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皇家教育

1936年12月10日，一位男仆给当时10岁的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温莎（Elizabeth Alexandra Mary Windsor）带来一个消息——她的伯父爱德华八世为了迎娶一位离过两次婚的名叫沃利斯·沃菲尔德·辛普森（Wallis Warfield Simpson）的美国女人而选择退位，使得她的父亲在距离41岁生日只有4天的时候意外地成了国王。爱德华八世是在父亲乔治五世去世后继承了王位，却仅仅当了9个月的国王，也使得他成了如一则尖酸的笑话中所说的“历史上首个放弃了国家巨舰而去美国巴尔的摩港的小货船上当三副的君王”。

“这是不是说你就得当下一个女王了？”伊丽莎白的妹妹玛格丽特·罗斯（Margaret Rose，此为其幼时称谓）问道。“嗯，有一天吧。”伊丽莎白答道。“你真倒霉。”玛格丽特·罗斯说道。

两位公主一直是媒体和公众所关注的焦点，却过着一种无忧无虑且与世隔绝的生活，周围有女家庭教师、保姆、女仆、宠物狗和小马的陪伴。一年中的很多个月份里，她们都是在英格兰、苏格兰的乡下过着田园诗般的日子，还爱玩像“抓日子”那样的游戏——当秋天的树叶落下时，在空中抓住它们。负责照看她们的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苏格兰保姆，名叫马里恩·“克劳菲”·克劳福德（Marion“Crawfie” Crawford）。她偶尔会带两位公主乘地铁或公交车在伦敦逛一逛，体验一下平民的生活，但大多数时候她们都是深居简出。

伊丽莎白出生在1926年4月21日那个雨夜，在玛格丽特出生之前的4年时间里一直是家里的独生女，稍显早熟。温斯顿·丘吉尔在她两岁时见过她一次，当时就惊讶于“在这个幼儿身上散发着一种威严和沉稳的气势”。克劳菲则说伊丽莎白“干净利落、有条不紊……像她的父亲一样”。她热情亲切、做事用心，忙碌的时候最感到快乐。她很早就具有了区分能力——这将在她以后应对自己的职责需求时颇有帮助。比伊丽莎白大8岁的表姐玛丽·克莱顿夫人回忆道：“她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匹马。她这样做的时候，当有人叫她的名字她不会立刻就答应，过后会说：‘我是小马，不会说话。’”

爱德华八世的退位危机使整个王室陷入混乱，不仅仅因为它是一则丑闻，还因为它给王位的继承带来了巨大麻烦。大家之前称伊丽莎白的父亲为“伯蒂”，他选择用“乔治六世”作为自己的称谓，目的是让外界知晓王室的稳定，以及对自己父亲乔治五世的继承（乔治六世的妻子也因其登基而获封，是为“伊丽莎白王后”）。然而，伯蒂之前并未被当作王储培养。当他跟他母亲谈起刚刚落在肩上的重任时哭了起来。他告诉表弟路易斯·“迪基”·蒙巴顿勋爵（Lord Louis“Dickie” Mountbatten）：“我从来都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我从没批阅过政务文件，我只是一个海军军官，我只知道这点儿事。”新国王生来拘谨，身体稍显虚弱，还常常被焦虑所困扰。他患有严重的口吃，因此常常陷入沮丧和挫折之中，心里承受不住时就会爆发出“咬牙切齿”似的暴躁脾气。

然而，乔治六世的责任感极强，尽管不情愿，他还是坚强地挑起了国王的重担。同时，还要保证他的小“莉莉贝特”（Lilibet）——伊丽莎白在家里的昵称——不会再像自己那般毫无准备地继承王位。于是，在乔治六世登基时，伊丽莎白就成了“准继承人”而不是“女王储”，以备万一乔治六世夫妇再生下一个儿子。但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罗斯姐妹俩都是剖宫产生出来的，以当时的医学水平来说，如果再做第三次剖宫手术对王后而言就太危险了。按照传统，莉莉贝特在公共场合应该称呼她的父母为“国王和王后陛下”，但在私下仍叫他们爸爸妈妈。

海伦·米伦在备演2006年的《女王》一片时，曾反复观看一段20秒钟的影片，因为她觉得这段影片颇有意味。“那是在女王十一二岁时拍摄的，”米伦回忆道，“她从一辆很大的黑色轿车中走下来，外面迎接她的是一些高大的男士，她伸出手，表情庄重而从容。她心里明白该怎么做，她的表现也非常得体。”

“我觉得有太多的问题可以通过培训来解决，”女王在她登基40周年前夕如此说道，“只要经过恰当的培训，就能做很多事情。我真希望自己曾有过这样的教育经历。”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女王所受的正式教育可谓参差不齐。在她所处的时代和阶层中，女孩子基本上都是在家里“上学”，并且，其所学的知识也更多地强调实用性而不是理论性。“女孩子很少会去上大学，除非她们非常聪明。”女王的表姐帕特里夏·蒙巴顿（Patricia Mountbatten）如此说道。“王室保姆克劳菲能教授历史、地理、文法、文学、诗歌和作文，但她数学很差。”同样是克劳菲“学生”的玛丽·克莱顿说道。于是，王室从外面请来别的女家庭教师，给她们讲授音乐、舞蹈和法语。

伊丽莎白的父母并未打算让她在学习上有多么优秀，也没想过让她成为一个博学的人。她没有同学以供比较学习上的进步与否，也无须参加各种考试。克劳菲在1932年加入王室这个大家庭时，伊丽莎白和她的妹妹分别是6岁和2岁，乔治六世对克劳菲的要求只是让其教会两位公主“写一手好字”。伊丽莎白的字曲线平滑而干净，跟她母亲和妹妹的字迹十分相似，只是笔画稍粗犷一些。克劳菲对自己的职责则要求更高，她觉得应该“又快又多地”给两位公主灌输各种知识。她让伊丽莎白阅读《儿童报》（Children's Newspaper），这是一份时事荟萃，为她以后对《泰晤士报》（The Times）和BBC广播中时政新闻的青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此一位王宫顾问曾有过观察，他惊讶于伊丽莎白在17岁时就“对国家时事有着一流的见解”。

