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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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功能性系统或客观论述

第一章 室内陈设的结构

传统环境

摆放家具的方式反映了一个时代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忠实形象。典型的布尔乔亚室内陈设表达了父权体制;其基础便是饭厅和卧房所需的整套家具。所有的家具,尽管其功能各异,但却能紧密地融合于整体中,分别以大餐橱(buffet)和[位于房中央的]大床为中心,环布散置。其布置倾向在于积聚、填满和封闭空间。它强调的是功能单一性、不可移动性、庄严巍峨、等级标签。每一个房间有其特定用途,配合家庭细胞的各种功能,更隐指一个人的概念,认为人是不同功能的平衡综合。每件家具互别苗头,相互紧挨,并参与一个道德秩序凌驾空间秩序的整体。它们环绕着一条轴线排列,这条轴线则稳固了操守行止的时序规律:家庭对它自身永久保持的象征性的存在。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每一件家具、每一个房间,又在它各自的层次内化其功能,并呈现其象征性尊荣——如此,整座房子便圆满完成家庭这个半封闭团体中的人际关系整合。

以上所述构成一个有机体,其结构为建立在传统及权威上的父权体制关系,而其核心则是凝聚各成员的复杂情感关系。这个“温暖的家”法文foyer一词同时有火炉及家庭之意,故作此译。——译者乃是一特殊空间,它并不重视客观的布置,因为在其中,家具和物品的功能首先是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化身,并且要居住在它们共享的空间,甚至要拥有灵魂。它们可以有品味和风格,也可以没有。它们生活其中的真实向度受到它们所要表达的道德向度的紧紧束缚。在这个空间中,它们的自主性低,这就好像家庭的各个成员在社会中的角色一样。人及物甚至紧紧联系,使得物因此得到一种密度、一种情感价值,那也就是我们惯称的物的“临在感”(présence)。使得我们童年的房子产生深度感,并且使它在回忆中具有稳定和高频率出现的特质(prégnance)来自德文Prägen,原意为“压印”(empreindre)。此处应作格式塔心理学用语,意指一些形式在知觉呈现中,具有自发及有力的强制性等品质,比如简单对称的几何造型。德国学者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1880—1943)曾依此提出一个“良好形式理论”,认为所有的“格式塔”(全形结构)都会倾向成为最有可能的完美的形式。由此格式塔心理学家还提出记忆亦遵守同样原则。其中一个例子指出可能有意义的字母序列会比完全没有意义者更容易学习。记忆中的形式保留、部分遗忘、修改等现象亦与此有关。——译者,其原因显然来自这个复杂的内在性(intériorité)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物品组合起来,为我们描绘出一个象征形式的轮廓,而它便被称为家宅。内外的界线及它们在财产权的社会符号及家庭内在性(immanence)的心理符号体制里,所形成的一个纯形式的对立,使得这个传统的空间成为一个封闭性的超越(transcendance close)。在它们的拟人化中,这里的物品成为家神,在空间中体现了家庭团体的情感关系及永续存在,它们安宁地生活于其不朽之中,直到有一天,过着现代生活的一代,将它们弃置或分散了,或者偶尔地,又使它们在一个由老物件组成的怀旧时尚中重获新意义。就和诸神常有的状况一样,家具有时也可能拥有一个第二生命,并且由素朴的用途变为各种文化巴洛克风格的异质组合(baroque culturel)。

这种餐厅/卧室模式,这个和房子不动产结构相连接的动产结构,依然广泛地被推销给大众。像列维坦(Lévitan)和巴贝斯廊(les Galeries Barbès)这样的零售商店对集体品味提供的一直都是“装饰风”的家具组合典范,即使它们的产品在外形线条上已经有了“风格化”处理,而且产品的装饰也不再流行。如果这些家具有销路,那不是因为它们比较便宜,而是因为它们身上附着了团体的官方信念及布尔乔亚的赞同。也就是以这个方式,在今日现代社会的许多阶层里,这些“宏伟的纪念性家具”(meubles-monuments,如大碗橱、床、衣柜)和它们相互连接的布置方式,仍回应着传统家庭结构的持久存在。

