻辑推理和分析框架。但行为主义方法仍然是主导性的，因为它们越来越使用各种混合方法，将社会科学中最好的研究方法和其他研究路径结合起来。较新的话语分析、厚度描述和后现代主义方法提供了一个甚至更为丰富的基础，国际关系学者可以从中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