在她的整个少女时期，伊丽莎白有时间为自己每一天的“安静阅读”制订计划，她读斯蒂文森（Stevenson）、奥斯丁（Austen）、吉卜林（Kipling）、勃朗特三姐妹（The Brontes）、丁尼生（Tennyson）、斯科特（Scott）、狄更斯（Dickens）、特罗洛普（Trollope），以及其他经典作家文集。从小到大，她的最爱始终是历史小说，特别是关于“英联邦的各个角落里的人和事”，英联邦基金会（The Commonwealth Foundation）的董事马克·柯林斯（Mark Collins）如此说道。几十年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作者J.k.罗琳（J.K.Rowling）受邀与女王共进午宴，她告诉J.k.罗琳自己幼年时的广泛阅读“令我受益匪浅，因此现在的我阅读速度非常快。我必须读得很快，因为我要读的东西太多了”。

成为王位的第一继承人之后，伊丽莎白的课程强度和广度都大大增加了。她的家庭教师里最为重量级的是亨利·马汀爵士（Sir Henry Marten）、伊顿公学的副教务长。马汀是学校标准教材《英国简史》（The Groundwork of British History）的合著者，但他不是一个老学究。亨利·马汀当时66岁了，仍然单身，他长着一张大圆脸和一颗锃亮的脑袋；他常常喜欢把手帕的一角放在嘴里咬着；他在书房里养着一只大乌鸦当宠物，其书房里一摞一摞地堆满了书，克劳菲把它们比作“石笋”。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爵士（Sir Alec Douglas-Home）是日后伊丽莎白女王的第4任首相，他回忆说：“马汀是一位很有个性、精力充沛、满腔热情的老师，他能把历史人物讲得栩栩如生。”

从1939年伊丽莎白13岁开始，她会跟克劳菲一起乘马车到马汀的书房，每周两次，去学习历史和复杂的英国宪法。伊丽莎白开始时还很害羞，频频用哀求的眼神看看克劳菲以寻求安慰。马汀则从不直视伊丽莎白的眼睛，而且总是称呼她为“先生”，因为他总觉得自己仍是在给伊顿公学的男生们上课。据克劳菲回忆，不久之后，伊丽莎白就觉得“跟马汀在一起很轻松自在”了，他们很快就建立起一种惬意的友情。

马汀围绕威廉·安森爵士（Sir William Anson）所著三卷本《宪法的制定法与习惯法》（The Law and Custom of the Constitution）制定了一套精严的课程。他给伊丽莎白开出的阅读书目还包括G.M.特里维廉（G.M.Trevelan）所著的《英国社会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艾尔顿勋爵（Lord Elton）所著的《帝国联邦》（Imperial Commonwealth）、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著的《英国宪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这是英国宪法解释的“黄金标准”，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学习过。马汀所讲授的课程中甚至还包括美国历史。艾伦·“托米”·拉塞尔斯爵士（Sir Alan“Tommy” Lascelles）是乔治六世的私人秘书，当马汀问他给伊丽莎白讲授王室在宪法中的角色时该如何把握尺度时，他答道：“毫无保留地全部讲给她就行。”

与完全是白纸黑字的美国成文宪法不同，英国宪法是积累的法例和不成文的惯例、判例的合成体。它固有的可塑性取决于事件发生后人们的判断和对条文的修改。安森将其称作“一个与时俱进的结构……就像一栋房子，随着主人的改变而进行装修和布置”。英国宪法所规定的王室的职责和特权也是模糊的，它更倾向于规定“国王不应做什么”而不是“国王应做什么”。国王需要在议会通过的法律上面签字，虽然他拥有否决权，但他基本上不去行使这项权力。

伊丽莎白花了6年时间学完安森的《宪法的制定法与习惯法》，费心竭力地在那些晦涩难懂的文本中用铅笔画线，做注解。传记作家罗伯特·莱西（Robert Lacey）曾见过珍藏于伊顿公学图书馆的那三本褪色的书，书中有段内容是作者安森主张用一个更为复杂的宪法更好地维护自由，而伊丽莎白对其做了笔记。书中还有一段叙述，说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协商性、试探性的专制”，伊丽莎白在“协商性”和“试探性”两个词下面画了线。马汀给她讲授英国的立法程序，以及议会权力的全面性。伊丽莎白潜心学习“立法程序的细枝末节”，在莱西看来，“好像她要去下议院做议长，而不是去当女王一样”。而在她成为女王之后，其首相们也都惊讶于她对宪法条文的精通，每每提出让他们料想不到的犀利问题。

伊丽莎白16岁时，她的父母请来玛丽-安托瓦内特·德·贝尔莱格子爵夫人（Marie-Antoinette de Bellaigue）为两位公主讲授法国文学和历史。她是一位见多识广的比利时人，曾在巴黎上学，两位公主称她为“托尼”。她对两位公主的要求很高，甚至要求她们在跟她一起用餐时也要说法语。由此，伊丽莎白的法语说得很好，她在1948年22岁时去巴黎访问，巴黎人民对此深感钦佩，夸她的法语“清晰而精准”。

德·贝尔莱格与马汀当时共同承担着两位公主的教育工作，而后者常常布置题目让伊丽莎白用法语写作文。德·贝尔莱格后来曾说，马汀教会未来的女王“用自己的判断力去权衡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在贝尔莱格看来，伊丽莎白“从一开始就养成了一种极有把握的判断力。她似乎有种直觉，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她拥有一个‘单纯的自我’，或用法语说是‘tr è s naturelle’。她的性格中混合了生活乐趣和极强的责任感”。