现代物品在功能上的解放

随着个人与社会及家庭关系的转变,家具物的风格也跟着转变。角落里的长沙发和床、咖啡桌、书架——大量新元素取代了传统的家具项目。空间布局也改变了:床隐身为软垫长椅,大碗橱和衣柜则让位给可隐藏的现代壁橱。东西变得可以随时折曲、伸展、消失、出场。当然,这种种创新并非随意为之:大部分的时候,它们所提供的更大的可移动性、灵活性及方便性,是对空间短缺的非自愿适应的结果。贫穷为发明之母。如果说古老的饭厅充满了沉重的道德规范,那么“现代”的室内设计,在它的巧妙发明气息中,却时常给人为了功能考虑,草率解决的感受。它们的“风格的缺乏”“风格的缺乏”(absence du style)为鲍德里亚的社会学老师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分析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论点。他认为“日常生活”并不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和每一个时代之中:“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的社会,希腊及罗马的时代里,生活中的每一细节,比如手势、言语、工具、家常物品、衣服等,都带有一个统一风格的印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特色,反而是对此一逝去风格的怀念(nostalgie),同时是它的缺乏以及对它顽固的追求。”Henri Lefebvre,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 monde moderne, Paris, Gallimard,1968,p.60.——译者首先是空间的缺乏,而最大限度的功能化考虑只是万不得已的解决方案,其结果是所谓的安身之家,虽然没有失去它的封闭性,却已失去了它的内在组织性。没有空间功能转变的伴随,又失去了物的临在感,这种空间及其物的重组,首先必须被视为一种贫穷。

这便是作为系列系列(série)在此为模范(modèle)的相对项,意指大批量机械化生产条件下的一模一样的现代产品。——译者的现代组合家具所呈现的状况:结构已被破坏却未被重建——因为没有任何别的事物出现,前来弥补过去的象征体系所负载的表达力。然而,进步的确存在:由于这些事物不再行使、也不再象征道德上的禁忌,它们的使用方式更具弹性,因此它们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更为自由:个人不再经由这些事物的中介而紧密地联系于家庭。但这里却须质疑个人是否反而因此受到物的中介,以联系于广大的社会整体。关于这一点,请参考“模范与系列”一章。他在它们的能动性、它们的多功能用途中找到了组织上更大的自由,这一点也反映出他在社会关系中拥有更多不受拘束的空间。然而这也不过是一种部分的解放。在系列生产的物品的层次上,由于缺乏空间上的再结构过程,套用马克思的区分来说,此一“功能化”演变只是摆脱束缚(émancipation)而不是真正的解放(libération),因为这只代表解放了物的功能,而不是物的自身。这张中性的、轻盈的、可以伸缩折叠的桌子,这张没有床脚、没有框架、没有天篷,最简洁的床,这些造型“纯粹”的事物,已经一点都没有它们应该有的风貌样态(air),被化约为一丝不挂的最简单组件,它们仿佛终结性地世俗化了:在它们身上被解放的,而且通过这个解放程序,在人身上解放的东西(或者反过来说,当人自我解放时,在它们身上解放的东西),便是它们的功能。在此功能已不再被老家具的道德剧场遮盖隐晦,它摆脱了仪式、标签,以及一整套使得环境只能是物化人际结构晦暗镜照的意识形态。到了今天,物品终能明白地透露它们究竟有何作用。作为功能物而言,它们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它们拥有发挥功用的自由,而且(就系列产品而言)实际上也仅有这个自由。同样的,布尔乔亚革命及工业革命渐渐地使人从宗教、道德、家庭的联系关系中解脱出来,使他在应然面迈向通往作为人应有的自由,然而在实然面却只得到作为劳动力的自由,也就是将自己作为劳动力出卖的自由。这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一个深沉的关联。“功能化”的系列产品和社会中的个人一样,只是在它们客观的“功能面”上得到解放,而不是就其特殊性,或其作为物或人的整体得到解放。

然而,只要物还只是在功能中被解放,相对的,人的解放也只停留在作为物的使用者的阶段。再说一次吧,这个解放的程序是一个进步,但关键时刻还未到临。一张床只是一张床,而一把椅子也只是椅子:如果它们只是以它们的功能去为人服务,它们之间是不会有什么关系的。没有关系,就没有空间,因为只有通过由一组物品间的相互关系及它们在这个新的结构中对功能的超越,才能使空间被打开,充满活力和节奏,并同时使空间因此存在。就某种角度而言,空间才是物的真正自由,而功能只是它形式上的自由。布尔乔亚家庭的饭厅是有结构的,但这是一个封闭的结构。功能化的环境比较开放、比较自由,但它的结构遭到破坏,被割裂为种种功能。在这两者之间,也就是在完整一体的心理空间和割成碎片的功能空间的顿挫转合之间,系列性产品在其中运动,成为两者的见证,而这个状况甚至时常在同一室内发生。

