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代际和国际贴现

研究长期政策问题（例如未来一二个世纪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以未来消费的增加为表现形式的各种未来收益应当进行贴现，从而可以进行彼此的比较，以及与为了产生这些收益而在早期放弃的消费进行比较。经济学家们也基本一致认为，合适的贴现率应当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个组成部分为纯时间偏好。根据芬克豪瑟（Fankhauser）的说法，纯时间偏好主要揭示了消费者的不耐心，反映了消费者天生倾向于即期消费，而不喜欢推迟消费。第二个组成部分反映了随时间变化的消费边际效用，又可分解为人均消费增长率和消费的边际效用弹性。这两个组成部分——对早期效用的纯偏好和伴随不断增长的人均消费的递减边际效用——不仅仅被用于比较某一未来年份（比如2050年）的效用增加与2000年所发生的成本，而且被用于比较2150年的效用增加与2050年的效用增加。

由于本文认为，在分析温室气体减排所带来的远期收益方面，“贴现”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概念，因此笔者有必要指出，传统的贴现在比较诸如有害垃圾清理（例如美国的超级基金项目）的成本和收益方面还是非常合适的。在这种项目中，有合适利率的贴现对于决定如下事务非常重要：哪些场所值得清理；应当清理多少数量；什么时间以及以什么样的优先次序进行清理。为这类项目提供资金的人实际上是进行储蓄和投资——为了与后世子孙同享未来收益而放弃一些当前消费。而且，使用合适的贴现率来对“投资组合”进行“最优化”也是合理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问题毕竟不同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清理自己的土地。因温室气体减排而发生的成本应当进行贴现；收益则需要采用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了。

纯时间偏好

与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收益贴现有关的时间偏好与不耐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谓的天生的对早消费的偏好只是反映了消费者对自己个人消费的不耐心。

比起2100年，甚至是2050年的人（这些人还不存在，我也不会认识）的消费的增加，我不会对2150年的人（现在也不存在，我也不会认识）的消费的增加感到不耐心。我们可以给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会更偏好2025年消费的增加，而不是2075年同样水平的消费增加，但是这些理由与不耐心和天生的即期消费偏好没有什么关系。到了2025年，我大儿子的年纪就跟我今天一样了，他的兄弟们要年轻一些；幸运的话，他们还将健康地活着，我的孙子到那个时候也跟我的儿子现在的年纪一样了，而我的曾孙们（我现在还没见到）则还年幼。75年后，我的子孙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了。我的基因会延续到未来，但是会变得越来越稀薄了。我可能希望收益能够集中到我的孙辈身上，而不是集中到孙辈的孙辈身上，但是当我意识到我的孙辈的幸福可能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孙辈未来的憧憬，那么我的“时间偏好”就减弱了。

实际上，时间可以度量“距离”。生活在2150年的人比生活在2050年的人“离我们更遥远”。他们的种族构成与地理分布也会与今天的人不同。在通过转移支付进行收入再分配（例如提供国际援助、慈善捐款等）时，人们会根据各种不同的“距离”概念对转移支付的接受者加以区分。其中一个就是地理距离概念：美国人对自己所在的城市比其他较远的城市更感兴趣，对自己的国家也比对其他国家更感兴趣。另一个是政治距离：东海岸美国人对洛杉矶人比对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人更感兴趣。还有一个是文化距离：有些人在语言、宗教和其他文化传统方面更为接近。关系的亲疏也有很大影响，当然亲属关系表现得更突出。亲属距离表现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纵向来看，子女比孙辈离得更近；横向来看，子女比侄女（甥女）侄子（外甥）更亲近。而时间则恰好与纵向距离相关。

为了后代的利益而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进行投资，这一决策本质并不是“储蓄决策”——不是推迟个人消费的决策——而是关于再分配个人收入的决策。现在投入资源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际就是为了将来的人的利益，是将现在的人（即现在作出牺牲的人）的消费转移给将来的人。这有些类似于现在为了地理距离远的人或文化距离远的人而作出牺牲。要确定人们是否关心生活在2150年的人甚于生活在2050年的人，就类似于确定人们是否关心一个大陆的人甚于另一个大陆，或关心说英语的人甚于说其他语言的人，或者是否更关心有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人。人们在选择帮助对象时确实有着自己的偏好；在慈善施舍、对外援助、移民政策和军事干预方面都会表现出这种偏好。