伊丽莎白在性格和个性的发展方面受母亲的影响很大。她的母亲原名是伊丽莎白·鲍斯·莱昂（Elizabeth Bowes Lyon），是斯摩尔伯爵和伯爵夫人（the Earl and Countess of Strathmore）的女儿，他们共有9个孩子，女王的母亲就是在这个苏格兰和英格兰联姻的贵族家庭里长大的。1929年，《时代》杂志曾评论“她是一个精力充沛、体态丰盈、快乐的小女公爵”。她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尤其喜欢P.G.伍德豪斯（P.G.Wodehouse）的作品。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竟然还喜欢读戴门·朗尼恩（Damon Runyon）所写的关于纽约的男女黑社会人物的小说，有一次她甚至用戴门的写作风格给一个朋友写信：“The way that Dame Pearl gets a ripple on, there was a baby for you—Oh boy.”

伊丽莎白5岁时，伊丽莎白王后就开始教她读书，并让她用相当多的时间去大声朗读各种儿童经典图书。伊丽莎白刚刚学会写字，她的母亲就鼓励她每天晚上都把当天的经历和感想写成日记，而写日记也成了伊丽莎白一生的习惯。1937年，在父亲乔治六世的加冕仪式期间，11岁的伊丽莎白就有生动的“亲笔”描述，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爸爸加冕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拱顶和屋梁似乎都笼罩在一种奇异的迷蒙气氛之中。”当她的母亲戴上王冠的时候，手戴白色手套的女贵族们也都在同一时刻戴上了她们的冠冕，“那一刻真是太奇妙了。那么多的胳膊同时举起冠冕，接着那些胳膊又魔术般在眼前消失。”

在很小的时候，伊丽莎白的父母就开始安排画师为她画坐姿肖像画。而在她的一生中，这种作画共有140多次，也使得她成为英国历史上肖像画最多的君主。对王室成员来说，肖像画是长久以来王室形象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塑造王室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当被问及是否保留有自己的肖像画时，伊丽莎白答道：“没有，一幅都没有，都送人了。”

匈牙利人亚历克西斯·德·拉兹罗（Alexius de L á sz ló）是一个广受赞誉的社会名流肖像画家，伊丽莎白的首幅油画肖像就是他画的。当时伊丽莎白只有7岁。拉兹罗发现，伊丽莎白“聪明而个性十足”，同时也承认“她总是犯困并且坐立不安”。贵族妇女都喜欢跟这个64岁妙语连珠的老头在一起，而伊丽莎白却觉得他“很讨厌”——几年之后回忆起来，她扮了个鬼脸如此说道：“他总让你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着，还得眼睛望着他。”这幅肖像画是她母亲极为喜欢的——画中的小公主身着褶裙，一头金色的卷发，大大的蓝色眼睛，手捧一篮鲜花。然而，画中伊丽莎白严肃的表情却透露出一丝恼怒。

第二位为伊丽莎白画像的画师也是匈牙利人，是一位名叫齐格蒙德·施特罗布尔（Zsigmond Strobl）的雕刻家，从1936年到1938年，他共为伊丽莎白画过18幅肖像画。其时伊丽莎白已经年长许多，也已经身为准王储，她很喜欢在画像期间跟在场的匈牙利记者谈话，在聊天中消磨时间。在现场为作画和雕塑摆造型也锻炼了伊丽莎白的耐性。成为女王之后，她还发现，这种摆造型的“苦差事”也可算得上是一件乐事，因为她可以有一整段时间用于放松，还能在一种清静而平和的气氛中跟一位陌生人进行交流，坦率而谈，有时候可以说点儿私事，甚至可以开个玩笑。“这样很好，”在即将迎来18岁生日时，一次摆造型的过程中伊丽莎白如此说道，说话时脸上闪过一丝顽皮的微笑，“我就是坐在这里，别人就纳闷不已，因为我正忙着，看上去却是什么事都没做。”

在施特罗布尔为伊丽莎白塑像的过程中，他们最喜欢谈的话题就是马。伊丽莎白对马有着高昂的热情，这也是她另一个学习的机会。她的父亲继承了王室的传统，饲养并用纯血马参加比赛，他将伊丽莎白带入马的世界，而伊丽莎白第一次学骑马时只有3岁。到了1938年伊丽莎白12岁时，她开始学着侧坐马鞍骑马——这是每年为纪念国王诞辰所举行的“皇家军队阅兵典礼”（Trooping the Colour）时所必需的骑马技巧。在阅兵典礼上，伊丽莎白需要身穿红色的军装、海军蓝色的骑马长裙、头戴黑色三角帽骑行在1400多人的游行队列前端。

伊丽莎白每周有两次马术课，骑马不仅培养了她对体育运动的热爱，还强健了她的体魄，此外还教会了她在面临危险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她骑着马越过障碍，在田野和树林里穿行，感受着那种无拘无束的快乐和从公务的束缚中暂时逃离的自由。伊丽莎白在10多岁时曾接触过猎狐活动，第一次是在伯克郡（Berkshire）的加斯猎狐大会（Garth Foxhounds），第二次是在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博福特猎狐大会（Beaufort Hunt），但她早就被养马和赛马迷住了。