模范性室内

标准元件

既非受到限制的外在性,亦非作为避难所的内在性,这个百觅不得的空间、这个自由、这个在系列产品中由于必须臣服功能要求而无法出现的“风格”,我们却可在模范性的室内设计里发现它。也就是在这儿,才出现一个新的结构和一个有意义的演变。这个演变因此只是在一个特权的阶层里进行。一个人数有限的团体可以享有一个具体的自由,通过其物品和家具作自我表达,并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模范,这已构成一个社会学问题和社会问题。但这个问题将在他处受到讨论(“模范与系列”一章)。

翻阅一下这些装帧豪华的杂志,比如《法国住宅》(Maison Française)、《家具与装潢》(Mobilier et Décoration)等等专门谈系列产品的杂志根本无法想象:就此我们有的只是目录。,我们可观察到两条主题的交替轮换:一方面是无可比拟的家宅,这是以崇高为范畴的主题,如18世纪的古老宅邸、布置奇妙的别墅、以红外线加热而又布满伊特鲁利亚(étrusques)小塑像的意大利花园,简言之,便是由独一无二者构成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至少在社会学的合理范围内)只能使读者徒增艳羡,可望而不可即。这些是贵族风的模范,它们同时也以其绝对价值,支撑另一主题——现代室内装潢。在这个层次出现的物品和家具,虽然具有高超的“地位”(standing),却有一个社会学意义的效果,它们不再是无法商业化的梦想创造,它们其实是严格意义下的模范(modèles)。这里触及的已不再是纯艺术,而是一个(至少就其潜能而言)让整个社会都感兴趣的领域。

此一前卫家具设计的组织布置方式,依循一项基本的对立展开:元件/座位(éléments/sièges),在实用上它所遵循的金科玉律则是陈设整理(rangement),或者换句话说,是一种句法演算(calcul syntagmatique),而其相对项,如同座位相对于元件,正是气氛(ambiance)这个一般性概念。

特克马:可伸展、可重叠元件,可变形、并可加大;各元件关系和谐,可作完美的同质组合;实用设计,适应所有现代生活要求。可依您所有的需要变化:书架、吧台、收音机柜、衣橱、吊衣架、写字台、矮碗柜、抽屉衣柜、碗盘橱、玻璃柜、文件柜、伸缩桌。

特克马有两种材质:油柚木或清漆桃花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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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例子里,我们看到功能物所带来的超越,乃是迈向一个全新的实用考虑组织体制。象征价值、使用价值,在此皆为组织价值所掩盖。老家具的实体(substance)和形式(forme)被决绝地放弃了,以便以一个极自由的功能游戏取代之。我们不再赋予物品“灵魂”,物品也不再给您象征性的临在感;关系成为客观的性质,它只是排列布置和游戏的关系。它的价值也不再属于本能或心理层面,它只是策略(tactique)层面的价值。向您发出讯号的,只是您在游戏每一步骤中的差异和构想策略时的基本设计,而不是独特关系中的秘密。一个基本的闭锁性格已被揭去,正和社会及人际结构中明显的变动相平行。

墙壁与光线

连房间与屋子本身,都开始超越由墙壁形成的传统界线,及其划定的庇护性空间。房间相互开放、相互连通,房间本身也分割为各种角落、各个界线模糊的地带、流变不定的区域。房间进入了自由化的程序。过去,光由外面进来,停留于事物之上,但事物“仿佛由内”照亮,这时,窗户成为光和空气出现时的必经孔穴。如今,更简单的方法,则是根本取消窗户,并使得自由介入的光线,成为事物存在的普遍功能。正如同物品失去了它作为基底的实质、包裹在外的形式,及由此而来,人在物和自我形象间所作的联系:如今,空间在物品之间自由地游戏,并成为物和物之间关系及“价值的普遍功能”。

照明

同一类演变中,有许多细节颇富意味:比如遮除光源的倾向。“天花板向后退,在其边缘隐蔽着成排的照明霓虹灯,以便实现遮隐式的全面照明。”“以数处隐蔽式光源塑造均匀照明:在透明窗帘沿线的天花板内缝里、沿家具背上边缘、位于高置壁橱下方等等。”好像光源仍可以令人回想起事物的根源。即使它不再由天花板照亮家庭的圈围,即使它已被分散减弱,它仍是事物拥有特权的亲密性符号,它仍然赋予事物独特的价值,它创造了阴影,它构织了临在感。我们可以了解,为何一个倾向单纯和同质元件客观运算的系统,会亟想将其遮除,因为它乃是表达目光或欲望使得事物能由内发光或拥有象征封套的最后符号。

