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的人死于伤心:与文学为伴的生活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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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丑人悲伤

他们打起来了,像两只垫了海绵的拳套一样,刚刚坐着自动扶梯上来的人都看着他们。孩子站到了两边,眼睛里冒出迷惑,一个男人一面招架一面反击,他的吼声十分可怕:“孩子的事让他们自己去处理!让他们自己处理!”

埃·奥·卜劳恩,你看见了吗?你画的那六幅漫画,现在,我的面前就有实景,还配了音。孩子打架,闻声而来的大人争吵起来,然后是一记嘴巴,再然后是拳打脚踢,演变成一场殴斗,而此时的孩子们已经在一边安心玩了起来,跟没事人一样。不过,我所亲见的这一幕里没有对比产生的幽默,孩子站在两边迷茫地看,大人打架的样子真丑,太丑了。

大人丑,这是我从小就认定了的。俊气的大人只存在于连环画里,像是梁山泊那些带有主角气质的人物,现实中的大人,有着愁眉苦脸的习惯和暴跳如雷的潜能,有太多的原因让他们板起面孔。孩子也有很丑的,不过,孩子之所以丑,往往也是因为他的容颜、神态太像大人,是因为他皱眉、斜眼、撇嘴的样子太过自然,是因为他在打架时,嘴里飞出了大人才会用的词语。漫画里的大人也很丑,你看卜劳恩画的父亲,秃顶,扫帚眉,小眼睛,大肚子,口鼻的地方,蓄着老派德国男人的那种胡子。不过,这种丑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漫画要让人笑,不丑一点怎么行呢?

《父与子》那么走红,至今仍在源源不断地卖,我拥有的那个版本当初是从同学手中借来的,读了又读,以后当自己有了一本时,又被别的同学借走。可想来,花半小时读过《父与子》一遍,我笑的机会并不多,书中不到二百个故事,有一些看不懂,有一些看懂了但不觉得好笑。比如说,父与子钓到一条小鱼,讨论了一番后把它放生,结果一条大鱼瞬间把小鱼给吃了。又比如他们在湖中遇到美人鱼,美人鱼走了,两人一起临舷泣下。卜劳恩,为什么要让一个丑丑的大人落泪呢?

我对欢笑的需求,在刚记事不久就升到了高峰,所以见不得哭,何况是一个丑人的哭。丑人好像别无选择,或者被讨厌,或者被嘲笑,卜劳恩画的父亲,写进小说里就是一个别无选择的“反英雄”,搬上动画片,他一定是那种反应永远慢半拍的配角。但是,卜劳恩并没有撒开了画他的丑,他时常用一种淡淡的同情,让这位丑父亲显现一些特别的侧面:他常常是胆小的,远远看见一个挥着酒瓶子的人跑来,他就吓得带着儿子逃命;但有时,他又是勇敢的:跟入室抢劫的盗匪交火,隔着一道门互相放枪,还曾跳水救人,还有,他常常能跟一些身材很好但面无表情的宪兵周旋。

儿子则是个典型的孩子:爱耍小聪明,爱玩恶作剧,不过,他最常规的工作是模仿父亲。成人世界里有不止一个对象供他捉弄,但可以模仿的则惟有自己的爹。他模仿父亲的形象、威仪、举手投足,有时挑衅父权,好像一心要与大人平起平坐,而一旦遇到现实威胁,他又要依赖父亲的保护和示范。他的个头还不及父亲的裤腰,但他会当着父亲的面,没大没小地抽烟斗,还会在镜子前,给自己戴头套,戴假胡子。挑衅一旦过分,惹恼了父亲,他就会像只小鸭子一样被拎起来,放在膝盖上打。

我需要笑,但我对幽默有挑剔。对于漫画,我认为优秀的作者要有恰到好处的想象力,从现实向外跨出诡异而优雅的一步。最好的漫画是让人“哑然失笑”的,画面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正常,那么的不动声色。我记得,有一个漫画画一个光着屁股的女子站在洗澡缸前面,洗澡水里露出一个鲨鱼的鱼鳍;有一台压路机把人的影子压到了路面里;还有一群羊,过铁道的时候,头羊俯耳贴在铁轨上听动静,它们的想象是受控的,荒诞感是有度的,要是画洗澡人从澡盆里捉出一条鲨鱼,两只羊卧轨自杀,就全砸了。

《父与子》中最出色的故事都表现了这种受控的想象力。比如《吃面条》:饭桌上,儿子用手抓着面条往嘴里送,父亲就带他去博物馆,看那个拉奥孔父子被蛇缠绕的雕塑;《给裸像遮羞》:父子二人给一个裸体雕像戴帽子、披外套、塞手杖,哈哈大笑,最后,父亲刚脱了长裤,却见讲解员带着一群观众过来。我每次看到这一组画都很开心,如果大人能够“放飞自我”,丑又有何妨。