在少女时期，伊丽莎白曾跟父亲到他在汉普顿宫（Hampton）和桑德林汉姆宫的马厩里去过，对养马的基本知识有了了解。她开始掌握不同血统马匹的气质性格和体型结构，这一点对繁殖优秀马匹至关重要。她见过优秀的种马、母马以及它们的马驹，还观察过威尔特郡（Wiltshire）的跑马场上幼年赛马训练的情况，那里的马场建在起伏的山丘上面，有大片的松软草皮，其跑道也是模仿正规赛马场的直线和曲线跑道。她结识了一些马夫、马童、驯马师和骑师，他们是一群十分质朴的人，总是把马放在第一位，所以对生活有着与常人不同的视角。几年之后伊丽莎白曾对艺术家弗洛里克·韦茅斯这样说道：“马是世界上最好的平等主义者。”

此外，伊丽莎白还对狗有种天生的亲和感。1933年，她的父亲迷上了威尔士柯基犬——一种尖鼻子、大耳朵、短腿的品种，还送给伊丽莎白一只名叫“道基”的柯基犬。它是伊丽莎白所养的柯基犬大家族中的第一只狗，而柯基犬也成了她的“标志”。伊丽莎白有时会同时养10多只柯基犬，它们则经常如威尔士王妃戴安娜所说的——“像一张移动的地毯”一样浩浩荡荡地走在伊丽莎白的身前。对伊丽莎白来说，这些柯基犬是她的“开心果”，却常常因其暴躁的脾气吓到王宫的工作人员或来访的客人。“它们是牧羊犬，”有一次伊丽莎白如此解释道，“也是牧牛犬，所以它们会咬人，”说着，她露出一个狡猾的笑容，“它们还爱追人。”

即使是在1937年乔治六世即位、他们一家搬入白金汉宫之前，对伊丽莎白这位年轻的公主来说，交朋友也是件很复杂的事。在成为准王储之后，来王宫的那些女孩就必须向她行屈膝礼，并称她为“女士”。“那种感觉十分拘束。”小时候曾被邀请到白金汉宫来玩耍、喝茶的伊丽莎白·卡文迪什夫人（Lady Elizabeth Cavendish）回忆说。有一次，王室一家受邀去第12代艾尔利伯爵和伯爵夫人（the 12^th Earl and Countess of Airlie）所在的科塔基堡（Cortachy Castle）做客，伯爵的儿子杰米·奥格威（Jamie Ogilvy）在闹着玩时把伊丽莎白公主抱起来扔在沙发上。片刻之后，他的父亲就走上前来一拳捶在他的肚子上，说：“不许对王族成员这么无礼。”“其实公主自己并不在意，”奥格威回忆道，“但她身在那些规矩里，身不由己。”

正如克劳菲所说的那样，王宫的生活就像“一面玻璃屏障，把你跟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白金汉宫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共有775个房间，对国王一家来说，它更像是个“总部”，而不是他们的家。伊丽莎白曾长久地看着窗外的世界，无法理解“正常人”的生活究竟如何。

为使伊丽莎白不被局限在王室的生活之中，也为了缓解她“被孤立”的感觉，克劳菲在皇宫里组织了一支“女童军”。开始时女童军一共有20人，包括像帕特里夏·蒙巴顿这样的王族亲戚，在伊丽莎白眼里，她是翠鸟巡逻队（the Kingfisher patrol）“凶悍”的队长，而准王储也不得不听从她的指挥；另外，女童军里还有一些贵族朋友，如卡米拉·“米奇”·沃乐普夫人（Lady Camilla“Micky” Wallop，第9代朴次茅斯伯爵的女儿），还有就是宫里的司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女儿们。

女童军的总部或者是白金汉宫里指定的某个房间，或者是40英亩的花园里的凉亭，她们的活动有搭建篝火、观鸟，还有团队游戏。未来的女王在这些事情上勉强能够应付过去。帕特里夏·蒙巴顿回忆道：“她从小就知道自己不能在公众面前哭泣，这是她必须遵守的行为方式。从小她就被告知‘哪怕是摔倒了也不能在脸上表现出来’。”

来拜访国王和王后的显要人物也会被引见给两位公主，她们需要能在与客人们共同进餐时表现出得体的交谈和应答。伊丽莎白跟她的母亲一样，喜欢跟人交流，但她无法像她母亲一样从中获得乐趣。于是王后帮助伊丽莎白克服这个弱点，跟她做角色扮演的练习——在练习中，王后会扮作坎特伯雷大主教或其他贵客，然后教伊丽莎白如何应对。王后对自己母亲的座右铭——“要是你觉得一个人很无聊，其实问题是出在你身上”——深信不疑；她还教伊丽莎白在白金汉宫的花园宴会上面对3000人的注视时该如何应对，怎样才能在走动时表现得从容不迫。就像伊丽莎白后来在教导妹妹的时候所说的那样：“我们绝不可以匆匆地穿过人群走到茶几旁，那样太失礼了。”

王后与乔治六世二人在海外访问期间，她会给女儿写来内容翔实的信，描述海外的见闻，以开阔女儿的视野，为她灌输王室的职责。1939年6月，国王与王后去加拿大和美国访问，而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罗斯就从挂在教室里的地图上追踪父母的行迹。在信中，王后这样描述美国人——“特别随和可亲……在发现我们只是做着一份重要工作的普通人，我们也很谦和礼貌时，他们表现得特别高兴。”她还透露道：“当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时，我有时会忍不住眼里含着泪水。”她还承认：“不间断地参加各种集会……有时觉得自己的抵抗力都耗尽了。”这带给她很多担心和焦虑。

在母亲的引领下，伊丽莎白还养成了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王后为女儿读《圣经》中的故事，还为她讲解《公祷书》中的祷文和圣咏。“王后对公祷书的内容烂熟于心。”第103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后来的克利夫顿勋爵（Lord Carey of Clifton）乔治·凯里（George Carey）如此说道。王后的虔诚表现在她每晚都会跪着祈祷，而伊丽莎白也继承了母亲的这个习惯。“她们那一代人，跪在床边祈祷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凯里说道，“祈祷时的态度至关重要。跪在地上会让你产生对全能的神的谦恭感。”

