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实际，走自己的路
——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
最近出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编入邓小平同志1982年十二大至1987年1月这一时期的重要讲话和谈话，共四十四篇，比1984年出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篇幅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个增订本可以看作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的续编。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同志总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贯穿增订本全书的根本指导思想。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岁月，付出许多代价和牺牲，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同样，为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并且付出过高昂的代价。从50年代开始，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一些老一代革命家都为此做过艰苦的努力，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问题上，做出各自的贡献，提出一些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芒的思想；也曾想到对当时已有的社会主义现成模式在某些方面应有所突破，做一些改变，希望开创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更由于后来在指导思想上发生错误，当时我们党没有能完成这一任务，而且还犯过严重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全面的深刻的总结，实事求是地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论断，使全党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坚持我们过去一切正确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纠正和抛弃一切错误的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恢复和发扬一切被破坏了或者被歪曲了的正确的东西。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出发，探索新的问题，创造新的局面，开拓新的路子。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几年勇敢而又谨慎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终于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根据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邓小平同志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成果。
邓小平同志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他针对极左思潮对于社会主义的歪曲，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同志一贯的思想，也是他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代替和战胜旧的社会制度，归根到底，在于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也是这样。而且，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为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物质基础。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正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由于中国是在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强调发展生产力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明确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被搞乱了的关于怎样搞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的问题。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八大的决议曾经正确地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正确方针后来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所否定，长期得不到贯彻执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恢复了这个方针，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怎样发展生产力，用什么方法发展生产力，过去我们党也进行过探索和实践，其中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例如“大跃进”的方法，“政治挂帅”的方法，就是不成功的，它们不但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而且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经验，解放思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逐步提出改革、开放、搞活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方针和政策。
邓小平同志在他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对于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和政策，作了全面的、深刻的阐述。他在三中全会前后就开始讲这个问题，十二大以后进一步展开。他说：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搞建设，主要是靠自己。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帮助中国发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他反复说明，中国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是不会改变的，而且还要更加开放。如果没有对外经济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是不可能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12月为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来了。他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后来，他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概括为“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又及时地提出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他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能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而且，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他指出，我们进行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同时又要谨慎小心，步子要稳。通过改革，要取得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是三中全会路线的一个基本点，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点。
但是，改革、开放、搞活，不只有一个要不要实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按什么方向实行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的改革、开放、搞活等政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些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作过反复说明。他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连续性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他特别强调：改革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的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他指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进行的。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在执行对外开放政策过程中，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纠正过来。从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必须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实行的。当然，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不只是作为实行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前提和基础提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作为我国的立国、治国之本，作为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基础，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出来的，就是说，是在更宽广、更深远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三中全会路线的又一个基本点，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基本点。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以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或不应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或者以为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就不能或不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都是不正确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基础和前提，保证改革、开放、搞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地发展。改革、开放、搞活，作为必不可少的途径和方法，目的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不实行改革、开放、搞活，也就无所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探索和实践这条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是在不断地纠正各种错误倾向、排除各种干扰的斗争中前进的。
首先是纠正“左”的错误，排除“左”的干扰。不但纠正“文化大革命”那种极左的错误，还进一步纠正从50年代末期开始在指导思想上形成的“左”的错误，把工作重点转到“四化”建设上来。实行这个转变，曾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阻力。有些人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对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人还误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些“左”的影响和干扰，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但是，实现这个转变，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这是由于，人们对于“左”的错误，认识比较容易，察觉比较敏感，因为大家受过它的害，吃过它的苦头；更重要的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确实给我们国家带来生机和活力，绝大多数人得到了实际利益。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改革日益深化的进程中，还要继续提倡解放思想，丝毫不能放松排除“左”的干扰以及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
干扰不仅来自“左”的方面，也来自右的方面。一个时期以来，更多的是右的干扰。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1月说：“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没有认为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同志在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从来没有放松对于右的，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警惕和批评。他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不顾中国的国情，既不懂得中国的历史，也不懂得中国的现实。他们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邓小平同志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说明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得非常鲜明、实际、透彻，令人信服。同时，他又客观地分析了在中国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社会历史条件，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在五十年到七十年内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不论是反“左”还是反右，都必须站在正确的立场，站在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站在右的立场反“左”，就会把正确的东西当成极左来反，把不带引号的左当成带引号的左来反，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而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其他腐朽思想的泛滥开方便之门。站在“左”的立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会重犯过去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把有些正确的意见和好的东西也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来反，掩盖了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损害群众的正当利益和积极性。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甚至严重损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邓小平同志在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他立足中国实际，不理会那些不负责的、妨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舆论，敢于顶住和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指导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认识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里，重温一下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是很有意义的。二十五年以前，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时候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他在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规律的认识过程以后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我们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同样也要经历一个过程，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或者接近完成这个过程，而是还需要做出很多的很艰苦的努力，在实践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和认识。但是，我们毕竟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是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才做到的。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任何一项重要决策，无一不是遵循了这条基本原则的。他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果断精神，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定性和自信心，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这一基本思想原则。总之，他是从中国自己的实际——历史和现状出发，不是从概念，从书本，或者从别国的什么模式出发，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同学习《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一样，人们会被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力量、逻辑力量、明快的思想和特有的语言风格所吸引，所打动，意气风发，受到鼓舞。如果把这两本书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南，那是很恰当的。
最后，我们用邓小平同志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中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