但我开心的机会着实不多,充其量就是全书的五分之一吧。卜劳恩的画风,特别是那笔触,含有一种让我无法一笑置之的黑色的质地了。他一生只这一本书传世,画完全书的内容用了三年多,在他幽默的创作背后是一个不幽默的身份:生活于德国的犹太人,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

卜劳恩能把人们的殴斗画得有如跳舞,但是,他很清楚殴斗就是殴斗。他是见识过暴力的人,为此留下了“政治不正确”的档案。他的一幅早期代表作,画了一个人在雪地上尿出“卐”字样。他对一些东西耿耿于怀,这妨碍了他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考虑如何“搞笑”,一些闪闪烁烁、驱之不散的忧虑,会让他的幽默想象戛然止步。西方人的卡通善于把恶变成喜剧的一部分,反面人物长了独眼,难看的獠牙,肥大的屁股和腰,身材比例严重失调,让人产生“你凭什么这么横?不知道自己长得多残吗?”的观感,但在卜劳恩这里,恶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

在一个讲述“忍无可忍”的故事里,一名流氓无端往父亲脸上吐烟,戳破他的帽子,打爆儿子手里的气球,暴着齿牙地狂笑。这流氓身材雄武膀阔腰圆,父亲哭着求饶而不成,流氓猛地挥起一拳,将他打得半天没回过神来。我在这幅漫画里看到了白描的恶,恶人极尽狂妄之能,他确信,狂妄不会带来任何于己不利的后果。

结局让人很解气,然而,卜劳恩弱化了父与子所受的欺压的力度,凌辱他们的人并没有下死力。正是在这种娱乐性的设计里,我看到了可怕的东西:强者耍弄弱者,就像猫耍弄老鼠那样志在必得。当父亲终于勇敢起来反抗强者,故事却已丧失了谐趣。想想也是,从古至今无数颂扬勇敢的故事,有多少谈得上是幽默的呢?

我读《父与子》的时候,报纸上还常能见到华君武的漫画。凭我疙瘩大小的脑仁是欣赏不来的:中国文人画画,历来喜欢呻吟,华老也总是用密密麻麻的字填满页边,从民间俗谚、童谣到自编的顺口溜,又像是文人做派,又似乎很想讨好大老粗读者——他为何不看看人家《父与子》,看看卜劳恩的画面有多么安静呢?通篇不着台词,以“默片”动人,才是更大的本事吧。然而,华君武的风格,那种抓单一特征而略去其他细节的简笔画法,又怎能让我不联想到卜劳恩。

果不其然,后来我查知,1938年,年方23岁的华君武来到延安时,就几乎把自己视为卜劳恩的私淑弟子,对大师的作品、风格尤其是他内心连绵的忧虑都了然于胸。世界上有的是一表人才的恶棍,而善良人并不一定能因自己的善良或反抗而强大,相反,还会认清自己的难看与卑微。中国人的漫画更加直接,缺少含蓄,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看了三四十年代的“暗黑系”——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因为太写实,漫画中的幽默几乎一律是黑色的,三毛跟狗争食的样子丑得都有异形的气象了。爱德华·福克斯(Edward Paul Fuchs)说,无产阶级没有漫画,因为“工人是缺乏幽默感的……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十分沉重”。不仅华君武、张乐平的漫画证实了这一点,我见识过的许许多多不善言笑的人,也都让我想起这句话。

《父与子》当初是在《柏林画报》连载的,画报延请卜劳恩时也有类似的顾虑:他会不会生活得太严肃,他,一个深为政治现实所忧的人,真能幽默起来吗?当然,最让他们忌惮的,还是画家敏感的身份,他们担心刊物会受到连累。后来父与子作品一炮而红,报社才如释重负,与苦大仇深的同时代人张乐平不同,卜劳恩创造了一个精神的避风港,同时也是远离政治的安全区:爸爸和儿子的家庭世界。不管外边成了什么样子,父子之间的合作、对抗与玩闹狂欢不受干扰。而《柏林画报》也给了卜劳恩一个机会,他把那些无法平抑的忧愤托付给艺术,托付给幽默感和想象力去安抚。

那是魏玛时代的最后几年,最伟大的德国作家都失语了。曾断言民主不适应德国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于1933年流亡出境,继续保持“政治冷漠”的本色,含糊地写写讽刺文章,对于希特勒的德意志文化政策,他持观望态度,甚至有所期待。德国知识分子常常是自我怀疑的行家,是被土星照耀的人,热切地盼望生命成为悲剧,悲剧成为规律。犹太人卜劳恩的苦闷大概也不例外吧,尽管其中更多地掺加了对个人安危的担忧:他隐居莱茵河畔的马堡,画画,用笔稍稍延缓可能到来的灾难。《父与子》的走红,并不能带给他成功的喜悦。