王后还教给女儿一些实际的事情。克拉丽莎·艾登（Clarissa Eden）是安东尼·艾登爵士（Sir Anthony Eden）的遗孀，而后者是亚芬第1代伯爵（the 1^st Earl of Avon），也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第2位首相；她曾惊讶于伊丽莎白女王“坐在椅子上时，她的后背稍稍离开椅背。她能保持这种坐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种坐姿是她小时候跟王后学的，后者坚信“一个高贵的女士的后背永远都不能靠在椅背上”。

小时候，伊丽莎白脾气很急躁。这是家族遗传的，不仅她的父亲如此，她的祖父乔治五世、曾祖父爱德华七世也是这样。而她母亲则通过亲身示范和谆谆教导，用她和缓的性格梳理着女儿的脾气。王后的母亲是斯特拉斯摩尔伯爵夫人（Countess of Strathmore），“她以及她的孩子们在抚养子女时会教他们控制自己的脾气和情绪，从不会被个人情绪所支配。”玛丽·克莱顿夫人如此说道。王后开明的教育理念是以理解和鼓励为基础的：避免嘲笑、不许炫耀、和声细语，以及“从不吼叫和吓唬”，否则“你就会失去他人对你的信任”。正如她在给伊丽莎白的一封信里所写的那样：“时刻要记着，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赢得他人的爱戴。”

伊丽莎白有150个玩偶，她还有30个30厘米高的玩具马，都配有马鞍和缰绳可供玩耍。她的物质需求可谓应有尽有，她吃饭时都是身着红色制服的男仆在旁边服侍。在这样的条件下成长，伊丽莎白为什么没有变得娇惯倨傲呢？“她是由严厉的保姆带大的，”一位从伊丽莎白5岁起就是她朋友的人如此说道，“我记得有一次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公主来喝茶，伊丽莎白公主的胳膊肘放到了桌面上。奈特太太就对她说：‘把手放下去！’我从来都没想过，有人竟然可以教训公主；但她的家教非常严格，有一位保姆时刻在身边对她进行管教，而女王也从来不坏了规矩。”

克拉拉·“阿拉”·奈特（Clara“Allah” Knight）是赫特福德郡人（Hertfordshire），她是王室的婴儿保姆，她跟伊丽莎白的育婴女佣玛格丽特·“波波”·麦克唐纳（Margaret“Bobo” MacDonald）一起管理着公主们每日课堂外的生活细节，她们跟两位公主在一起的时间，甚至大大超过了国王和王后。用贴身男仆约翰·迪安（John Dean）的话说，波波“身材短小，非常聪明，也非常专横”。她一直在伊丽莎白身边服侍着，直到1993年去世。“女王很喜欢跟一个明白事理的苏格兰农妇交谈。”玛丽·克莱顿夫人如此说道。

为养成伊丽莎白整洁、节俭的好习惯，阿拉和波波教她把自己的东西整齐摆放，在封包裹和卷轴时要格外仔细以节省纸张和缎带，还要把多余的灯关掉。公主们每周会有5先令的零花钱，这只是一个培养她们金钱意识的措施，因为伊丽莎白每年的收入有6000英镑。她脱衣服时，会把衣服整齐叠好摆放，从不把衣物留在地板上或搭在椅子上。阿拉和波波还帮伊丽莎白改掉了咬指甲的坏习惯，但她们却未能帮助她克服海伦·米伦所说的，其恬静的举止下面“内心的狂躁”，这一点在她成年后总是不停地摆弄手上的订婚戒指或结婚戒指就能看出来。

在伊丽莎白的生活中，另一个“严师”就是她的祖母玛丽王太后（Queen Mary）——英王乔治五世的妻子。她是一个正经而“死板”的人，每天晚餐时都会佩戴王冠，甚至在只有她和丈夫一起用餐时也是如此。“她从不直视别人。”摄影师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如此说道。而德文郡公爵夫人黛博拉·米特福德（Deborah Mitford）则回忆说：“玛丽王太后戴王冠，就像戴托克帽一样。好像王冠就是她身体的一部分。”玛丽王太后的举止十分得体，她的责任感毋庸置疑。在她85岁离世之前，还颇为令人感伤地说自己很想爬一次篱笆，哪怕一次都好。

玛丽王太后是一个对礼节十分拘泥的人，她要求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在见到她时要行屈膝礼。她把自己的情绪深深地压抑在心底，在感到高兴时最多也只是翘一下嘴角而已。这一点对伊丽莎白的影响很深，她从中明白，对一个君王而言，在公众面前笑出来是不合适的。而在一次音乐会上，伊丽莎白说了一句“所有在外面等着看我们的人”，玛丽王太后就觉得她这句话太过高傲，作为惩罚，她立刻把伊丽莎白带回了家。伊丽莎白克服各种困难，毫无怨言地吸收着祖母的教导，也是因为她跟玛丽王太后有着相同的个性：沉默寡言、专心致志、勤奋刻苦。在后来的岁月里，她还常常引用严厉的祖母的话。

丘吉尔说过，尽管玛丽王太后性格刚直，不喜欢做出改变，但“她并不惧怕新的思想和看法”。伊丽莎白王后在女儿的培养上秉持的是和缓的教育理念，她认为女儿们“应该有一个值得回忆的快乐童年”，而玛丽王太后那种看似矛盾却很有道理的开放思想为伊丽莎白的教育注入了苛刻的成分。她在私下建议克劳菲提高伊丽莎白所选文学作品的质量，还鼓励她用心学诗，权当“记忆力锻炼”。她让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涉猎各种文化，带她们去各种博物馆、美术馆，还有英国皇家造币厂（the British Mint）、英格兰银行（the Bank of England）、格林威治宫（Greenwich Palace）、伦敦塔（the Tower of London）等地方。