镜子与画像

另一个征兆变化是镜子在室内空间中消失了。镜子的形而上学早已举不胜举,至于镜子的社会心理学却仍待建立。传统农家中没有镜子,或许甚至是害怕它吧:镜子有一点像巫婆。在布尔乔亚家中正好相反,在墙上、衣橱上、餐橱碗柜上,还有雕花镶板上处处布置大量玻璃镜子;这种作风还遗留在今天的大众化系列家具设计中。作为光源而言,镜子可说是一个房间的重点。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在优渥人家的家仆群法文domestiticité在此意指一个家宅中的全体仆从。在这个隐喻中可以看出,作者分析物体系转变的一条主轴,即人与物关系的转变,正平行于马克思分析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体制演变中,人和人的社会关系转变,由封建时代主奴间的紧密的相对义务,演变为劳动力买卖计算的主雇契约关系。主人过去在(作为奴仆般的)物品身上投射主观价值,如今,则转变为两者之间功能计算调配的抽象关系。——译者中,镜子的角色,是在各处表达一个意义反复、丰饶有余、反映反射的意识形态:镜子是一件富丽堂皇的东西,它为自我宠溺的布尔乔亚个人提供了行使特权的机会——再现自己的形象,陶醉于自己的财产。更一般地说,镜子属于象征层次,它不只反映个人的特征,它的生成发展也和个人意识的兴起相随。因此,它实际上是受到一整套社会体制的认可:如果路易十四的世纪归结于凡尔赛宫的镜廊,这绝不是偶然的,而且,如果较近代以来,也就是说由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风格到20世纪初的现代风格(Modern Style),镜子在公寓里大量出现,和布尔乔亚意识中伪善风气的盛行两相符合,这也不是偶然的。然而,如今情况已不相同。在当代以功能为主导的家具组合中,已不能再为反射而反射。镜子当然继续存在:但它现在只是在洗手间里执行其基本功能,而且不再镶框。镜子现在既然只为社交要求的衣冠整齐提供功能明确的服务,它便由家庭主体性所要求的优雅和权势中解放出来。这么一来,别的物品也挣脱了镜子的束缚,不再受其诱惑,去和它们的影像共同生活在封闭循环之中。镜子其实是空间的终结,它预设墙的存在,并且反射物品到房间的中心;房间里镜子越多,其内部就越光彩辉煌,但也就更加自我封闭。目前的趋势与此背道而驰,讲究的是增加房间开口及广设透明帷幕。(甚且,镜子所提供的花招,和当前材料所强调的坦白性格,正相违背。)一种逻辑链条已经确定被打破了,而且我们还得认识到,现代风格是一种真正的逻辑,因为它不但消除了室内位居中心或过于明显的光源,又在这么做的同时,也把反射这些光源的镜子取消,也就是说,把中心和对中心的回归同时取消。这样一来,室内空间亦从过去的内向斜视(strabisme convergent)中解放出来,因为以布尔乔亚的意识为榜样,由于镜子的作用,那时的室内装潢像是患了斗鸡眼一样自我对视。镜子有时会再回潮,但这时是乘着文化的巴洛克风格时尚而来,成为二次度事物:如浪漫风的镜子、古镜、哈哈镜。它的功能已不再相同,我们将在后文讨论古物的架构里讨论它们。

和镜子的发展相平行,还有些东西也不见了:那便是全家福画像、卧室中的结婚照、在客厅中的一家之主全身或半身肖像、用相框装帧并随意摄得的小孩脸庞。这些事物,可说构成了家庭里一面时间的镜子,它们也和真正的镜子一样,在某种程度的现代性中便须消失(目前此一现代性的传播仍相对薄弱)。即使是艺术品,不管是真迹或复制,也不再以一种具有绝对性价值的地位,而是以一个组合元件的模式进入其中。版画在目前的装潢艺术中大受青睐,远胜绘画,原因之一,便在于它的绝对价值较小,而组合价值相对地提高。难逃灯与镜的命运,任何事物都不该再成为密度过高的聚焦点。