我们这里所考虑的情形非常类似于一个对外援助项目，只是接受援助的外国人并不是生活在另一个大陆上的后代人，而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纪的后代人。

边际效用

贴现率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消费边际效用的时间变化率。支持包括这一组成部分的人认为，转移支付或收入再分配的重要目标在于最大化消费的总效用。一般来说，由于人均消费的增加，全球消费的边际效用会随时间而下降。来自于当前收入的资源投资会使未来的人受益，而一般认为未来的人的生活比今天的人更好，这种收入再分配的方向有些异乎寻常！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的收入再分配，文明政府都会将收入再分配给较穷的国家和人民。由穷人向富人转移消费只能建立在以下的立论之上：所转移的资源在转移支付的过程中增长了，而且增幅很大，虽然转移支付接受者的边际效用小于提供者，由于转移支付的数量变得很大，因此完全可以弥补这种边际效用损失。

而对于同时代的转移支付，上述观点就不适用了。如果一个贫农拥有贫瘠的土地，一个富农拥有肥沃的土地，那么有人可能会提出，贫农将自己的种子给富农可以提高作物收成，使得边际效用较低的富农所得到的效用高于贫农损失的效用。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对交易提供支持：贫农将种子卖给富农将提高自己的福利，他们的联合效用会更高。仅当交易不可能时，道德问题才会出现，例如，当一个社会为新大陆的探险者提供全套装备，然后这个探险者变富裕后就杳无音信了，或者，当公共政策考虑将消费转移给未来的人（未来的人不可能进行报答）。

对高收入的未来人的消费进行折旧是必要的，但是这里需要避免一个谬误。如果在未来几个世纪中每个国家的平均人均收入都增加了，而且如果贫穷人口收入增加的速度比富裕人口快，并且在碳减排方面所做的经济牺牲大部分由最有经济实力的国家承担，转移支付的方向则会由西欧、北美和日本的富裕人口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一个世纪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人的福利应当比现在好得多。但是在未来一个世纪中的大多数时候，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可能并没有今天在西欧、北美和日本的人生活得好。

要确定如何来评价未来一两个世纪的消费增加，应当根据人均消费水平对消费进行分解。最优化模型本身存在着缺陷，这些模型加总所有未来消费并对递减的边际效用使用统一的贴现率。正确的做法是，所有的消费增加应当根据其自身边际效用来评价。在最优化模型中，穷人的消费增加和富人的消费增加都使用相等的贴现率；这些模型没有考虑到如下事实：当中国的人均收入翻倍时，中国人的边际效用可能减半——使用常用的但是略显随意的对数效用函数——中国人的边际效用仍然比支付温室气体减排的当前人口的边际效用大许多倍。

最优化模型没有对消费进行分解，只是假定支付温室气体减排费用的人和受益者，或子孙后代受益的人，都是相同的。由于假定所有人口——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都享受人均消费增长，并且由于减排方面的投资要先于收益，因此，我们假定受益人口比支付减排费用的人口有更高的消费和更低的边际效用。

可以想见，在第一个50年里，温室气体减排费用将由有经济实力的国家支付，即西欧、北美的发达国家、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减排的受益者则主要为不发达国家的后代们，原因将在下面加以解释。这样消费转移就是从未来50年里的减排费用支付的主要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发展中国家很可能在同一时期也会不断发展，但是其50年后的消费水平仍然比发达国家当前消费水平低。与第二个50年的减排收益相比，第一个50年的减排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尽管我们希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都保持正的增长速度，消费转移通常还是从富人转向穷人，亦即从较低的边际效用转向较高的边际效用。这其中的含义是令人吃惊的，首先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受益者多为现在的穷人的后代。