玛丽王太后对历史，特别是皇家的宗谱传承情有独钟，而对伊丽莎白来说，祖母就是一扇通往过去的窗口。玛丽王太后的外公是剑桥公爵（the Duke of Cambridge）阿道弗斯王子（Prince Adolphus），是乔治三世的儿子；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是她的教母；她认识英国历史上两位最著名的首相：威廉·格拉斯顿（William Gladstone）和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她给公主们讲1911年德里杜尔巴的盛况，当时乔治五世和她作为印度的国王和王后出席了那次盛会。她还能说出任何一件皇家珠宝的来源和细节，她乐意向人们展示这些珠宝，有时甚至把华丽的库里南一号和二号钻石当作胸针别在胸前。

在伊丽莎白的众多导师和家庭教师之中，她的父亲占有举足轻重的席位。乔治六世能够亲自教给女儿身为一国之主是什么样子、有何挑战以及如何应对。伊丽莎白比父亲聪明，在记忆精确资料时不需像他一样费力，她的性情比父亲更为平和，却跟他一样腼腆，乐于奉献。她怀着崇敬的心情看着父亲在每年的圣诞节广播致辞上与自己的口吃顽疾做斗争，她注意到父亲吃饭时还会在手边的便条簿上匆匆记下一闪而过的想法。伊丽莎白后来曾说，父亲的“坚毅”一直是自己的楷模。

“二战”期间，伊丽莎白从父亲的表现中学到了毅力、勇气和责任感，父亲是她永恒的榜样。1939年9月3日，英国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后向德国宣战，当时伊丽莎白只有13岁。6个星期之后，正当她跟克劳菲、妹妹玛格丽特·罗斯在苏格兰读着约翰·弥尔顿的《闻庄严的音乐有感》（At a Solemn Music）时，消息传来，纳粹击沉了英国“皇家橡树号”（Royal Oak）战列舰。这是英国士气最初遭受的打击之一。乔治六世在苏格兰高地的巴尔莫勒尔庄园（Balmoral）对外开放，收留那些在纳粹的轰炸到来之前撤离格拉斯哥港市的妇孺。克劳菲指导两位公主为难民们端茶倒水，还陪妇女们聊天，谈论她们在军队服役的丈夫和儿子。

1940年5月10日，德国军队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随后进攻法国，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辞去了英国首相职务，由温斯顿·丘吉尔接任。在广播中听到张伯伦的辞职演讲时，伊丽莎白哭了。很明显，在经过了近9个月的惴惴不安之后，战争真的要打响了。两天之后，两位公主被送到了距离伦敦市中心21英里的中世纪城堡温莎堡（Windsor Castle）中。战争期间，她们一直待在这个占地13英亩、四周都是厚重城墙的皇家庄园里，直到1945年5月德军被打败。尽管她们能够走出城堡，但为了安全起见，她们的所在地被严格保密。

战争期间，乔治六世和王后或者在白金汉宫，或者乘坐十车厢的皇家专列在境内巡查，视察军队、工厂、医院以及被炸的居民区。有时晚上，他们也会到温莎堡跟女儿们一家团聚，睡觉却是在城堡的布伦瑞克塔（Brunswick Tower）下面又黑又深的防空工事里，或是在维多利亚塔（Victoria Tower）一楼一间有防御工事的房间里。国王和王后决定坚持在伦敦工作，这使他们自己处在相当大的危险之中，却也赢得了英伦百姓的爱戴。1940年夏天，德国空军开始对英国的城市和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白金汉宫就被炸弹袭击过9次。9月中旬白金汉宫第二次遭到空袭时，炸弹炸毁了宫里的小教堂，国王和王后与死神擦肩而过。

跟她的同代人一样，伊丽莎白也被战争带入了一个险峻的境地，这对她的青春期造成了极深的影响。但她并不像有些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在公众面前销声匿迹”，也不是处在蛰伏的状态。相反，因为她在温莎堡的日子里常常与负责保护王室安全的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年轻军官们一起相处，这使她对男性世界有了较早的了解，对其登基为女王之后在男性为主导的领域里工作打下了基础。“我是在男人的世界里长大的。”伊丽莎白的妹妹玛格丽特后来如此说道。

16岁的伊丽莎白是近卫步兵第一团的荣誉上校，首次对其巡查时就十分严苛。她严厉的批评促使一位少校建议克劳菲“委婉”地提醒一下公主“一位好军官首先要做到恩威并重”。

军官们会过来喝茶或参加正式午宴，而此时伊丽莎白就负责安排座位，锻炼自己作为宴会女主人的技巧。来访的军官们之中就有鲁伯特·内维尔勋爵（Lord Rupert Nevill）和休·尤斯顿（Hugh Euston），即后来的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而他们也成了伊丽莎白一生的好友。其他来客则包括正在养伤恢复或休假的军官们，有些是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空军士兵。伊丽莎白也从“一个羞怯的小女孩变成一位魅力十足的年轻人，可以毫无尴尬地应对各种境况”，克劳菲如此说道，“她是一个杰出的谈话高手。”

伊丽莎白和妹妹“从没忘记正身处战争之中”，安托瓦内特·德·贝莱格（Antoinette de Bellaigue）说道：“但她们并不觉得前景黯淡。”温莎堡的窗户都贴上了遮光纸，城堡周围也布上了铁丝网和一些高射炮，宽敞的房间里只用低功率的灯泡照明。因为热水奇缺，温莎堡所有浴缸的5英寸（约12厘米）处都画了一条线。她们吃得还算不错，因为有别的皇家庄园送来的肉和野味。公主们也开始习惯了她们母亲所说的“炸弹的呼啸声”，但王后也因“公主们看起来跟以前不一样了”而烦恼，因为“枪声太响了”，并且有太多炸弹落在附近——到战争结束时温莎堡附近被投下近300枚高爆弹。王后在给婆婆玛丽王太后的信里这样写道：“尽管公主们都很乖、很沉着，但时常听着炸弹呼啸而至或感到门外地面的震动，实在是让人提心吊胆。”