时钟与时间

现代室内空间里,还有另一个幻象也结束了它的运数:那便是时间的幻象。一个重要的物品消失了:那便是大挂钟或座钟。如果说,就像我们都记得的,在农舍里,占中心位置的是炉火和壁炉,大挂钟在此也是一个威严庄重、生气蓬勃的要素。布尔乔亚或小布尔乔亚的家庭中,大挂钟变成了大理石壁炉上摆设的座钟;再上头呢,则经常是一面大玻璃镜——这一个整体可说是布尔乔亚家庭的非凡象征缩影。原因在于,时钟在时间中的地位和镜子在空间中的地位相仿。如果说,和镜像的连接关系会造成封闭性,仿佛空间的内向投射(introjection)Introjection一词来自拉丁文intro(内)和jacere(投射)之组合,故译“内向投射”。此词为心理分析名词,意指某一对象之形象,或其部分、品质,被吸收于自我和超我中的无意识过程。此词为弗洛伊德弟子费南兹(S.Ferenczi)所发明,并为弗洛伊德所引用。拉康曾分析“内向投射”为“认同”程序的基本元素。作者在此以隐喻方式使用此词,指出分析者反转观点,看到镜子在“反射”功能之外,仿佛能“吸纳”室内诸物,成为空间自我内投的程序的中介(由此,我们亦了解作者所谓封闭性之来源)。时钟在同一观点下,则不只是时间流逝的见证,反而像时间的“攫取者”与“保存者”。这些程序都和后来作者使用的“同化”(assimilation)、“内化”(involution)等字眼在内容和形式上相关,形成作者分析传统空间的心理学隐喻锁链。(前面prégnance一词亦有关联,因为此词形容词prégnant词源上有孕育包含之意,在文艺批评领域与saillant——突出明显——为传统对立项)。——译者,那么时钟,和常识设想的相反,其实是永恒的象征,时间的内向投射。农家大挂钟广受收藏,正是因为它们稳稳地把时间接收在一件家具的亲切感中,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能令人感到安心的事了。时间的计算,如果是用来给我们编派社会性事务,便会令人焦虑;但如果它是把时间转变为实体,继而将其切割,有如可以消费的事物,这时它带来的反而是安全感。所有人都曾感觉过,座钟或大挂钟是如何地促进一个地方给人的亲密感:因为它把一个地方变得像是我们的身体内部。时钟是一颗机械的心,它却稳定了我们的心。现代性秩序因为是外显的、属于空间性和客观关系的,它要拒绝的便是这个和时间的实体融合并加以同化吸收的过程,而它拒绝时间绵延之存在,正和它拒绝其他内化程序(involution)中心的理由一致。

朝向室内陈设的社会学?

“内外感通”的心境(Stimmung)世界作者在此使用德文Stimmung,其词根Stimm意义为声音。Stimmung同时有“心境、感受”(英文,mood)及“调音和谐”(tuning)之意。考察作者在使用此词后立刻加上的解释(unisson原意为多个声音融合为一),他指的是德国浪漫诗人及思想家诺瓦利斯(Novalis)所使用的观念。诺瓦利斯融合Stimmung一词中“调音”和“心绪”的双重意义,提出在Stimmung状态下的灵魂是一个“调好音”的灵魂[这个说法亦可参考柏拉图在《菲多篇》(Phédon)对话录中借苏格拉底论敌之口提出的灵魂理论;身体像是一把竖琴,灵魂则是琴的和音]。同时,Stimmung也是诺瓦利斯思想中的重要母题:他由此提出的追求,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鸣的境界(übereinstimmen,即unisson——合音)。除了诺瓦利斯的相关断简外,请特别参见其诗意哲学小说《在萨依斯的学徒们》(Lehrlinge zu Sais)。在此我们还需注意到,作者保留这个德文词原文,用意亦在于编织,由前文时钟的“滴、答”声所展开的,一整组文内以听觉主导的隐喻串(Stimmung、unisson、évocation、répondre),这也是我们在下文尝试使用“秘响旁通”这个源出中国诗学的名词的原因。另外,有关Stimmung这个字眼,除了浪漫主义的怀旧思想(nostalgie)之外,它同时引起的文间共鸣(résonnonce intertextuelle)还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对Stimmung所作的存在意义分析(§29、§68b, etc.)。海德格尔同时也是一位思考现代技术文明的重要哲学家,而这一点正是本书的基本主题;作者在此使用这个已被他“洗礼”过的字眼,是否正在一个隐意层次和海德格尔进行的暗语式的对话?——译者整个消失了,在那个世界中,灵魂的扰动与事物的临在,有着“自然”的和谐关系(unisson):一种[主观]内化的氛围(其相对物,便是现代“室内”[客观]外显的气氛)。今天,价值不再是一种相互应和和亲切感的样态,而是信息、发明、操控、对客观信息持续的开放性——价值存在于句法演算(calcul syntagmatique)之中,而它便是现代居家者特有论述的基础。

