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

自由主义（liberalism）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的，人们能够改善他们的道德和物质条件，使社会进步——包括持久和平——成为可能。不良或邪恶的人类行为，如不讲道义和战争，是不适当的或混乱的社会制度（institutions）的产物，是领导人之间误解的结果。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不正义、战争和侵略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能够改善的，甚至可以通过制度改革或集体行动予以消除。根据自由主义思想，人类自由可以在民主国家及通过有效管理的市场资本主义实现最佳扩展。

自由主义的起源

自由主义理论起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19世纪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20世纪的威尔逊理想主义。18世纪启蒙运动对自由主义的贡献在于这样的希腊理念，即个人是理性的人，能够理解支配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理解这种法律意味着人们有能力通过创建一个公正的社会来改善他们的条件。如果一个公正的社会无法建构，那么问题在于制度的不适当，而不适当的制度是混乱环境的结果。

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年）的著作反映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他提出，问题不在于人性是有缺陷的，而在于人进入了市民社会并组成了独立的民族。战争是社会的产物，不是个人内在的本性。克服社会的缺陷，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教育帮助人们适应市民社会的生活。国家集团是根据万国公法团结起来的，万国公法甚至在战争期间还规范人们的行为。孟德斯鸠乐观地宣称：“不同民族在不损害其真正利益的情况下，在和平时期应该彼此尽可能友好相处，在战争时期应该尽可能不相互伤害。”

与此相似，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著作构成了启蒙信念的核心。根据康德的思想，国际无政府状态可以通过某种集体行动予以克服，即主权国家在维持自身完整的基础上组成国家联邦。就像其他自由主义哲学家一样，康德的观点是，人类能够超越国际体系中无政府状态的局限，并逐渐使战争消亡。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康德的哲学并不假定或要求存在道德的行为体。相反，康德认为，国家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行事，追求自我利益的国家通过反复的互动最终可以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和平区，尽管自我利益依然存在。正如他的名言所说的，永久和平的出现，需要的不是道义天使，而是“理性恶魔”。

19世纪的自由主义继承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并通过增加民主政体优于贵族政体、自由贸易优于国民经济自给自足的偏好将其翻新。19世纪的自由主义认同启蒙运动对人性的乐观看法，认为人能够以理性的方式满足他的自然需要和欲求。这些需要和欲求可以通过每个个体在民主国家中追求各自的自由和自主而最有效地实现，而不受制于过多的政府限制。同理，政治自由最易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理性的、有占有欲的人类能够改善他们自己的条件，使个人与集体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福利都实现最大化。必须让自由市场走向繁荣，政府必须允许贸易和商业自由流动。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自由贸易和商业促成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因而提高了战争的成本，减少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20世纪的理想主义也对自由主义作出了贡献，美国总统威尔逊是最伟大的理想主义倡导者。威尔逊是国际联盟盟约的始作俑者——“威尔逊理想主义”这个术语由此而来。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基本命题是，战争可以通过国家的集体行动得到预防。国际联盟盟约的26条规定中，一半以上是以预防战争为焦点的。这个盟约甚至包括一个使集体安全观念合法化的条款，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即一个国家的侵略行为将遭到集体行动的反击，“国际联盟”是集体安全观念的具体体现。

因此，国际联盟说明了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国际制度在处理战争问题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在多边论坛中解决集体问题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者还对国际法和法律手段——调解、仲裁和国际法庭等——深信不疑。还有些自由主义者认为，通过裁军可以消除所有战争。不论具体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自由主义的基础都深深地根植于对人类理性的信仰，认为不可将人类条件归结为个人的信念（与现实主义者不同，现实主义者通过孤立的个人来理解人类不安全的模式，自由主义者认为人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以及通过学习和教育，人类可以发展制度以保障并发展人类福祉的信念。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当国际联盟被证明无法维持集体安全的时候，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人类暴行使很多人对人性的基本善良提出质疑的时候，自由主义经受了严厉的审视。人类本性上是善的吗？以最佳假想为基础构建的制度怎么失败得如此悲惨？作为一种理论视角的自由主义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实主义及其欣赏的解决战争的方案，即均势。

新自由制度主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在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大旗下得到了复兴。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如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质问为什么国家在大多数时候，甚至在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条件下选择合作。答案之一可以在简单而又深刻的囚徒困境的故事中找到。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关于两个囚犯的故事，每个人都因涉嫌犯罪而被单独审问。警察有足够的证据对他们提出较轻的指控，但需要囚犯坦白交代才能对他们提出较重的指控。审问者告诉每个囚犯，如果他们中的一个提出反对另外一方的证据（背叛），另外一个保持沉默（合作），那么背叛的一方将获释，合作的一方将被关押一年。如果两个人都背叛，那么他们都将被关押三个月。如果两个人都不背叛（也就说双方都合作，保持沉默），那么他们都只能被提出较轻指控，分别被关押一个月。比如说，两个囚犯都背叛，每个人被关押的时间都比他们相互合作、一起保持沉默更长，为什么每个囚犯都不愿合作呢？只要这种博弈仅进行一次，每个囚犯都不知道对方会如何反应，那么双方都会提供不利于对方的证据（即背叛），因为不管对方作何选择，本方的结果都会好于对方。这里，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囚徒困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困境，因为只要博弈按照既定方式建构好了，那么任何理性的囚徒都会选择背叛：这是将灾难（被押一年）可能性最小化的唯一可信方式。第二，囚徒困境作为一种说明性的博弈非常有名，因为它凸显了一种互动结构何以能够在意图和结果之间介入，以解释非蓄意（或有害）结果的发生。这是一种有效的现实主义故事，强调的是互动结构如何制约通过合作实现和平的可能性。但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假定博弈只进行一轮？

