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最初二十年

或许，冷战后国家间政治的最大变化是恐怖主义的升级。恐怖主义曾经是相对较小的威胁，现在已从执法问题升级为事关致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安全问题（因此也是一个军事问题）。2001年9月11日，世界目睹了恐怖分子在“基地”组织的组织和资助下对纽约和华盛顿发动的致命的、心理上摧毁性的和经济上破坏性的恐怖主义袭击。这些袭击由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策划，激发了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美国获得了全世界的巨大支持，北约盟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启用《北约宪章》第五条款，该条款宣称对北约任一成员的袭击是对北约全体成员的袭击。在此鼓舞下，美国着手领导一个特别的联盟，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恐怖主义组织开战。正如将在第八章讨论的，这场新的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ism）将很多因素融合为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重点的多重战争。很多国家逮捕了已知的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并冻结了他们的财产。2011年10月，美国在阿富汗进行了一场战争，驱逐了塔利班政权，这个政权为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提供安全港，并为它自由地计划、组织、训练和实施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全球恐怖活动提供基地。

阿富汗战争——被称作“持久自由行动”——在2001年和2002年以恐怖主义分子及其支持者为打击目标，试图为该国举行人民选举铺平道路，并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是随后，美国便同自己的盟国分道扬镳了。美国确信伊拉克维持着一个秘密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WMD）计划，并通过支持恐怖主义组织构成了一种持续的威胁，因此美国试图在联合国寻求支持，以便获得授权用武力将萨达姆赶下台，并找到隐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当联合国拒绝支持美国的请求时，美国就同英国建立了自己的联盟，于2003年摧毁了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推翻了伊拉克政府。结果，在伊拉克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美国于是提出其他理由为战争辩护，包括促使伊拉克的三大群体——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什叶派阿拉伯人——在一国之内实现民主。尽管萨达姆本人2006年就被处决了，美国军队也逐渐撤出了，但伊拉克的战争今天仍在继续。伊拉克被宗派冲突所撕裂，经美国组建和训练的军队自2011年美国撤出以来不断遭遇失败和挫折。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现在遇到一个新的野蛮团体，自称“伊斯兰国”。因此，未来伊拉克的稳定及其长期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命运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持久自由行动”以某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树立了一个非危险的先例。如果美国及其盟国能够入侵阿富汗，对恐怖主义进行惩罚或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它们为什么不能入侵其他任何一个也窝藏恐怖分子的国家呢？2001年塔利班被击败之后，大多数塔利班领导人都通过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之间管理松散的边界出逃。但巴基斯坦是美国的正式盟友，对于任何对其主权的轻视都非常敏感。这种情形促成了一种对于美国—巴基斯坦关系来说并非独特的困境。如果美国现在想要在阿富汗成功实现稳定，就必须赢得巴基斯坦的支持，以根除它为支持被美国及其盟国认定为恐怖分子的团体而提供的庇护所。但巴基斯坦现在没有能力，可能也没有意愿，或者关闭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或者阻止其领土上的这些团体攻击阿富汗范围内的阿富汗军队。如果美国想要使用其自己的资源来实现目标，那么巴基斯坦会强烈抵制。因此，“反恐战争”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陷入了非常棘手的困境。

“9·11”恐怖主义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了经济低迷，但即便在此之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仍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尽管拥有优势地位，但是，美国人民并没有免遭袭击的安全感。全球反恐战争远远没有结束，好像也没有进一步向胜利靠近。美国权力是否将被新兴权力（或大国联盟）制衡的问题也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尽管美国军事力量在国内依然备受尊重，但阿富汗战争（2014年美国撤军，只留下部分军事顾问）却非常不得人心。

