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基于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写的一部简明而又整合的中国商代（公元前18—前12世纪）文明史。及时出版这样的一部著作有许多理由，下面的理由是最要紧的。

首先，我们需要一部讨论商代历史和商代史料的书。由于商史编纂学已经形成的路子（参见下面的《绪论》），商文明的研究者传统上都是在文献、甲骨、金文和考古等专注于某一些特殊材料的独立的学科里培养出来。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一学科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商文明的某几个或某一些特殊的方面。因此，需要有这样一种研究把所有这些材料整合起来，并希望提供给人们一个比基于任何一种单独的材料所得到的都要完整的商代历史的图像。

其次，过去十年中国有关商代遗址和遗物的考古发现，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一独特文明及其起源的知识，引起我们对我们所抱持的关于商代社会性质和商代历史特点的某些观点的质疑，另一方面也迫使我们反思我们关于商文明研究的某些基本前提。有鉴于此，本书不单是对我们已知的和熟悉的材料的综述，它还将激励我们在商文明研究的关键环节上追求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解。

第三，我们对商文明的认识目前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使我们能够尝试把商代社会放在比较的背景中，这对我们在世界文化的范畴内理解商文明是必要的，对于世界史学者（还有比较社会史家和进化论派的人类学家）归纳或者至少评估人类文化一般进化模式也是必要的。中国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人类普遍关心的理论问题的阐释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我相信，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即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看看我们在处理诸如国家起源、所谓的亚细亚社会和一般进化模式等重要问题时所处的位置了。最后我还想补充一句，把中国放在比较的背景中，同样可以加深对中国自身的了解。

事实上，写作这样一本书的必要性，并不意味它本身已经具备足够的条件任由任何一位学者写作它。本书写作的许多考虑可能会受到学者的异议，在此我略做解释。首先，尽管我倡导整合的而不是单学科的研究方法，我自己却也同其他研究者一样，只是接受考古学专业训练的学者，本书无疑会反映这个事实。其次，第一手的资料和重要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我不得不在资料的使用方面和各种资料的描述方面做出选择。我试图把本书写成一部不仅仅使少数几个商史专家才能看的书，所以有时候我在该写什么和对某些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上难免主观和武断。我希望我的同行原谅我没有在每个注脚下再加文献说明。

最后，在许多方面我使用了文献资料，其目的是使论证更充分和更坚强，我对文献的选择是深思熟虑的。使用同时代的资料比如甲骨文和金文讨论书中的问题，无疑是最理想的；但是同时代的资料不足以赋予商代历史图景以生命和精神。因此，我使用了周甚至周以后的文献记载来帮助完成商代历史的描绘，但这里有两个前提：其一，它们不是形成关键论点的关键论据；其二，我们有理由相信或证明使用这些相关文献的社会和文化有实质上的连续性。

1978年3月8日于马萨诸塞州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