首先，如果减排的收益平均分配给全球人口，那么90%的收益将归不发达国家。富裕国家的人口现在只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到了2075年，现在的不发达国家的人口有望占世界人口的八分之七到十二分之十一。以这种人口增长速度，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将占受益者的大多数。

其次，目前发达国家的物质生产受天气和气候的影响很小，而不发达国家的生产活动则多为户外活动，特别是农业，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因此，除了在数量上要超过当前发达国家的后代，不发达国家的人均温室气体损失要大得多（从绝对意义上看，越发达的国家所产生的人均GDP损失越多，尽管损失可能并未为人们所注意）。

最后，当前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是不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在未来的第二个50年里，这一优势仍将会保持在4倍以上。因此，较穷的十分之九人口的消费边际效用将会是较富的十分之一人口的数倍，从而物质消费带来的效用增加的收益将主要由现在的穷人的后代所享有。例如，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在未来的50年里保持每年4%的增速，并且在第二个50年里保持2%的增速，而美国的人均收入在未来100年里保持1%的增速，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一个世纪结束后仍然会低于美国一半的水平。中国人均收入保持上述增长率，在一个世纪结束后，将会达到目前美国的水平；在此期间，美国可能并没有很高的积极性来提高增长率。

前面我已经提到，含义是令人吃惊的。其中一个含义我们已经说明了：几乎所有消费增长收益都将归那些没有参与为减排提供资金的国家。当前富裕的国家将向当前贫穷国家的后代进行转移支付，当这些收益能为人所感知时，这些贫穷国家的后代的生活比今天要好了许多，但是仍然比现在富裕国家的后代要更穷，而且可能仍然要远穷于现在为减排提供资金的国家。

另一个含义为，基于边际效用比较的隐含“贴现率”为负。当前流行的最优化模型无法显示这一负贴现率，因为模型假定在每个地方人均GDP都是增长的。即使人均GDP在各处都是增长的，分解显示，减排的受益者比那些为消费的增加而提供资金的人要更穷，而且数量也更多。

发展背景

第三个含义为，如果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未来数百年持续增长，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也是优化模型所假定的，那么受益者的边际效用在第一个50年期间（此时减排的收益还不是很明显）比在第二个50年期间高许多。这一点支持任何能提高第一代和第二代人的生活水平的投资。这一类投资很可能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直接投资（经济发展了就可以降低受到气候的影响），而不太可能是在稳定气候方面的投资。

更为极端的情形是，如果第五个10年的边际效用比第六个10年高，第三个10年的边际效用比第四个10年高，第一个十年比第二个10年高，那么基于边际效用，今天不发达国家的人口比起未来的二或四代人有更强的消费权利要求。一旦我们按照收入水平来分解世界人口，如果忽视当前的需要而关注未来数十年的需要则在逻辑上就显得荒谬了。如果我们最初关注的是气候及其对福利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使用其他替代方式来实现同样的目的。这意味着任何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研究框架都不能不考虑机会成本：在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直接投资。减排支出应当与其他提升发展中国家消费效用水平的方式进行比较。

温室气体减排属于能源政策，而最优化模型将温室气体减排与经济发展相分离。最优化模型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回答了温室气体应当降低多少（以及何时降低）。当温室气体减排被视为向后代（特别是向那些消费水平仍然相对较低的人）进行收入转移支付的机制时，应当将其与用于经济发展投资的转移支付相比较。

二氧化碳减排可能是“目标有效的（target efficient）”，所帮助的对象符合社会的期望。较贫穷的国家通常比较富裕的国家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在公共卫生、生育控制、教育培训、科研、基础设施、水资源等方面的直接投资也可以是针对特定目标人口的，因此，二氧化碳减排在这方面并不一定具有特殊优势。

我们并不确定发展中国家是否选择将消费增长收益留给后代，不管延迟消费所需要的资源是发展中国家自己出的还是来自于更富裕的国家。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选择接受即刻发展援助或在碳减排方面的相等数量的投资，潜在的援助接受者很可能会选择前者。因此，作为发达国家，我们选择碳减排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实际上是我们选择优先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后代的利益，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前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