当代的国际事件继续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2010年12月，突尼斯一个单人的当地抗议事件引燃了反对突尼斯长期独裁者本·阿里（Zine al-Abidine Ben Ali）暴政和腐败的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2011年1月，本·阿里被推翻，并逃亡到沙特阿拉伯。但反对腐败和暴虐的阿拉伯领导人的抗议并没有因此停止。群众抗议很快在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并随后在叙利亚爆发。埃及领导人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措手不及，只能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大规模屠杀抗议者，要么自己下台。由于埃及军方拒绝屠杀抗议者，穆巴拉克只能被迫下台。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Muammar Qaddafi）的命运更为糟糕。他不仅被得到法国和美国积极支持的反叛者赶下台，而且被逮捕，随后被杀害。

2011年1月，突尼斯抗议者用突尼斯国旗裹着的棺材袭击总理办公室。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中东很多专制政府都面临群众的抗议。

现在回想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其最终命运依然是不明朗的。在巴林，抗议者被残酷镇压了。在叙利亚，阿萨德（Bashar al Assad）为保住政权，反对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指使其军队屠杀了7万多叙利亚公民，并造成大范围的难民危机。在埃及，穆巴拉克下台，取而代之的是穆尔西（Muhammad Morsi）（宗教党领袖）当选，后者不久又被埃及军队赶下台，现在的临时政府实际上由埃及军方操纵，因此，“民主”被证明是很不靠谱的。但是，“阿拉伯之春”是重要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证明那些极端、好战的伊斯兰主义者（如“基地”组织）宣称，只有通过伊斯兰革命，对“西方”进行恐怖袭击，以及重建严格的伊斯兰法，阿拉伯独裁者才能被推翻，这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二是情报机关和军队的合力也无法抵挡用手机、勇气和信念武装起来的年轻人的力量。

此外，还有四个最新发展值得一提。第一，自2014年起，中国以非常快的步伐加速发展军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军事支出国。另外，2014年，中国还开始在南沙群岛有争议的水域进行挖掘行动，用大量的沙子填补脆弱的珊瑚礁。2015年10月，美国海军派遣巡航导弹驱逐舰拉森号航行到其中一个人工岛12海里范围之内以示抗议，该地区的紧张关系在持续上升——这里不仅包括重要的航运路线，而且据说还有大量的能源资源。

第二，2014年，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进而“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省（以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塞瓦斯托波尔港）。这次行动并不是由身着俄罗斯军装的俄罗斯联邦的士兵进行的，而是由身着无国籍标识军装的俄罗斯士兵（通常是特种兵）进行的［这种行动现在被称作“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该战术使俄罗斯政府，还有北约和欧盟的代表，能够支持这样的看法，即国际法事实上并没有遭到破坏，尽管在俄罗斯之外，没有一个讲信用的行政当局相信这个说法。或许，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外交政策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吞并”克里米亚本身，而在于这次“吞并”所确立的先例。俄罗斯仿照1938年德国有关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声明提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俄罗斯公民在合法的乌克兰政府被政变推翻之后受到生命威胁。北约成员国波兰、斯洛伐克、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所担心的是，俄罗斯可能会用相似的诡计搞垮它们的政府，并兼并它们的大部分领土。

第三，德国一向是欧盟最可靠的经济生产和增长的引擎，但2009年以来，欧元区的经济健康，甚至长期的可持续性，都已经成为问题。欧盟成员国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塞浦路斯没有能力偿还政府贷款或进行再融资。这使德国和“北线”的欧元区国家陷入严重的政治紧张。较富裕的国家承受着减免债务的压力。而债务国却宣称，不管它们的经济问题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让这些国家破产都会损害欧盟，甚至会进而损害欧洲人预期的相对和平。这些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移民和难民问题，将在第七章、第九章和第十章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第四，在“阿拉伯之春”中强大的独裁者受到削弱，为“伊斯兰国”（有时也被称作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或伊拉克和黎凡特的“伊斯兰国”）的崛起提供了可能，它不仅影响到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而且影响到伊朗，甚至欧洲（来自该地区的很多难民到欧洲寻求庇护）。“伊斯兰国”推行赤裸裸的暴政（包括在占领区蓄意和系统地强奸非穆斯林妇女）和宗教保守主义（基于对《古兰经》和先知的语录进行非常狭隘的、对于大多数伊斯兰学者来说不正确的诠释）。此外，“伊斯兰国”还获取并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并在占领区系统地破坏文化古迹，宣称这些古迹代表的是偶像崇拜。我们会在第八章进一步讨论“伊斯兰国”。