战争期间，国王全家有几次去了巴尔莫勒尔庄园过个短暂的假期以作休整，王后很高兴看到女儿们在这里恢复了生气，每次从开满杜鹃花的、空气清新的小山上散步回来，她们“脸蛋变红了，胃口也很好”。这些山丘位于皇家迪赛德河谷（Royal Deeside）之上，而这个位于迪伊河畔（River Dee）的山谷从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那时起就是王室一家的情感港湾。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是伊丽莎白的曾曾祖父母，他们被苏格兰高地的魅力所倾倒，于1852年买下了巴尔莫勒尔庄园。维多利亚女王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这里，呼吸到的是自由和安宁，让人忘记了外界的烦恼忧伤。”

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把原先的建筑物拆掉，按照阿尔伯特亲王根据苏格兰角塔式风格所制定的方案，另建了一座巴尔莫勒尔城堡。城堡是用光滑的灰白色花岗岩建成，在久经风吹日晒之后变成了灰色，另外还修建了角楼和城墙。城堡内部的装饰使用了绚丽多彩的格子呢小地毯、窗帘、大地毯、油毡、蓟花图案的墙纸、埃德温·兰西尔爵士（Sir Edwin Landseer）的风景画，门厅里还挂着鹿头。透过巨大的窗户向外望去，草坪、花园、松林以及迪伊河畔的小山——那里是王室一家远足的户外天堂——尽收眼底。

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之后40年里巴尔莫勒尔城堡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女王的子孙们也能真切地感觉到它的魔力。这里是王室神圣的别院，“二战”之前他们每年秋季都会来这里住两个月，战争接近尾声时他们又把这个传统继续了下去。“二战”时他们也曾到这里稍作休憩，其间伊丽莎白第一次猎到雄鹿，也第一次捉到鲑鱼（不算小，有8磅重）。国王、王后、公主和廷臣们会在晚饭后玩“我来比画你来猜”的游戏，直到半夜。有一次国王的私人秘书托米·拉塞尔斯模仿圣伯纳犬的吠声，声音太大以至于嗓子都喊哑了。

“二战”初期，国王和王后仍在白金汉宫和温莎堡周期性举办舞会，以保持他们的社交生活。1943年9月，在温莎堡为“青年男女”所举办的一次舞会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才结束。乔治六世以“当世最好的华尔兹舞者”而闻名，他毫无拘束地在舞池里跳舞，甚至领着一支康茄舞队伍在熠熠生辉的大厅里穿行。“二战”后期，伊丽莎白偶尔会偷偷溜进伦敦市，有时是去参加宴会，有一次是去看生平第一场歌剧——由莎德勒·威尔斯剧团在伦敦新剧院所表演的《波希米亚人》。

克劳菲想办法让城堡里的气氛变得轻松一些，所以她组织了一些游戏，如捉迷藏、滚斜坡、跟军官们玩藏宝游戏，等等。她还组织了一场牧歌大会，让女孩们跟卫兵和伊顿公学的男生们一同唱歌。圣诞节时，两位公主跟当地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在温莎堡的滑铁卢大厅里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大型哑剧演出。伊丽莎白受邀上台，在500多人（包括市民和士兵）的观众面前表演了唱歌和踢踏舞。克劳菲夸她的表现十分镇定；她的马术教练贺拉斯·史密斯（Horace Smith）则惊讶于她的“自信和活力”，还有她对喜剧台词的滑稽演绎。

战争的噩耗不断传来，伊丽莎白所认识的军官们不断有人在战场上牺牲。1942年，她的叔叔——当时正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肯特公爵（the Duke of Kent）乔治王子（Prince George），也在一次空难中丧生了，留下3个孩子，最小的才刚刚出生7个星期。“在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中，这是多么残忍的一段时期啊，”王后在1943年给兄长大卫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莉莉贝特在温莎堡认识了很多年轻的近卫军战士，而他们却陆续在战场上牺牲了，这对一个如此年轻的孩子来说太恐怖了。”在成为女王之后，她的朋友们发现伊丽莎白很难下笔为与自己亲近的人写悼词；但在“二战”期间，她还是很愿意为阵亡士兵的家人写慰问信的，在一封写给一位军官母亲的信中，伊丽莎白“向她讲述了自己对她儿子在温莎堡的工作心怀感激，还告诉她自己跟她儿子曾说过什么话”，克劳菲回忆道。

“二战”期间，安托瓦内特·德·贝莱格、马里恩·克劳福德和亨利·马汀的授课并未停止。马汀坐着狗拖车从山下来到城堡，他的轻型旅行袋里鼓囊囊地装着公主的课本。欧文·莫西德爵士（Sir Owen Morshead）是皇家图书管理员，他常常带着伊丽莎白去参观温莎堡的收藏品，给她的课程增添了额外的内容。那些收藏品中包括查理一世被砍头时所穿的衬衫，还有在特拉法加海战中杀死纳尔逊勋爵的铅弹（为躲避战火，那些无价的名画已从画框里取出送往安全的地方保存）。未来的女王后来说，她把温莎堡当作自己的家，因为它代表着“童年所有的快乐记忆”。

女童军的活动也在继续，伦敦东区饱受战火摧残，有些难民投奔温莎庄园的亲戚而来，随着他们的加入，伊丽莎白也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平等待人的体验。女童军的女孩们在温莎堡的一位女管家的指点下，学习烘制蛋糕和烤饼（伊丽莎白后来曾在一位美国总统来访时露过一手），烹制炖肉和汤类，并赢得烹饪徽章。东区来的女孩们说话带着很重的伦敦口音，言行举止也很粗俗，她们对未来的女王并无尊敬之心。她们管伊丽莎白叫“莉莉贝特”，而这个昵称即使是贵族家的女孩也都是禁止用来称呼她的。她们还强迫伊丽莎白在满是油腻的水池里刷盘子，以及清理篝火的余烬。