如果囚徒困境的互动重复发生，那么互惠（在博弈理论中就是知名的“一报还一报”）的可能性将使合作而不是背叛成为每个博弈者的理性选择。如果在第一轮互动中其中任何一个囚犯提供不利于对方的证据，那么在第二轮互动中，另外一个囚犯都会报复。随着进行更多轮的互动，理性博弈者知道可以通过合作将预期受益最大化，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合作就会成为他们的最优或主导战略。与此相似，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面临的情况并不是一次性“博弈”，它们在一系列问题上要反复彼此面对。不像传统自由主义者，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并不认为，个人之间会出于人类的内在本性而自然选择合作。囚徒困境为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提供了在不存在国际权威管理合作的情况下实现相互合作的基本原理。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作出了与自由主义者相同的预测——合作，但他们对为什么合作会发生的解释是不同的。对于经典自由主义者来说，合作源于人类创建和改造支持合作性互动、阻止胁迫性行为的制度。对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来说，合作的发生是因为行为体之间进行连续的互动，合作符合每一方的私利。制度以其他方式有助于预防欺骗：制度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促成互换产生的成本），减少机会成本（替代可能性的成本），并促进信息流动——这些都是合作的好处。

新自由制度主义思想中的另外两点也有助于解释合作。第一，在一个问题领域的合作会扩溢到其他问题领域。因此，贸易合作随着时间的发展可以促成安全合作。第二，像基欧汉这样的理论家认为，制度合作能够深化到一定程度使之具有某种惯性：不管制度合作得以建立的初始条件是什么，一经建立，制度合作就会存在下去，甚至繁荣发展，即使初始条件已经消亡也是如此。看看北约的例子。北约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旨在防止欧洲被苏联凌辱或征服，但是苏联1991年解体了。那么，为什么北约会继续存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会说，最初使北约成为可能和有效的合作随着时间的发展已经深化了，合作本身变成了目的。

对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来说，就像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一样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是，就像伊肯伯里这样的理论家所说的，现实主义不能解释苏联解体之后战后稳定的持久性，但新自由制度主义可以。像北约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这样的制度为国家间互动提供了可靠的框架，并因此形成对反复互动的强烈预期。反复互动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加强合作，不仅在安全问题上，而且在包括经济贸易、人权（自由主义者关注的经典问题）、环境、移民和跨国犯罪等在内的各种国际问题上。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在构建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促进、扩展和深化合作，并因此使所有各方的受益最大化。制度帮助塑造国家偏好，巩固合作关系。

今天的自由主义

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一般理论视角已经赢得了新的信誉。两个特别的领域凸显出来。第一，民主和平论（第五章将作详细讨论）的研究者试图解释一种经验困惑：尽管总体上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一样喜欢打仗，但是为什么民主国家从不彼此开战呢？问题是：为什么？一系列自由主义的解释提供了问题的答案。一种观点认为，民主进程抑制了侵略；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听从多种意见，这些意见倾向于制约决策者，并因而减少了战争的几率。另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密集网络将民主国家约束在一起的跨国制度和国际制度有助于制约国家行为。这些解释都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其政策寓意很清楚：用民主政府取代专制政府就可以减少发生国家间战争的概率，这对于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净受益。

第二，作为学者和前政策分析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现，国际自由主义不仅在冷战结束之后复兴，而且还取得胜利。他承认，一些群体，如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会继续彼此怀恨。但是，大规模冲突发生的频率在过去二十年中已经减小了。福山提出，“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作为人类治理的最后形式走向普世化”第一次成为可能。事实上，政治学家约翰·穆勒（John Mueller）甚至更强烈地提出了自由主义观点。就像决斗和奴隶制一度是可接受的习惯，现在已经在道德上变为不可接受的一样，战争在发达世界也越来越被看作是不道德的和不得人心的。穆勒说，两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时刻已经使战争过时（参见第八章）。

穆勒认为战争过时的观点最近被另外两个学者进一步发展了。他们是平克和乔舒亚·戈德斯坦（Joshua Goldstein）。平克作为认知和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不仅战争过时了，所有形式的暴力活动也都在消失。戈德斯坦的分析显示，国家间战争的频率和强度在过去40年中都急剧减小，因此他说：“反对战争的战争取得了胜利。”

自由主义因此构成了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对立面。尽管这两种理论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但是它们都假定行为体是基本理性的，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而且二者都从物质主义角度界定权力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