丑人有勇敢的时候,丑人也有伤心的时候。作为丑人,父亲经常死要面子,下棋下不过儿子就打一顿泄愤,但我更记得父子俩温柔、慈悲、于心不忍的瞬间:不忍坐视乞丐不顾,不忍炖一条钓上来的小鱼,不忍打死一只妨碍他们用餐的黄蜂。有一个故事描写两人种豌豆,总有一只鸟过来把刚刚种下的豌豆衔走,后来,儿子设法绕到鸟背后,突然把它捉住。最后一个画面里,鸟被一块手帕蒙了眼睛,仍被放回原先停着的那根枝丫上。相对于漫画里常见的懊丧、恼怒和暴力,这种风趣的仁慈多么少见,而画出它的人,如果知道他的漫画仅仅被书商包装成“风靡世界半个多世纪的爆笑经典”,又该多么难过。

我喜欢去动物园,但是,我见到被捆住脚、供人合影的绿孔雀,就会想起《父与子》里,卜劳恩画的中产阶级男女,他们伪善而浅薄,摆开架势,引诱小鸟来给自己当拍照的布景,儿子给这些小鸟喂食,把天使都感动了,飞来亲吻孩子的脸。但天使的出现总是意味着人力的无法救济,在人间,善良往往被冷酷逼到墙角。走出家门,父与子遇到的是一个尊卑意识依然强大的社会,一个仆役面无表情、汲汲于把手中职权用到极致的社会,一个显贵势利虚荣、市民好勇斗狠的社会。警察从服装到外表都透着趾高气扬,蓄着俾斯麦式两端上翘的人字须,动不动拎别人的衣领;一身军容的门卫,依然保留着威廉二世年代的派头,媚上欺下,以貌取人;草根阶层烦躁不安,就连芬兰蒸汽浴室里的侍应生都有虐待狂的倾向,随意凌辱客人。“阶级友谊”是罕见的:有一个故事讲父亲买的鸭子被大风卷入了一户民居的烟囱,掉进炉子里,被那户人家当作天赐的圣诞礼物直接上桌。父与子在窗外看见,悄悄转身离去,父亲蹑手蹑脚的样子,就仿佛刚刚和儿子完成了一场恶作剧——美好总是离不开童心未泯。

虽然不能经常地发笑,但我还是常常去翻《父与子》,我把那些最好笑的故事推荐给小伙伴,可是,我们有时也会讨论,为什么一些故事不好玩。那时,我总是接受不了一些主人公经常眼泪汪汪的动画片,我希望自己不要活在一出正剧里边,可无论怎样,在报纸杂志上,我还是时不常能见到木刻画风格的插图,那种沉郁、苍凉的气氛,会勾起对卜劳恩的联想。在“生活”一词里,占据半壁江山的是“生存”二字,这是大人的世界释放出的信号,大人都希望孩子“永远快乐”,可他们处在自己所理解的生活之中,他们做不了表率。

在《父与子》系列进入后期时,不知何故,卜劳恩开始断断续续讲述一个历险故事:他让父子俩继承大笔遗产,住进豪华公馆,又在一次旅游途中出了意外,被抛在了无人荒岛之上。他们找了一只信鸽,想让它去送求救信,可是鸽子呆呆立着不动,一怒之下,两人就把鸽子宰了,穿在木棍上美滋滋地烤。

画面里的爷俩依然开心,但卜劳恩的形象已然模糊、远去。这时的他,是否正在绝望之中?荒岛上的心情促使父与子杀死了一只鸟,他们还记得自己种豌豆时的好意吗?

虽然反纳粹,但当二战当真打响时,卜劳恩还是站在德国一边助威的。在德法前线“奇怪战争”时期,他还画了一幅漫画,讽刺法国士兵在炮管上晾衣服是要准备投降。可是,这些工作没能改变他死于迫害的命运——这些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幼时读《父与子》,我看到前言里说画家“被扼杀”,也没有往被处死的方向去理解,因为我无法接受这一可怕的事实。

正如我一直不敢翻漫画的最后一页一样——父与子在树杈上钉了一封告别书,然后携手走向远方,走上天空,六个星期以后踏入太阳(也许是月亮),随后,这个天体就浮现出一个父亲的微笑脸容:扫帚眉,小眼睛,口鼻的地方蓄着老派德国男人的那种胡子。我只看了一眼就阖上了封底,感觉就像一个昨天还寒暄过的友人,忽然间就上了讣告似的。我受不了这样的结束,也不知道当初的报纸和读者怎么能容忍画家如此收场。只是后来,我才注意到那张脸孔旁原来还有一颗小星星,六角形,是犹太人的象征;我才知道,注意是一种需要缓慢学习的能力。

参考书目

[德国]埃·奥·卜劳恩作,《父与子》全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

张乐平:《三毛流浪记》,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8月。

贝蒂尔·里贝克为《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所作之插画

没等小男孩想到应该放开这只公鹅的脖子,

他已经升得那么高,要是掉到地面上,就会粉身碎骨。