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武帝的内政

汉武帝这个人，武功文治亦有可观（他的文治见本书第八章第六节）。然而他这个人太“不经济”。他所做的事情，譬如“事四夷”“开漕渠”“徙贫民”，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应当花一个钱的事，他做起来总得花到十个八个，而且绝不考察事情的先后缓急，按照财政情形次第举办。无论什么事情，总是想着就办，到钱不够了，却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绌。至于“封禅”“巡守”“营宫室”“求神仙”，就本是昏聩的事情。我如今且把武帝手里罗掘的事情，举其大者如下。

一、募民入奴婢，得以“终身复”，其本来是“郎”的，就再增加爵秩。后来又命民“买爵”“赎禁锢”“免赃罪”，特置“武功爵”十七级卖给百姓，共值三十余万金。

二、用齐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冶孔仅管盐铁。铁器皆归官铸，制盐的，都得用官发的器具。又榷酒酤。

三、算缗钱舟车。做买卖，放利息的人，有资本两千个钱，出一算（一百二十个钱）。做手艺的人，有资本四千个钱，出一算。有轺车的人出一算。商贾有轺车的出两算。船长五丈以上出一算。

四、置均输。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做大农丞，又代孔仅等尽管天下盐铁。桑弘羊想了一个法子，叫各处地方把本地的“出口货”作“贡品”，官却把它贩卖到别处。

五、改钱法。秦有天下，仍定以黄金、铜钱为货币。黄金用“镒”计重。铜钱仍照周朝的旧样子，每一个重“半两”，上面就铸着“半两”两个字。汉兴，黄金仍用斤计重，钱文的轻重屡次改变，最后才定为“五铢”[初用“荚钱”。高后二年，行“八铢钱”（就是半两），六年行五分钱（就是荚钱）。文帝时，铸四铢钱，武帝初年，改作三铢，后来又行半两，最后才改作五铢。五铢通行以后，铜钱的轻重，就没有改变。汉朝的五铢钱，在唐铸“开元通宝”以前始终算作良好的货币］。文帝时，“除盗铸令，使民放铸”，铜钱本已很多。武帝时，用度不足，就即多铜的山铸钱，“钱益多而轻”。“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白金。”（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形，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其二较轻，方形，其文马，直五百。其三更轻，其文龟，直三百）销半两，铸三铢，禁私铸。后来为三铢钱轻，又铸一种“赤仄钱”，一当五。然而白金、赤仄，毕竟俱废不行。到后来，到底“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钱法才算大定（这一次的办法，却颇合于“货币政策”的原理。所以钱法就此定下来。可见天下事不合学理是不行的）。

以上几条，第一条波及吏治，固不必言。而且“买复”去民太多，则“征发之士益鲜”，就不得不再兴别种苛法。官筦盐铁，则物劣而价贵。算舟车，则商贾裹足，物品缺乏。设均输的时候，桑弘羊说：“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则明是和商贾争利，而其害人最甚的，尤要算“算缗”和“变乱钱法”。《汉书·食货志》说：“……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师古曰：曹，辈也；分辈而出为使也），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这种行为，简直和抢劫无异。论钱法，则文帝时听民铸钱，本已害人不浅。贾生说：“法使天下公得……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淆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淆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执，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于此。”又说：“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可谓“怵目刿心”了。到武帝时，“法钱不立”，而突然禁民私铸，这时候的钱并不是不能私铸的，而且私铸了是很有利的（大抵禁止私铸，只有两个法子：其一是国家所铸的钱技术极精，人民不能效为；其二是“铸造费”极多，私铸无利。此外都不足恃的。武帝专令上林三官铸钱之后，所铸的钱大约颇为精工。《汉书·食货志》说私铸的人“计其费不能相当”，就自然没有人铸了）。政府想借铸钱取利，专靠严刑峻法去禁止人民私铸，于是“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就演变成极大的惨剧了。

文景以前，近七十年的畜积，到此就扫地以尽，而且把社会上的经济，弄得异常扰乱。这都是汉武帝一个人的罪业。然而还有崇拜他的人，不过是迷信他的武功。我说：国家的武功，是国力扩张的自然结果，并非一二人所能为。以武帝时候中国的国力，倘使真得一个英明的君主，还不知道扩充到什么地步呢。“汉武式”的用兵，是实在无足崇拜的（参看本书第八章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