这个说法意指室内装潢的整体构思方式已经改变。传统品味,以事物间的秘响旁通(affinités secrètes)作为美的决定原则,在此已无作用。过去的论述是诗意的,使用相互回应的封闭事物来浮现一个联想场景(évocation)。évocation此词原有“召唤鬼神”之意。在诗学手法上,它的定义为“使得遥远或过去事物显现于论述现场”的手法,因此,“栩栩如生的描写”(hypotypose)为纯形式的évocation。但évocation的强度意义总和超自然或“魔灵附身”式的幻象有关。作者在此将传统室内装潢的手法称作一种秘响旁通的联想诗学,以相对于现代室内设计提倡的计算性操弄。因此,我们也必须注意到évocation一词中有关降神仪式的侧面,以免失去其中暗示现代生活“解除魔咒”(désenchantement)的隐含信息。——译者今天,事物不再互相回应(se répondent),而是互相联系通达(communiquent)——它们拥有的,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临在感,而是一种整体的协调性(这还是最佳状况下),来自把它们转化为符码元素的简化过程,及物物间相互关系的推算。循着它们无限的排列组合可能,人便是如此通过事物去进行他的结构性论述。

广告正到处在赞扬这种新的室内装潢方式:“在三十平方米内,塑造适合居住,而且协调一致的三房空间!”“四倍扩展您的公寓!”一般来说,它比较倾向以“问题”和“解答”这样的词语来谈室内设计和家具陈设。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好品味”中,找到了现代装潢的方向:它不再致力于搭建一个物的剧场或创造一种氛围,而是旨在通过充分利用空间,化繁为简地解决一个个问题。

就系列产品的层次而言,这种功能性论述的可能性有限。物品和家具在此只是零散的元件,结合它们的构句法则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以计算的方式被陈设的,其组织原则是贫乏的,而物品在它们的抽象中显得穷困简陋。然而,这个抽象有其必要性:在模范层次上,功能互动游戏所需要的各单元同质性便由此显现出来。人必须首先停止干扰物品,并且不继续在它们身上投射自己的形象,才能在下一步超越他对它们的使用关系,在它们身上投射他的游戏、他的运筹、他的论述,并使得这个游戏本身蕴含意义,成为一个人向他人和自己发出的信息。在这样的阶段,“环境”物(objets “ambiants”)的存在样态完全改变,而接替家具社会学而来的,是一个陈设的社会学巴特(R.Barthes)曾以汽车为题,描述这个新阶段的发展:“由于各原型的一致性,以技术上的表现来区分高下这一理念,似受到打击:‘正常’的驾驶方式,因此成为可以投注有关力量及发明幻想的唯一场域。汽车把它本身的幻想威力转移到某一种操作它的身体上。既然我们不能在物体身上动手脚,那么我们便在驾驶方式上各逞其能……不再是汽车的外形和功能在引动人的梦想,而是它的操弄,而且或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必须要写的,不再是一篇汽车的神话学,而是一篇驾驶手法的神话学。”(Réalités, No.213,octobre 1963)

广告中的论述和形象见证了这个演变:在语言论述上,它以直陈式或命令式直接对主体进行场面调度,仿佛他是一个演员或操作员;形象面则相反,省去了主体的出现:原因在于,主体在此出现,就某种角度而言,会造成时代错乱。主体此时是他在事物中建立的秩序,而这个秩序会排除多余信息(redondance):人[因此]只有从影像中消失一途。他的出现已经完成了使命。这时他所建立的,只是空间(espace),而不是布景(décor)此词法文同时有“装饰”和“舞台布景”两义。——译者,而且如果在传统的室内布景中,屋主的形象的出现是正常的,因为他是这布景最明显的延伸意义(connotation)——相反的,个人签名则不隶属“功能化”空间。

