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启蒙的含义

在中文里，启蒙是接受入门教育、获得初等知识的意思，而在欧洲各国语言里，启蒙的意思不是小学，而是大学。解放思想，以获得新知新解，是启蒙在欧美语言中的主要语义。

英语的enlightenment，法语的l'éclaircissement、la lumière，德语的aufklärung，意味着思想之光穿透阴霾。启蒙欲借“理性之光”（或“自然之光”）点亮黑暗，一扫愚昧无知。作为动词的enlighten（éclaircir、aufklären）有“菩提树下心中开悟”之意，不过在启蒙语境中，开启的是科学和理性之悟。

启蒙是褒义词，其反义是愚昧、混沌、迷信、无知等。既然如此，主张“反启蒙”的人在遣词用字上已经输了。启蒙是对的，因为愚昧无知、执迷不悟一定不对。

启蒙，即英文里大写的Enlightenment，具体指产生现代价值的思想运动。启蒙提出的现代计划（the project of modernity）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西方思想史在对启蒙长期的质询思辨中逐渐积累的各种智慧和策略，近几十年才汇总在“后现代”这个伞形概念之下。

评价启蒙运动是件细致的工作。过于简单化的想法，是将后现代和启蒙对立，好像赞同启蒙必反对后现代，赞同后现代则必反对启蒙，似乎黑白分明就是清楚，其实不然。严肃的后现代理论关心的是，启蒙运动有没有违背其初衷；在启蒙的旗帜下，会不会出现另一种盲从或迷信；“光明”的理想会不会再给自由的精神蒙上阴云。如此的眼光是反讽的，但继续启蒙的愿望如初。当代理论采用“后现代”一语，避开了“后启蒙”可能带来的歧义。也有人坚持用“反启蒙”之说，无意或有意就有了复辟神权价值的含义，反而回归绝对真理的老路，与启蒙和后现代的怀疑精神都是背道而驰。“反启蒙”不是后现代，因为不相信绝对真理（包括神学）正是后现代思辨的基础。后现代无异于又一次的启蒙。

从后现代角度看，启蒙是一次利弊参半、自相矛盾的历史运动，它终结了中世纪以宗教信仰为特征的世界观，以科学、理性推动社会发展，其革命和进步的特质无可否认。但启蒙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及其在全世界的推广所产生的问题也有目共睹。对启蒙运动形成的体系（包括理性、科学、主体、知识、历史、人等概念的体系，下篇详述），应该用历史、变化、多元、喻说等当代思想做不事体系的思考，才能继续启蒙开启的现代性。

其实，对启蒙体系提出怀疑的所谓后现代，也源于启蒙运动。例如，“怀疑”作为理性思辨的一部分，源于笛卡尔。启蒙运动的关键人物卢梭也以此著称，他对启蒙的“进步”话语存疑。

启蒙运动发生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法、英、德、意、美各国。为叙述方便，有人把时间定在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间。宽泛意义上的启蒙，指现代思想哲学的整个计划（the intellectual or philosophical project of modernity）。现代性产生的时间，往上甚至可追溯到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恢复亚里士多德逻辑的那一刻或其后的文艺复兴，继而发展延伸至19世纪的哲学（如英国边沁等人的功利哲学），并影响至今。

说到启蒙，人们会想到崇尚理性、科学、进步的现代精神，想到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想到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历史潮流，想到现代世界史上人类为摆脱迷信和愚昧做出的种种努力。这些进步有目共睹。中国人也是在启蒙价值的鼓舞之下开启中华民族的现代进程的。然而，启蒙形成的现代哲学思想体系还有它的另一面，其负面的问题在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被认识。

现代哲学体系依赖科学理性，更贴切的说法是依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指依赖那种可计算的逻辑推理。工具理性可以把思想转化为物质、效率，为现代社会青睐，助长重物质实效和实证的现代价值。然而，对工具理性的依赖不能提供生命的意义，甚至会排斥美学思维，排斥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更深远的智慧。过于相信可计算的逻辑，其实是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的自大。例如，有些启蒙思想家对人类进步的展望基于这样的想法：人的逻辑计算必然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算等于天算。而越来越多的事实是，当人算不把天算放在眼里的时候，天算不动声色地惩罚人算。