在新世纪，对于所有国家来说，老套的实力政治冲突再度上演。此外，还有两个重大问题会继续发展。一是，第一个十年的跨国问题——跨国的（transnational）重大问题，如宗教、有组织犯罪、传染病、环境、网络安全和恐怖主义——会变得更好解决还是更难解决？二是，我们应该为了什么目标来使用我们的国家力量，包括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和政治力量？遏制或铲除恐怖主义会成为各国新的国家目标吗？国家目标会是阻止全球气候灾难吗？国家的目标会是找到一种方式，以克服世界范围内越来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吗？依然不清楚的是，随着21世纪继续向前发展，哪些国家或国际目标将主导政治格局，以及谁将发挥领导作用。

新闻背后

像日本这样的强国为什么不能在海外使用武装力量？

2015年初，两名日本记者被“伊斯兰国”斩首。“伊斯兰国”拍摄并在互联网上公布了行刑即斩首的详细画面，这让日本和整个世界都感到震惊和愤怒。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很多人都呼吁日本使用军事力量进行回应。但是，相关的新闻分析，如《斩首事件引发有关限制日本使用军事力量的新辩论》，却让我们注意到日本使用军事力量所受“限制”的问题。究竟有哪些限制？这些限制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限制为什么重要？

日本现在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但它并非一向如此。日本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宪法的翻版，因为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战胜国和日本投降后的占领国。尽管日本曾经并依然是强大的先进工业化国家，拥有高技术人口，是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它的战后宪法却包含几条非比寻常的条款和限制。其中最首要的是，禁止日本在海外使用武装力量（宪法第九条）。因此，除了进行人道主义行动，日本的防卫力量被禁止到海外部署。

日本海上自卫队依然是今日日本的核心军事力量。像另一个先进工业化岛国，即现代英国一样，日本拥有规模很小的陆军，却维持相当强大的海军力量，以便出于商业目的守卫海上交通线。有关日本是否应该扩大陆军规模并允许向海外部署的讨论，依然是极富争议的。

日本的历史经验限制了它的当代行动。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敌人和日本军事侵略的受害者认识到，日本的侵略和战时占领期间的野蛮行径具有国家性或种族性，而不是源于糟糕的领导。本章开篇描写的南京大屠杀是那个时期日本犯下的众多恐怖罪行之一。这段历史说明了，1945年对日本在海外使用武装力量加以宪法限制为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合乎情理的。这跟德国第三帝国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另一个主要侵略者。对第三帝国的指责在很大程度上都指向德国领导人希特勒，尽管很多人认为，日耳曼文化中的某种东西让日耳曼人作为一个民族变得更好战、更残暴。新宪法对德国军事力量也施加了限制。这些限制现在还在起效吗？

时间在变，规范在变。宪法是否也应随之改变？如果是，那么应如何改变？应该多快改变？关于这个问题，在日本和德国都有持续的辩论。在日本，问题在于，限制在海外使用武装力量，还是保护日本公民在日本之外免遭恐怖主义袭击或其他人权践踏行为的有效方式吗？这种对使用军事力量的限制会不会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削弱日本的权力？什么时候日本才能再次成为“正常”国家——能像其他国家那样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评析思考题

1. 今天能否信任日本向海外派遣武装力量？为什么能或不能？

2. 历史事件的后果会在多长时间内影响当下政治决策和制度？

3. 哪些因素可以促使一个民族吸取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