陈设人

现在我们看到了,新型居家者是怎样的:“陈设人”(homme de rangement),既非物主亦非单纯的使用者,他是使室内气氛活跃的信息提供者(informateur)。对他而言,空间像是一个分配布局的结构,通过他对这个空间的操控,他掌控了所有可能的相互关系,同时,也掌握了各物品可以担任的全部角色。(他自己因此也必须是“功能化”的,和这个空间同质,如此,陈设布置的信息才能由他身上出发,又再朝他回返。)既非拥有,亦非享用,对他最重要的是回应力(responsabilité),这里用此词的原意,指他在不断地调配各种可能的“回应”(réponse)。我们当然也不忘记responsabilité一般作“责任”解。责任相对于权力。下文提到“陈设人”以操纵物品为职志,暗含他们在家中的和物相处之道与他们在社会上作为“管理”(gestion, management)者的生活方式相同,这里作者的批评可接上20世纪60年代初期马尔库塞(H.Marcuse)、戈尔德曼(L.Goldmann),及其师列斐伏尔(H.Lefebvre)等人对战后新社会状态中,管理和组织理性主导社会的批评。另外,海德格尔也曾作出类似的分析:他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为“座架”(Gestell),而自然被转变为一必须挑战、管理、开发的资源(fonds,库藏),这时人的存有本身也变成一个库藏资源,而他对他自己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实践(praxis)是完全外显的。现代居家者并不“消耗”(consomme)他的物品。[又再一次,“品味”在此不再与之有关联,因为它会把我们带到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而使物品成为一种封闭的东西:其外形内包“可食用”(conmestible)的实质,而使得物可将其内化,得到内在性。]延着上面对词义的多元拆解,作者在此运用法文consommer一词的多义性,此词,同时有“完成”“消耗”“食用”“消费”等意义。其拉丁文词源为consummare,因此“使衰竭”“耗尽”(consummer)是它的意义核心,“消费”由此词源意义,相对于生产,可理解为“摧毁一个产品的效用”(“Détruire l’utilité d’une chose”—Littré)。“消费”的概念探讨是本书的重大主题。作者所得到的创见在于以“操纵排列组合”(manipulation combinatoire)取代传统的“实质的使用及消耗”(usage de la substance et sa destruction)。其社会分析及批评上的关键性(enjeu),则在于摧毁过去左派思潮认为消费社会只能使人越来越“被动”的固定看法。这里也是作者迈向批判马克思主义内含的生产意识形态的开端。——译者他不消耗物,而是宰制它们、操控它们、排列它们的秩序。他的行为便是操纵和寻求保持系统的策略性平衡。

在这个“功能化”的居家者模型中,有一个明显的抽象物。广告想要让我们相信,现代人其实不再需要他的物品,而他所要做的,只是在物品中像一个聪明的传播技师一样地操作(opérer)。然而,环境是生活实际经历(existence vécu)的一个模式,如果把纯技术领域里的计算(computation)及信息模型套用进去,便会产生一个大幅度的抽象化作用。而且,在这个客观化的游戏中,又夹杂着一大套暧昧的词语:“以您个人品味作主”“量身定制”“个性化”(personnalisation)“这将是您自己的居家氛围”等等,这些词汇好像和它矛盾,其实是在提供它的无罪证明(alibi)。广告的两手策略中,提供给陈设人的客观化游戏总是被回收。然而,这个游戏的逻辑本身携带着一个意象,它表达了一套人际关系的普遍策略,一项人性计划,一个技术时代的生活模式(modus vivendi)——它们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文明转变,而且它的各个层面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明显可见的。

物(L’objet),这个卑微且乐意接纳命令的配角,像是一个心理上的奴隶或亲信随从,在传统的日常生活中它们被如此地体验,在直到今日的各种西方艺术中,也是如此地被描绘,这样的在彼之物(cet objet-là)在过去是一个全面性秩序的反映,与一个定义明确的布景和透视法概念,以及有关实体(substance)和形式(forme)的思考相关。在这样的思考方式里,形式乃是内外之间的绝对界线。形式是一个固定的容器,而里头的东西便是实体。因此,在它们的实用功能外,器物——特别是家具——还有作为器皿的原始功能,这种功能属于想象(imaginaire)的范畴。不过在象征意义(symbolique)的组织上,似乎有一项大小尺度的准则在其中作用:如果超过某一尺度,所有的东西,即使在用途上有阳具(phallique)的性质(比如汽车、火箭),都会变成容器、瓶罐、子宫——而在某一尺度以下,它又会具有阴茎(pénien)的性质(即使它是瓶子或小摆设)。和这一点相应的,则是它们在心理层面的容受性。因此,它们是一整套世界观的反映。在这个世界观里,每一个存有(being)被设想为一个“拥有内在性的容器”,而它们之间的关系(relations)则是各实体间的超越性关联(corrélations transcendantes)——在象征上家宅本身等同于人体,而强有力的人体生理组织图式(schème organique)可以一般化,成为各社会结构相互依存形成整体(intégration)的理想图式。所有这些元素则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活模式,其基底即是“自然”(la Nature),它在此作为原初基质(substance originelle),并成为所有价值的源头。在器物的创造或制造里,人以赋予形式的文化手段,使自己成为自然的质变者(transsubstantiateur):transsubstantiateur为天主教信仰中,面饼和葡萄酒变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的变化过程。以上文脉络来看,作者在此发挥(并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形质说。亚氏区分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后者限定于个别物体,前者则为各个别事物抽象而得的普遍本质。这是作者所提“各实体间的超越关联”。另亚氏相信一原始质料的存在,作为各物体变化间的最后基底(substratum),实体(substance)原意为现象变化下不变的基底,因此亦译为“基质”,即作者所谓“原初基质”(substance originelle)。作者在此的分析脉络则指出此一形质论和“器物制作”“容器模型”“作为孕育之母的自然”等比喻形象(figures)间的关系。——译者各种实体,由一年代到另一年代,由一形式到另一形式,代代相传的想法,便形成了创造力的原始图式:“出自子宫”(ab utero)的孕育创生,以及陪伴这个意象的一整套诗学和隐喻象征。智识和艺术的生产,就禀赋(don)、灵感(inspiration)、天才(génie)等传统面向而言,也只是这个意象的等同项。因此,意义和价值来自各实体间的遗传继承,并受形式所裁判,对世界的体验方式是把它当作一项既存的赠予(donné)(无意识和幼年中的世界永远如此),而人性计划便是揭露它的奥秘(dévoiler),和设法使它永久存续。如此,外形包住物体,在它和外界间划出界线,里头则是一个自然的片段,这个情形就和人体一样:就根底上讲,物体是以一种拟人的方式(anthropomorphique)存在。人和形成其环境的器物因此是在同样的一种肺腑与共的亲密感中发生关联(依照同样的比例关系),仿佛器官和人体;也就因此,器物的“产权”(propriété),其潜在可能的发展,永远朝向对此一物体实体的回收,不论是以口部并吞,或是“同化”作用(assimilation)。