被工具化的理性还可以服务于殖民主义的掠夺、帝国主义的霸权。工具理性造成新的迷信，产生有违人性的秩序，甚至法西斯的秩序。理性的同义词是“合理”，理性被用来将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的事例比比皆是。

在启蒙的那个时刻，人类似乎苏醒。如今看，人类确实醒过，而后又昏昏睡去。也有人在关注人类醒与睡的状况，18世纪有，19世纪有，20世纪也有。他们有时被尊为伟人，有时被当作疯子。

科学、理性、知识、主体、进步，这些曾经（并仍然）激动人心的中心词，构成了启蒙运动的宏大叙述。宏大叙述展现如幻如梦的前景，令自主者受之鼓舞而有所作为，而不可自主者则为之迷茫，反遭愚弄。

宏大叙述是一种高度统一（supremely unifying）的叙述，因而容不得“差异”和质疑。它要求乐观，不允许任何悲观或任何人的悲观。它不敢悲观，悲观不起。

回顾两三百年来的历史，我们不禁问：宏大叙述的乐观，会不会太盲目？

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较詹姆逊的略早，思路也更清晰。他用一句话概括后现代性：“若简化到极致，我对后现代性的定义就是，对（启蒙的）宏大叙述存疑。”（Lyotard，第xxiv页）存疑，incredulity，有“难以置信”的意思，好像摇头有感而叹：“怎么竟会这样？”“存疑”的意思展开来解释就是：我们曾对启蒙的可能性寄予希望，如今仍然寄予希望，体系现代性以宏大叙述表述确实令人感觉宏大，可是对它的历史轨迹、后果、语言逻辑加以思考，又令人不得不存疑。

根据利奥塔这个简单明了的定义，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多诺、福柯等，都可以说是后现代思想家，他们对宏大叙述都表示过怀疑，都认为人类需要再启蒙。今天他们的思想已融入后现代思辨，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他们形成各自思想时，“后现代”这个概念还没有产生或者还不清晰。如对于后现代理论不可或缺的福柯，生前并没有用“后现代”来描述他的理论。

利奥塔的一声“存疑”，为这些思想家的声音添加了“后现代”这个新符号。

启蒙的思想丰富多彩，并非铁板一块。以启蒙的多样对照启蒙大一统的体系观（diversity与unity之争），也是后现代思辨的特征之一。有后现代理论作者曾假设：如果现代哲学起源于蒙田，而不是笛卡尔，启蒙运动的面貌会迥然不同：启蒙思想会更灵活，更包容；理性不会排斥美学思维而是相互兼容；取代宗教世界观的，会是语言文学和政治学，而不是数学和物理学［理查德·罗蒂引用史蒂芬·图明（Stephen Toulmin），Rorty，第22—23页；卡里斯·拉塞夫斯基斯（Karlis Racevskis）引用让·斯塔罗宾斯基，Racevskis，第24页］。不妨继续假设：如果以蒙田为启蒙的代表人物，会多一些对话而少一些说教，多一些宽容而少一些大一统的高傲，启蒙会更贴近独立思考的初衷。

说启蒙是多样的，意味着“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不能止于一种回答。真正的启蒙应随历史发展不断思考“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体系现代性只承认一种方式的启蒙、一种方式的“进步”，其体系就成了包袱和障碍。一言堂的启蒙终究大话压人，成了福柯所说的“启蒙的讹诈”（the blackmail of Enlightenment）。福柯说得好：不屈服于“启蒙的讹诈”，启蒙才能被继承［见福柯的《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

福柯既置身于启蒙之中又超越启蒙局限（in and beyond Enlightenment），这种姿态对后现代思辨也是恰如其分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