1945年伊丽莎白18岁的时候，她在由女子后方勤务部队所辖的机械运输培训中心（the Mechanical Transport Training Centre）接受了3个星期的培训，这是她所接受的最不寻常也是最难忘的培训。她在这里所学到的技术，在海伦·米伦主演的《女王》影片中得到了重点展现：影片中“女王”自信地驾驶着一辆“路虎”在巴尔莫勒尔的山地里行驶，却在驶过迪伊河时在一块石头上搁浅。“她”于是打电话给她的侍从长托马斯：“我的汽车传动轴坏了。”她快速说道。“你确定是传动轴吗，女士？”他问道。“是的，我确定。”女王答道，“是前面那个，不是后面那个。我的车不能四轮驱动了。你忘了，我在“二战”时可是个机械师啊。”

尽管这一幕镜头是虚构出来的，但伊丽莎白二世在汽车方面的经验的确是她值得自豪的地方。战争结束20多年后，她曾告诉工党的政治家芭芭拉·卡素尔（Barbara Castle），她在女子后方勤务部队所受的培训是她唯一一次能跟同龄人平等比较的机会。跟她同时接受培训的还有另外11个女人，都比她大几岁，但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温莎少尉跟她们穿一样的浅褐色军装，也接受相同的培训：在伦敦拥挤的车流中驾驶3吨重的卡车，更换车轮和火花塞，学习汽车点火系统的运行原理，更换刹车油，拆卸发动机，等等。她的手上、脸上沾满油污，还要向上级军官敬礼。但这段经历培养了她的自信，也带给她专业的驾驶技巧。“我一生中从未如此刻苦，”她告诉一位朋友，“我学的都是之前一无所知的东西——汽车内部那些千奇百怪的事物。”

1940年，在经过多次排练、掌握了演讲时的呼吸和措辞技巧之后，伊丽莎白用她满怀深情的少女的声音为因战争而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做了生平第一次广播读稿讲话。除此之外，战争结束前她所参加的官方活动很少。1944年，她跟国王和王后一起访问了威尔士，他们探望了那里的矿工，伊丽莎白还在伦敦的伊丽莎白女王医院（the Queen Elizabeth Hospital）为“英国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学会”（Children and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做了生平第一次公共演讲。此外，她第一次参加了战舰下水仪式；在白金汉宫为英国自治领的首相们举办的宴会，也是她出席的第一次官方宴会。

1945年5月8日，在英国人庆祝“欧洲胜利日”这一天，伊丽莎白跟全家人以及温斯顿·丘吉尔首相一起走上白金汉宫的阳台，接受人群的欢呼。当晚，她和妹妹玛格丽特·罗斯在克劳菲、托尼·德·贝尔莱格以及国王的侍从武官的陪伴下悄悄走出王宫，随行的16个人里还有伊丽莎白的表妹玛格丽特·罗德斯（Margaret Rhodes），另有几个近卫军军官，亨利·珀切斯特（Henry Porchester）就是当时的近卫军军官之一，他后来成了伊丽莎白一生的好友和养马、赛马方面亲密的顾问。未来的女王自豪地身穿女子后方勤务部队的军装，跟朋友们手挽手在人群里穿梭。她们在圣詹姆斯大街（St.James's Street）上飞奔，还快乐地跟人们一起跳着康茄舞、兰贝斯走步舞、霍基科基舞。公主们回到白金汉宫的围栏前，跟人群一起大喊：“我们要见国王！我们要见王后！”在她们的父母出现在阳台时跟人们一起欢呼。随后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罗斯从一个花园门悄悄回到王宫里。王后“给我们吃她亲手做的三明治”，托尼·德·贝尔莱格回忆道。

第二天晚上，欢庆仍在继续。伊丽莎白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又跑出宫去了。从堤岸区（Embankment）到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再到蓓尔美尔街（Pall Mall），走了好几英里的路。半夜12点30分看父母在阳台上露面，然后是吃饭、聚会，3点才睡觉！”玛格丽特·罗斯则这样写道：“这是一次独特的释放自由的体验，就像是把灰姑娘的故事反了过来——我们是公主，却假扮成了平民百姓。”

3个月后，他们这伙人在庆祝日本投降时又去做同样的冒险。他们又一次“走了好几英里”，伊丽莎白在日记里如此写道：“在里兹大饭店里跑来跑去……在多切斯特喝酒，看到父母在阳台上两次露面，隔着好几英里，人太多了。”但这一次伊丽莎白被人认出来了，人们纷纷向她欢呼，即使警察告诉欢庆的人群“公主们希望被当作常人看待，大家可以继续”，也未能阻止人们的热情。

“二战”结束时，伊丽莎白已近19岁，尽管她多数时间里都是在温莎堡的高墙内度过，但是，假如她能以一个年轻的王室成员传统的方式度过她的青春期的话，她一定不愿以现有的方式来体验这段人生。她从一个英勇而全新的角度目睹了父母身上所展现出的无畏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她亲身体会到被战争夺去亲友的伤痛；她经历了与王室之外人们的交流和接触。她承担了一些新的责任，也窥见自己人生接下来将会是什么样子——不仅仅是作为准王储，更有她的个人生活。后者是她谨慎守护的一个秘密，将会影响到她今后几十年的行为举止。战争开始时她还只是个懵懂的小姑娘，现在她已经是个年轻的女人了。

“那一刻，人们心中一定在暗叹：‘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