今天我们通过现代室内设计可以窥见的发展,便是将自然作为事物基底,此一世界观的终结,通过造型上的断裂性、通过内外形式界限的解消,和与之俱来的有关本体表象间的一整套复杂辩证关系的消除,出现的是一个关系和对应上客观的新品质。技术社会的生存体验计划,便是质疑创世理念(Genèse),便是遗忘源起(origines)、既定意义(sens donné)和“本质”(essences),而老家具过去仍是它们的具体象征——实用性的计算和概念化运作,筑基于一完全抽象化的程序上,它也呈现了一个理念:世界不再是赠予(donné),而是制品(produit)——它被宰制、操纵、册录及控制:后天的获取(acquis)。然而,此一实践(praxis)的模式只在高科技或十分先进的日常生活用品中才会清楚地出现:录音机、汽车、家电等物品,在它们的刻度仪、操作面板、控制钮等设施上,标明一个主宰和分配的关系。还要补充的是,日常生活就其大部分而言,仍受传统实践模式支配。

和传统生产模式不同,现代生产模式也建基于一套基本的象征系统。如果说早期的文明建基于实体的自然模式之上,因此与口腔期(orales)的结构有关,那么生产、计算、功能性的现代模式必须被视为一个阳具(phallique)模式,它与超越过去、现成物的改造、客观结构的呈现这些伟业相关——但它也是粪便性(fécalité)的模式,它立基于抽象化程序,那是以达到一同质性物质为目标的菁华提取,亦立基于物质的计算与分割,和一整套在游戏、论述、秩序、分类、分配的作为中得到升华的肛门期(anale)侵略性。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在此借用心理分析理论中,有关原欲发展前生殖器时期里,幼儿自体性爱的三阶段(口腔期、肛门期、阳具期。参见弗洛伊德:《性学三论》),及其个别的欲望对象关系,来分析不同的文明中,人与物的关系类型。作者所提肛门期侵略性来自德国心理分析学家亚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1925)的说法,认为肛门期有两种对象关系,即粪便的控制(rétention)或排放(expulsion)。由于排便被幼儿当作遗给母亲的礼物,控制粪便不放,便成为一个具有侵略性的行为。虽然心理分析在此的理论主要针对个人的欲望史,但弗洛伊德本人在《文明中的不适》(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又据英译书名可作《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亦曾将其延伸至“文明社会的病理”分析上。在此书中他已提出现代欧洲的“肛门”性格。——译者

事物的组织,即使在技术事业上以客观的方式出现,却也永远同时是一个强有力的心理投射和能量动员(investissement)场域。最好的证明便在于一个组织计划背后,经常会露出的强迫性心态,在我们的讨论脉络里,它便隐现于摆设整理的意志背后:一定要什么都连通,任何东西都要功能化——不再有秘密,不再有神秘,所有东西都安排完好,因此事事都清晰明了。这不再是传统的理家执念:那只是物就定位,全体整洁。那种顽固是道德上的,今天的强迫性心态则是功能性的。如果我们将它和粪便性的功能相联系,便能加以解释,因为后者要求内脏通道绝对的通畅。在这里,将可建立一个技术文明的性格学:如果说,怀疑幻想症(hypocondrie)是对体内物质流通和初等器官功能状况的强迫性忧虑,那我们可以把现代人,这位资讯控制专家(cybernéticien)称为脑力怀疑幻想症患者,在他心中纠缠不休的执念,正是信息的绝对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